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
摘錄自：講義雜誌電子報 2015/2/11
文/陳瀅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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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阿兜繪） |
「炸烏魚子的時候，在已經煮滾的油裏過一下，馬上撈起來，這樣聽得懂嗎？喂？有在聽嗎？」
「如果在油裏放太久，烏魚子一切開就會散了喔。」
多年後，我遠赴歐洲求學，八十歲的祖母在地球遙遠的另一端，就著電話線，仔細地教我怎麼處理朋友從南臺灣寄來的野生烏魚子。還有如何料理白斬雞、芥菜湯、還有其他的很多、很多。
年菜。
然而祖母並不知道，我問她這些，並非想在異鄉準備年菜。祖母不知，在她那溫柔認真的描述裏，我打算就這麼過完一個人的農曆年。斯人已逝，那令人懷念不已的團圓飯就像一張張泛黃的照片。過去了。
童年在家鄉過年的回憶，在奶奶微啞的聲音裏，濃縮為一盤、一盤的年菜，在那一年又一年、一桌又一桌的團圓飯裏。直到團圓飯在我十四歲時倏然中止，二十四歲時完全結束。
十四歲那年的火車，和往年一樣輕輕地將我搖晃回老家。只是這回，只有我一個人回家。推開老房子紅漆剝落的大門，祖父見到我，照舊放下一切手邊事，領我到祖堂上香，告知祖先，我回家了。東臺灣的空氣如此清新、溫暖，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彷彿就算發生過了什麼事，在這清暖的空氣裏，所有的紛擾也不禁要安靜下來，不再張牙舞爪。
裊裊香煙，在祖堂裏和煦地燃燒著。然而，那無聲的粉碎卻在這老屋裏迴蕩著。一如香灰從香柱上落下。
昏黃的客廳裏，燈尚未點上。祖母坐在籐椅上，面著電視機，雙腿掛上了椅把，像個淘氣的孩子。我趁祖父沐浴時，得空將一枚五千元的紅包交予祖母，當做年節的補貼。是母親要我轉交的。
祖母接過紅包，查看了一下，頃刻間啜泣起來，如一個被遺棄的老婦。
我們都希望，這只是一場惡夢。但我們卻從未能從這場惡夢中清醒過來。我的父親被通緝為經濟犯，和我們不告而別，與另一個女人離開了臺灣；母親倒會了，背上了千萬元的債務。臺北的公寓即將被拍賣，而債主，不斷地找上門來要脅我們的安全。那是一段痛苦的時光，但當時的我還不能夠完全了解到那痛苦的深度與強度。
沒有了父親、母親的年夜飯，對我而言，更為自在。
對祖父而言，卻不然。
受過日本大男子教育的祖父內向堅強，無論家境怎麼艱難，他張羅一切挺著老家，盡力不流露出悲傷的情緒。即使，在家變後的第一張年夜飯桌上，我的父母親與妹妹的位子空下來了，我照舊吃著年菜樣樣不缺的年夜飯、收到年年都有的壓歲錢。在壓歲錢的紅包袋上，祖父以黑色油性簽字筆，工整地寫上「新年快樂」，然後，在交給我的時候說：「又長一歲了。」
龍蛇馬羊猴與雞。狗豬鼠牛虎與兔。
我在龍年的春節出生，年復一年，祖父的紅包從未間斷，即使我已經工作了也仍是如此，直至祖父過世，我擁有整整二十四袋祖父在新年送給我的快樂。每年，紅包袋的顏色總是不盡相同。而在一枚俗麗的桃紅色紅包袋上，我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名字。
四歲的我，依偎在祖父的小腿旁，手裏抱著一隻玩具狗熊和最愛的波浪鼓，一邊玩著，一邊不時往上方看著祖父壓低身子，在客廳的長方形大理石矮桌上，一袋、一袋寫著「新年快樂」。那是即將進入農曆新年的冬日清晨，祖母一大早就開始在廚房裏忙碌了。老房子裏洋溢著新年來臨前，微微顫抖的興奮之情。祖父母的雙眼裏，充滿了笑意。再過幾個小時，爸爸、媽媽、妹妹，還有兩位叔叔，就要從臺北回來團圓了。
這一年，也是我在臺東與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最後一年。過了新年，我就要上臺北和父母同住，就讀幼稚園。被迫離開祖父母的我，偷偷地哭了好久好久，花了好長好長的時間，才適應了臺北的生活。
