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不只需要一個林飛帆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7/1
2014-06-25天下雜誌 550期 作者：林倖妃、李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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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鍾士為 |
五十四歲的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在太陽花學運時，幾度到現場觀察，送物資去支援。但他也說，靠靜坐對抗不了韓國三星。當他和今年二十六歲、太陽花學運學生領袖之一的林飛帆面對面，兩人都發現，彼此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遠。
問：兩代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往往不同。請童先生回想，你在和飛帆同樣的二十六歲年紀，遭遇最大的困難是什麼？飛帆又如何看自己這一代的處境？
童子賢：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困難，那是一個物質比較貧乏的年代。回想起來，也是氛圍美好的年代。我從台北工專畢業，服完兵役就進入宏碁工作，看到多數學理工的人，好像懷著對宗教的信仰一樣，日夜奮鬥。
在那幾年，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感性的奮鬥，但沒有人求回報。好像有努力，環境就會對我們有正面回報。同一時間，台灣社會正在轉變，選舉更熱鬧，社會也有更多元的聲音，在工作環境中遇到任何挑戰都是機會。
包含第一次出國，在那年代出國不容易，就是不眠不休，還很感激，想說環境怎麼有機會讓我們遠渡重洋去看世界。當然，這是當時的社會氛圍。你要我回憶二十六歲有沒有困難，困難一定有，但我們沒有認為是障礙，而是機會與挑戰。
林飛帆：過去認為，白手起家是可行的，只要願意投入與努力，就可能有所改變。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不一樣，雖然很想努力，但無法跳脫身處的環境與框架。包括就學，還有學貸與租房、房貸等問題，年輕人卻只有二十二Ｋ。
某種程度上，有人或許認為我們這一代反抗能量驚人，其實來自於我們想要追求，但又追求不到，只好更進一步挑戰體制。
問：太陽花學運對兩人有任何衝擊嗎？有改變過去對年輕這一代的看法嗎？
反省 才能穩定進步
童子賢：事實上，學運這兩個字並不是我最關心的，我反而是關心學運上更大的傘，就是公民社會的現象。公民社會更加成熟與進步，是我樂於見到的，學運只是這幾年轉變中的一環。
我認為，這是台灣穩定進步的力量，終於有很大的反省聲音出來。我是好奇的人，一開始看平面媒體報導不太相信，於是騎著摩托車、直接走到現場，體會氣氛。我在現場被很多人認出來，也看到很多年輕人下了班跑去參加靜坐，有一些根本是我關係企業的人。
看到這現象，其實我很安慰。這個社會掌握主流權力的人，不論是行政院或部會，對民主的認識不夠，以為我做了決定，你就要聽我的。可是公民的力量卻開始集結，勇敢說我不同意。這對我影響太大，甚至對下一代的影響也很大。
我覺得，台灣慢慢步向成熟公民社會，有更多人，像飛帆，願意出來號召大家，即使踩在危險的懸崖邊緣，也要把聲音表達出來。我認為是好的，這個社會不再只是top down（由上而下），還可以bottom up（從下而上）。尤其，當這樣的行動是由年輕世代主導的時候，就像是早上八、九點的太陽，充滿希望。
林飛帆：我到目前為止，還沒辦法釐清學運對我的衝擊。坦白說，我沒有真正離開當下的氛圍與情境，一直持續到現在。
為什麼這一波的運動，能產生那麼龐大的能量，不但充滿希望，甚至帶著嘉年華式的氣氛，跟以往行動很不一樣。我認為，是年輕人長時間不滿的累積，到頂點之後，突然找到宣洩出口，而且是透過看得見、摸得著，具體可行的方式，而不是過去和掌權者隔空喊價的互動模式。
這讓我們忽然之間，握有談判的籌碼，真正抓到機會。
這個世代的籌碼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運動打到一個既有政治格局的重要關鍵。我們以前太多運動沒有打到核心，再怎麼抗爭和施壓，當權者絲毫感受不到壓力，沒有促成實際改變，抗爭者也感覺不到真正的機會，沒有辦法對體制或制度產生衝擊。
然而，當我們衝進立法院，發現外面的人有多想把國會議場守住，這時的心情就像你原本在賭博，從一個身無分文、混到賭場的小孩，突然得到一張籌碼，你要如何喊價，讓這個籌碼有價值，甚至讓籌碼有辦法獲利。
我覺得，學運前後最大的轉變是，過去大家對參與社會運動與抗爭，對表達意見意興闌珊；突然，有一群人拿到籌碼，可以跟大家說趕快來用這個籌碼。
