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
一個人和一張報紙
摘錄自：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 電子報
-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2014/7/30
★★一個人和一張報紙★★
史量才買下《申報》，從此，他的生命與這張報紙合而為一。
◆良知的捍衛者◆
1926年4月26日，《京報》社長邵飄萍在北京前門大街南端的天橋刑場遭北洋軍閥殺戮，年僅40歲；同年8月6日，《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又被軍閥槍殺在天橋刑場，年僅52歲。
這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生存環境。面對黑暗，各人態度不一。本來，他們都可以躲過被槍殺的噩運，只要筆下留情，隨遇而安一些，無論是報社還是個人，都會活的很好。然而，他們偏偏要做捍衛正義與堅守良知的報人，偏偏不畏死。一個倒下去，前仆後繼，又有第二個、第三個勇敢地站出來。行屍走肉地苟活，不屬於他們。
史量才，20世紀著名的報業鉅子，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1904年起在上海《時報》當編輯，後任主編。1912年，是史量才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捩點，他不失時機地以12萬元買下了老牌的《申報》，並找到名重天下的張謇等人入股。從此，他的事業、他的生命與這張報紙合而為一。
在他主持報紙的21年間，《申報》發展迅速，不僅成為當時全國實力雄厚的民辦報紙，而且在國內輿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把辦報視為記載歷史，堅持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史量才的辦報史觀，是《申報》長盛不衰的生存之道。他認為報紙不僅是記載事實，而且要加以分析評論，要有鮮明的觀點，對和錯，好與壞，讓讀者一目了然。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張「以史自役」，章太炎將他的這種辦報方針稱為「史家辦報」，可謂恰如其分。
本著這種方針，舉凡每天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都白紙黑字地記錄在《申報》上，走進讀者中。
起初，史量才關注更多的還是報紙本身，但動盪的時局使他最終從幕後走到前臺，不僅是《申報》館的前臺，而且是社會的前臺。在那個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時期，受到時代的感召，史量才的行事風格大變，《申報》亦如他的主人一樣共進退。他強調「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堅持「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的方針。時代向前邁進一小步，《申報》向前邁進一大步。
◆百萬讀者在手何所懼◆
進入30年代，史量才的左膀右臂、做了多年主筆的陳景韓和經理張竹平雙雙離去。無奈之下，他於1931年1月在館內成立總管理處，聘請進步人士黃炎培做設計部主任，又聘請教育家陶行知為顧問。
民主和進步人士的參與，給《申報》帶來活力。要求抗日和民主，反對國民政府當局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族救亡運動，這就是《申報》的立場。
史量才主持《申報》時期，《申報》不畏艱險，追隨時代潮流，全面、詳盡、真實地記錄國內外大事，而且旗幟鮮明地加以「評論之、剖析之」，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大聲疾呼、慷慨陳詞。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秉筆直書的行動，招致當局的極度仇視，當局曾多次制裁《申報》。
1932年是史量才買下《申報》20年的日子，亦是《申報》的黃金時代，發行量超過驚人的15萬份，為當時報業界的龍頭老大。官方辦的《中央日報》僅發行3萬份左右。史量才的事業達到頂峰。
史量才沒有沾沾自喜，國之殘破的危局，令他心頭十分沉重。強烈的愛國心，驅使史量才為正義怒吼。《申報》的內容，更加鋒芒畢露，最突出的變化，莫過於《自由談》的改革。
《自由談》原是「鴛鴦蝴蝶派」的陣地之一，雖時有暴露社會陰暗面，但總體仍較保守。革新自史量才開始，《自由談》的面貌為之一新。左翼新文化運動走入低潮的1932年，即如魯迅，在這一年僅發表18篇文章，而1933年則高達190篇，其中大部分是由《自由談》刊載的。
郁達夫、葉聖陶、陳望道等一大批作家，都是《自由談》的常客。左翼作家的活力得到了釋放和發揮，左翼新文化運動再次被啟動。
《自由談》的自由，讓當局大為不滿；史量才對當局的態度，更讓他們惱怒和不容。
秉公直言，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蔣介石對《申報》不聽話大為不滿，他把史量才召到南京談話。蔣沉下臉來說：「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100萬兵。」不為權力恫嚇，要為尊嚴而戰，史量才反唇相譏：「對不起，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這被認為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最終激怒了老蔣，也為他後來遭到槍殺埋下了伏筆。
1934年11月13日下午3時，當史量才乘坐的轎車由杭返滬，行進在滬杭公路翁家埠段時，遭到軍統特務的槍擊。
史量才以身殉國後，長眠於吉慶山，與美麗的西湖永世相伴。他的墓碑上，是章太炎題寫的墓誌銘，讚譽他像春秋史官子魚和歷代正直的史家那樣，出於對國家和歷史的責任感，忠於事實，秉筆直書。
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創辦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申報》在出版77年之際，於1949年5月27日終刊。它25600號的發行記錄，是一段抹不去的歷史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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