讀者10問楊力州
摘錄自：講義雜誌電子報 2013/10/9
文．採訪/黃瀚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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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天下文化出版提供） |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知名作品包括《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被遺忘的時光》……等。他花了一年時間長駐高雄甲仙，記錄居民在莫拉克風災後的重建之路，與甲仙國小的孩子，如何透過拔河比賽重振地方士氣。《拔一條河》日前於院線播放，上映一周票房即突破新臺幣500萬元
是什麼機緣，讓你決定拍攝《拔一條河》？
八八風災過後兩年，我接下統一超商的微電影，計畫拍攝店長的故事。拿到各門市資料，我一眼就看到甲仙，莫名地受到吸引。到了當地，我們和居民聊天，聽了很多風災後動人的故事，認為是個值得記錄的題材，建議統一拍攝三十分鐘的短片，短片又發展成紀錄長片《拔一條河》。
風災時，當地死亡人數實在太多，小鎮的喪事從年頭辦到年尾，再意志堅強的人，也會消沈。能離開的人都走了，剩下那些走不掉、不想走的。
初到甲仙時，我們聽說甲仙國小拔河隊得到全高雄冠軍，便到組合屋教室拜訪他們，看到這群孩子把不過郵票大小的報導，影印放得好大，好大，慎重貼在牆上。我恍然大悟，這些孩子的勝利，是小鎮闊別已久的「好消息」，決定以拔河隊為主要記錄對象。
拍攝《拔一條河》期間，什麼事最讓你難忘？
孩子們參加全國決賽，拿到第二名。但回程的遊覽車上鴉雀無聲，小朋友都哭喪著臉，因為他們認為，只有「第一名」可以榮耀甲仙。
事前我們就知道，居民準備了驚喜─無論成績好壞，他們都會在甲仙大橋上迎接孩子。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很擔心，真的會有人來嗎？人會不會很少？不料，遊覽車才上橋，就被人群堵住了，全鎮兩百多人全都湧了出來。媽媽對孩子說：「你們好棒。」一路忍著眼淚的孩子，這才嚎啕大哭。整座小鎮都很興奮，我們也很激動。
甲仙大橋是當地唯一的聯外道路，太多居民曾在這座橋上，送孩子到外地上學、當兵、嫁女兒……風災衝垮了橋，也毀掉了人們的回憶。透過這群拔河的孩子，居民在新的橋上建立起新的記憶，讓我相當動容。
以前我認為，「小孩鼓勵大人」的情節，只會出現在宮崎駿的電影裏。但在甲仙，孩子證明了：我們站得起來，大人沒理由站不起來。
《拔一條河》中，也有不少篇幅在記錄新住民媽媽，為什麼會想這麼做？
之前有人跟我說，不要拍新住民，臺灣人對他們不感興趣，這樣的紀錄片沒人想看。早在二○○八年，臺灣新住民就已經超過五十萬人，新住民子女超過一百萬，但他們卻始終被漠視，我想說出他們的故事。
在甲仙，有幼稚園的孩子不敢承認媽媽是新住民，為什麼年紀這麼小，內心就已經產生「階級」？我在農村長大，小時候最怕資料要填父母的學歷，「小學」那兩字，總會讓我猶豫很久。因此，我格外能體會那孩子的心情。
不少人習慣用輕蔑的態度對待新住民，還有人直接問：「你是被多少錢買來的？」跟在旁邊的孩子聽在耳裏，要怎麼認同自己的媽媽？他們長大後，會不會對臺灣充滿仇恨？
甲仙的新住民媽媽都喜歡做菜。一個母親說：「我有一天會死，但孩子只要記住菜的味道，就會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她們是這麼努力地，想成為「孩子尊重的母親」。
飄洋過海的她們，本來就具有堅毅的特質，是社區重建的重要力量。一次我拍新住民媽媽，她說：「不要拍手，很醜。」她的手因為長期在農地勞動，粗黑龜裂，當下我真想告訴她，這是一雙最美的手。
你希望觀眾從《拔一條河》中看到什麼？
「一個臺灣，兩個世界」，這另一個世界並不遠，從臺北出發不過三個多小時車程。除了希望觀眾看到甲仙居民從風災中站起來的毅力，也希望藉此打破大眾對新住民、新住民子女的誤解。
你在風災後的甲仙，看見了什麼轉變？
甲仙過去是南橫入口，居民習慣靠「過路財」賺錢。颱風奪走甲仙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剩下的那百分之一，卻成為強大的力量。
風災後，政府釋出「八八零工」，請居民種樹，一天可賺新臺幣八百元，但僧多粥少，一人一周大約只能工作兩天。一位賣芋頭冰的老闆跟我說：「我希望政府不要再給錢了，做這樣的工，我吃不飽，餓不死，生存的尊嚴與能力卻逐漸消失。」我又問：「那你希望政府做什麼？」他想了想，說：「教我們怎麼種有機蔬菜，或其他高經濟價值作物。」現在，很多甲仙人回歸土地耕作，或是想辦法開發祕境，希望留住觀光客。我認為他們漸漸「看見自己原來的樣子」。
你認為災區居民最缺乏的是什麼？
風災後，政府其實也很努力，硬體重建非常快速。但我認為，真正的「重建」，不是新大橋剪綵後就沒事了。日本三一一海嘯發生三年，當地才出現自殺潮，「心靈重建」看不到，卻比什麼都重要。
你拍攝紀錄片多年，是否有想放棄的時候？
每次剪接時，我都說：「這絕對是我最後一部紀錄片。」但我總是又被觀眾打動。有人寫信告訴我，他和母親關係緊張，不知道多少年沒一起吃飯了。他看《被遺忘的時光》，在戲院哭到走不出去，決定約媽媽吃頓飯。
《拔一條河》在甲仙舉行特映會，原以為兩場就能讓全部居民看完，不料卻持續播放到午夜，因為在外地讀書、工作的年輕人都回來了，「這樣才能陪阿公、阿嬤一起看。」影片播畢，有人站起來跟我說：「我們鄉下人很多事不懂，但我想讓導演知道，我們很愛你。」當下我熱淚盈眶。
你未來有什麼拍片計畫？
我下部紀錄片《紅盒子》已在剪輯，拍的是布袋戲大師陳錫煌。他是李天祿的長子，因為李天祿入贅，故從母姓。這部片談的不是布袋戲，而是「父子」。
另外，我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拍七個高中生。他們現在三十五歲了，有人過世，有人結婚生子，有人離婚了。我要一直拍到他們四十歲，預計七年後才會發表。
現在有不少年輕人想投入紀錄片拍攝，你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不要踏進來。拍紀錄片是很寂寞的工作，你每拍一部片子，肩上就多一份別人的期待。紀錄片工作者終究會遇到要說「再見」的時刻。要怎麼跟鏡頭前熟悉的臉孔道別？拍完了不想轉頭就走，但總有下個工作要進行，說再見是很痛苦的。
可是，如果來不及了，你已經踏進來了，那我只能告訴你「不要回頭」。
你心中最幸福的片刻是什麼？
我在甲仙住了這麼久，很怕女兒不喜歡我了。當我回家時，女兒抱著我，說：「爸爸是新郎，我要當新娘。」那真是我最幸福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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