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部長？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7/29
2014/07/21
作者: 羅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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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偉寧請辭獲准，繼任人選難覓。儘管不少人視出任教育部長為畏途，但各界仍積極舉薦，社會對教育事務的關心，可見一斑。
教育事務做為國人參與最為踴躍的公共政策，歷來教育部長的任用總要引起關注，幾可說是每次內閣改組時最為棘手的人事安排，觀察主事者任用教育部長的心證以及主流輿論的偏好，各界所認知的理想教育部長原型，一方面反映了社會期待，一方面似也凸顯特定價值觀。
綜合主事者思維與輿論看法，各界期待的教長人選似乎必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必須具有博士學歷、要能傾聽各界意見、不能有意識形態，應該問的是，這些看似具有高度共識的看法當真沒有問題嗎？
首先，博士學歷是教育部長的必要條件嗎？
從二千年第一次政黨輪替至今，陳水扁與馬英九政府分別任命三位教育部長，分別是曾志朗、黃榮村、杜正勝、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這六任教育部長要不是具有博士學位，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是出身大學校長，顯見藍綠執政者對教育部長人選確有共同偏好。
可以多做討論的是，博士學歷或者大學校長當真是教育部長的必要條件嗎？教育部長的主要任務是來推動、執行教育政務？或是進行學術研究？歷任教長的評價與建樹，當真與其學術成就成正比嗎？如果博士學歷、院士出身等於品質保證，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歷任博士部長的教育施政？馬政府幾任博士內閣又是怎麼回事？
必須指出，教育部主管的業務不僅僅是高等教育，就以新任部長馬上必須面對的「12年國教」政策來說，面對各界不同期待，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教育部長更需要的恐怕是正確掌握政策內涵，以及溝通協調的能力，這些特質與是否具有博士學歷似乎無甚相關，主事者若執意要求教育部長必須出自高教體系或學術機構，不僅限縮了適任人選，其實也不必然有利於教育政務的推動。
其次，教育部長應該傾聽什麼民意？
或許是教育政策不為國人信任，也或許是改革方向不符社會期待，如果可以提出建言，相信會有不少國人期待教育部長能「傾聽民意」。其實，面對日益民粹化、庸俗化的政治生態，歷屆以來，似乎沒有什麼教育部長敢於「不傾聽民意」的，未來新任部長要是來個什麼「傾聽之旅」，以塑造其人尊重民意的形象，也完全不讓人意外。
然而，問題顯然不是教育部長有沒有傾聽民意，而是面對各種不同的社會期待，教育部長究竟選擇傾聽什麼民意？以歷來地方首長提出的各種媚俗政策，例如，台北市長郝龍斌的「一綱一本」政策、前台北縣長周錫緯的「英語活化課程」為例，這些錯誤教育施政，雖然有違教育專業，但背後其實也都有特定民意堅定支持，試問，面對諸如此類媚俗、視教育政策為政治工具、又有所謂民意當後盾的施政，教育部長是該峻拒？還是要傾聽？
我們以為，如果沒有以專業為本，只是一味的標榜傾聽民意，以為這樣可以廣結善緣、多方討好，恰恰可能走向民粹施政，反將葬送教育專業與教育品質，殷鑑不遠，教訓歷歷在目，新任教長不可不慎。
最後，教育部長可能不具意識形態嗎？
誠如所見，台灣政黨政治已深陷意識形態對抗泥淖，在教育領域也不乏其例，如國語文的文言、白話比例之爭，母語課程的比重問題，歷史教科書對特定歷史事件的觀點與評價等，過往只要涉及意識形態爭議，總是引起不同團體間的角力。
在這個脈絡下，厭倦意識形態對抗的輿論，也每每大聲疾呼：「教育部長不應有意識形態」，這樣的建議固然反映社會對政治干預教育的不滿，但問題是，教育部長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嗎？
暫不討論意識形態（ideology）一詞的複雜性，無論如何，意識形態既是人類社會的產物，自然也會影響生活其中的人們，除非我們不參與社會活動，否則人人都勢必有其看待社會事物的觀點與態度，除非新任教育部長成長於無菌室，否則我們如何要求教育部長不能有意識形態？
其實，意識形態對教育的影響，不僅僅侷限於人們熟知的統獨之爭，說到底，幾個教育的核心命題無一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辯：進步的？保守的？普及的？菁英的？要全球化？還是本土化？要公共化？還是商品化？教師要教導學生適應社會？或是改變社會？
以此觀之，對教育人員而言，與其呼籲「意識形態退出教育」，莫如釐清教育議題背後的政經意識形態，揭露教育與階級之間的關連，削弱教育強化階級複製，鞏固既有社會結構的作用，期能確保教育的公共性、促成社會進步。
職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也不是教育部長該不該有意識形態，而是教育部長該以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處理教育事務？面對不同的教育價值體系，教育部長的立場與選擇又是什麼？竊以為，新任教育部長無需偽裝成沒有意識形態，反而應該清楚地向社會展示其教育中心思想，並且清楚告訴國人，要如何扭轉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教育商品化的現象？又該如何透過施政使教育重回其本質？這才是主事者任命教育部長以及新教長無法迴避的課題。
photo credit：Jacqui
Brown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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