會有這樣的轉變，我的解釋是，我們這個世代從沒有掌握一絲一毫的籌碼。我們處在的環境是，想要籌碼與牌，但都要不到。或許如童先生所說，透過個人意願和努力，有可能對自己的生命做出改變。但我們這個世代可能鬱悶太久，都沒有辦法拿到籌碼。
問：童先生曾經說，年輕人要反省，躲起來不和大陸競爭，將來如何和國際競爭？依你們的觀察，年輕人的競爭力在哪裡？
童子賢：以一個人的身體做比喻，即使有強壯的肌肉與身體，如果荷爾蒙不足，或沒有堅強的意志力，就像一個社會內部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或是所得分配不健全，反而可能萎靡。
除了檢討這個人身體健全不健全，當然也不能忽略外在的生存機會。這就像一個人住在森林，四周圍有豺狼虎豹，他是否可以到外面採集野果或糧食，養活一家子，以及這個人的精神與身體有沒有平衡健全，兩者都是必須的。
我要提醒的是，外面有很多豺狼虎豹，有很多有利和不利於你的變化，這些都是年輕人必須面對的挑戰。
我認為整個台灣，從學運世代到重視經濟成長的世代，都需要反省。我曾說過，你沒有辦法用靜坐來對抗韓國三星企業或美國蘋果電腦，這是很簡單的事實。卻有人很悲憤地說，童子賢你不可以把這個問題推給林飛帆這個世代，我對這樣的批評完全接受。
但台灣本就是一個島國，資源不足，不太可能用鎖國達到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自我滿足。
現在面對的，是外面有一個巨人強力影響你，但你自己的荷爾蒙分泌還不健全，所以常感覺頭暈暈的，走起路來步履蹣跚，這就是我說的要先健全制度。健全內部教育制度和社會發展、所得分配種種，才可以活得很有自信，活得非常平衡。
如何面對門外的豺狼虎豹？
林飛帆：很多人會說，我們是島國心態、故步自封，但我們也不是這樣，不管對世界各國或者中國，台灣沒有辦法完全自外於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如童先生說，我們必須跟世界各國競爭。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反省，過去談跟世界各國競爭，或者我們為了要跟各國或經濟體互動，我們到底犧牲哪些東西？或我們即將犧牲哪些？在新自由主義和發展主義的主流思惟下，我們並沒有反省。
這才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對服貿提出論述，對自由貿易提出反省。
如果接下來要談如何面對競爭，有些事必須先解決。童先生的比喻很好，我們要面對外來的豺狼虎豹，現在連一個強健的身體都沒有，卻要先割一塊肉，這樣的做法並不是長久的存活之計。而是要面對你的身體出了哪些問題，先把這些傷治療好，再來仔細思考要如何跟外面的豺狼虎豹對抗。
問：兩位都是從社會面去剖析，但年輕世代的競爭力又在哪裡？
林飛帆：我在這波運動裡面，看到年輕人在嘗試做的事情，或許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非常多年輕人開始回歸在地農村，從很小的事情開始做起。包括，他們可能是回到農村裡面去幫忙產銷，幫老農賣不出去的東西做產品上的改善、建立通路。
我們過往的思考方向是，如何累積大量資本，在國際上跟他人競爭，不會放太多心力在這些手工業和小農。現在年輕人開始回到農村經營，那些東西未來會不會成為台灣新的特色，成為在國際上競爭的條件，這我不知道，我也沒有答案。
問：飛帆有沒有想過，未來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林飛帆：我的本科就念政治，出國念書當然是一個選項，但坦白說，從大學時期到現在在做的事情，我都當成工作在做。我們也在運動後成立組織，這可能是我未來要投入十年、二十年的工作。
如果要說有薪水的工作，我也在想，未來有沒有可能從事所謂的政治改革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我把它當成是我的志業，但透過社會運動等方式，變成一份可以養活大家、可以溫飽的工作。
問：童先生怎麼看呢？你有沒有什麼要跟飛帆分享的？
童子賢：如果我的子女是扮演飛帆這樣走出去的角色，我會給予很大的掌聲。
我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曾經領導七十個人的部門，可是他已經領導五十萬人上街了。所以我認為，新的生命會在不同的角落滋長，你給他場域、給他雨水滋潤，他就會不斷冒出來。
也許十年以後的飛帆，他扮演另外一個角色，我相信他一樣可以扮演得很好。
但台灣社會，不會只需要一個林懷民、或一個嚴長壽，台灣社會也不是只需要一個林飛帆。
我希望，台灣的環境能夠有更多的場域，大的舞台、小的舞台，讓更多肯活躍起來的頭腦，不管是金頭腦、銀頭腦，都能夠得到更多的發揮空間。這樣台灣人才才會不斷冒出來。（林倖妃、鄧凱元、陳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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