「這是你的紅包喔，」祖父突然低下頭笑笑地對我說，指了指桌上一枚桃紅色的紅包袋。
我好奇地站起來想探個究竟。桌面大約在我肩膀那麼高的地方。往紅包袋的方向望過去，我看見了幾個粗黑的方塊字。
祖父指著我的名字，告訴我那是我的名字。
還懵懵懂懂的我，腦海裏卻清楚地印下了那三個字的輪廓。
隨著屋裏年菜的香氣漸漸濃郁起來，年的腳步也一步一步地靠近了我們。那是辛酉年，屬雞。在端午來臨之前，爺爺就要滿六十歲了。
雞年過後不久，爺爺在他的日本宿舍旁，加蓋了一個祖堂。從我有記憶以來大部分的除夕夜，在祖堂那張可以伸展的大方桌上，時間到了便會擺滿祖母親手做的年菜與八副碗筷。祖父坐在距離祖先牌位最近的位子。我總在祖父的右手邊坐定，以便等會兒為祖父將魚刺挑出、雞肉去骨，盛湯挾菜。其實，這些都不是必要的，那時祖父還算健康，但我在臺北念書，要等好久才能和祖父見上一面。我得把握住任何機會對他好，不必要的或必要的好，都好。
「你好像一回臺東，就很開心的樣子，」團圓飯桌上，父親在另一頭，苦笑著說。母親凌厲的目光隨之而來：「你倒比較像你爺爺奶奶的孩子。」
年夜飯桌上頓時一片沈默。
團圓飯吃過幾回，輪迴重新開始。又是龍年，我就要滿十二歲了，早已學會了在這樣的時刻，趕緊收拾起臉上任何一絲愉悅的表情，不留任何線索，彷彿若無其事。祖父與祖母心裏緊張擔憂起來，卻什麼也不方便說。然後，是叔叔們很快地轉移了話題。不知從何時起，在飯菜豐盛的團圓飯桌下，看不見的暗濤洶湧在父親、母親、叔父們之間不斷地你來我往、波動起伏。年夜飯的氣氛於是隨著光陰荏苒，愈發地凝結如冰。而祖父母與我，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那一年，我和祖父一起，在老家的大門兩旁貼上了「天增歲月人增壽」和「春滿乾坤福滿門」。
從被接回臺北的那一刻起，我便希望我真是我祖父母的女兒。四歲多一點的我，某個深夜，趁母親睡著了，偷偷起床將一條大毛巾與三角褲，塞進印有科學小飛俠的藍色手提袋裏，走出屋外。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深夜，臺北的天空，那麼濃重的藍。夜晚的戶外清涼如水。
那是一切都還沒被污染的時刻。天空是天空，夜是夜，我是我。
我拚命地想推開鐵製的大門，回臺東找爺爺奶奶。
門好重。我太小了。
衝出來的是氣沖沖的母親，她總是氣沖沖的，也不笑，手裏抓著衣架子準備揍人。
再衝出來的是叔叔。他擋住了母親。
我大哭起來。不是害怕被打，而是想到我可能永遠也沒辦法逃離臺北。
有時祖父撥電話來了，問我乖否，有無聽媽媽的話。我的胸口與喉頭便會頓時緊得發痛。努力擠了聲「有」，讓祖父安心。電話那頭的祖父渾然未覺，當我一聽到他的聲音，便感覺自己就要崩潰了。但我不能，我甚至連掉眼淚都不被允許。淚水，被我拚命地鎖在眼眶裏。我怎知等一會兒掛上了電話，母親會用什麼樣的話語逼迫我敏感的神經？
我變得早熟了。不能只有六歲。
「你的心機真重。」母親這麼對我的早熟下了註解。
這個世界如此深奧複雜。我或許不能夠是我。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世界裏，若能夠有一個人、一件事，甚或是一縷南風、一蕊在春天準時盛開的花朵是不變的，我那微小的生存的勇氣就似乎可以被滿足了。或許，這就是四季與輪迴的意義，或許，這就是過年之於我的意義。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每隔了一年，當我再度嘗到奶奶的年菜，嘗到姑婆特意送來的剛蒸好的發粿，還有叔公送來的裹著透明玻璃紙的薑黃色年糕，當我聽到、看到這種種重複的年節戲碼，卻從不倦膩。那唱遍大街小巷的年歌，俗氣得令人抱怨，但在這細碎的抱怨中，卻蘊藏著多麼巨大的幸福。
這「重複」的美，這足夠我再等一年的幸福。
自從被接回臺北，過年，是除了暑假外，我唯一探望祖父與祖母的機會。
我喜歡和祖母一塊兒採購年菜。鄉下的傳統市場裏人聲鼎沸，一片盲目的喜氣。向來不愛湊熱鬧的我，出奇地對這摩肩接踵的景象一點兒也不煩膩。緊緊挽著祖母的手，我們在魚丸攤前試吃和挑選新鮮現做的各式魚丸；和雞肉販一起站在雞籠前挑選理想的雞隻；和其他主婦在魚販前搶購清晨剛捕獲的最肥美的魚蝦；在蔬菜攤位前買上大把大把的茼蒿、蘿蔔、芥菜、蔥、薑、蒜；而在豬肉攤前，祖母俐落地挑選香腸和上好的三層肉，要好幾份呢：祭祖用的、祭地主用的，還有萬萬不能忘記年初二，獻給土地伯公的。慎終、追遠，老人家不敢有所簡省，因為他們想為子孫求得更多的祝福。
祖堂裏，祖父母手持線香，站在我前方，嘴裏念念有詞，虔誠堅定，對祖先請求著一句又一句，卻沒有一句是為他們自己而求。彷彿，只要這些從己身而出的幾塊血肉能夠安好，他們便已經足夠。似乎就算子孫回頭啃噬他們的寵愛，使他們傷心、絕望了，他們也毫無怨悔。
正如祖母在菜市場裏奮力穿梭時那認真的眼神。年菜的確年年大同小異，但祖母在市場裏的腳步卻一年比一年緩了。然而她的子女們，往往在她的寵愛裏，捱到除夕夜當天才南下直接享用那埋藏了舐犢深情與勞心勞力的團圓飯。
下午三、四點，年夜飯的準備進入了緊鑼密鼓的階段。
坐在客廳旁，對著廚房開了一扇窗的小倉房裏，提早回老家的我靠在窗臺上，待命祖母需要幫忙的叫喚。看著祖母在廚房裏細心地拿捏炸烏魚子的時間，剁白斬雞時奮力舉起的手臂，與淘洗白米時比平日更加專注的神情，還有，在那多階梯的日本老房子裏，爬上爬下翻箱倒櫃地拿出平常不捨使用的最精緻的碗盤，小心盛裝上滿滿的年菜。
多年來，住在臺北城裏的子女，吃遍山珍海味，舌頭刁慣了，家裏一成不變的年菜有時甚至成為了批評的標的：多與少、質與量，祖母總是難以拿捏到讓大家都滿意。但她總在面對批評時，笑一笑，將一切包容了。
某一年的除夕早晨，爺爺寫完了紅包袋後，像往常一樣開始在屋子內外忙碌打掃與張貼春聯。趁奶奶等待雞隻和三層肉煮熟的空檔，我從小倉房踅到正站在大門外貼春聯的爺爺身旁。
「我們把大門漆成紅色好不好？」已經拿定主意的爺爺，還是想問問我。爺爺喜歡我支持他。
「當然好，」我說。
我多麼想抱著爺爺，和他說，爺爺你說什麼都好。但我並沒有上前抱爺爺，也沒和他說這些。喉頭緊澀的我就說了「當然好」。
我們祖孫倆，馬上一起動手，將原本墨綠色的大門漆成了大紅色，遠遠看起來，那就好像是一面全新的門，好像，只要打開了這扇全新的門，我們就會展開一段全新的生活。爺爺和我滿意極了。那時的我們，那麼的快樂。
過了幾年，我十四歲了，大門上，紅漆早已斑駁。那時的快樂，悄然遠去。我的父親不再回老家，雖然爺爺聲聲請求，母親與妹妹仍選擇留在臺北過年。而後，祖母體力也不比往常，一桌澎湃的年菜，變成了火鍋，一切從簡。
也算團圓。飯桌上少了我的父母親，倒讓我的心情輕鬆起來。因為人數變少，年夜飯便從祖堂的大桌上，移置到客廳的矮桌上。祖父已吃得不多，但我們還得控制他不能對祖母燉的紅燒肉貪嘴。飆高的血壓早讓他幾乎失去了右眼的視力，腦中風仍是健康的隱憂。然而，比起三個兒子所帶給他的心痛與煩惱，這些也都不過是小事。
時光流轉，龍年再回來了，我二十四歲，爺爺卻撐不過那年的冬至，在一個滿月的子夜，先一步走了。他過世後的第一頓年夜飯，白斬雞和烏魚子仍在團圓飯桌上，在奶奶的堅持下，這兩道年菜從不缺席，然而祖父坐的那張老籐椅，卻空了下來，一點沒有堅持的餘地。或許，是為了逃避什麼，那一年的飯桌上，大家說話比平時更大聲也更有精神。屋內的笑語與屋外的鞭炮聲不絕於耳。恍惚中，當我錯眼不視那空著的位子時，彷彿一切如常。
那年之後，我遠走他鄉，老房子也被強制徵收。我再沒有機會回老家過年。獲得了如是自由的我，只能任憑那無聲的粉碎在我心頭回響著，一如香灰從香柱上落下，一如紅漆剝落的大門被默默地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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