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27 「張大春：李白是怎樣教出來的」

張大春：李白是怎樣教出來的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4/22

2014/04/18

作者: 張大春.

1. 先從李白粉絲蘇東坡說起

說李白，要先說一個李白的大粉絲。

蘇東坡是個有趣的人，留下了許多趣話，其中有一則與考作文有關。流傳至今近千年，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

那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事，蘇軾應禮部試的文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歐陽修極賞識此作，以為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的時風：「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放此人出一頭地。」──「出人頭地」典語即此。

這篇文章裡提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宥：寬赦）三。」是立論關鍵。如果堯與皋陶沒有這「殺」和「宥」的衝突，這篇文章以下關於「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論證就無從展開。可是，「三殺三宥」之說，向不見於經傳，主考歐陽修，同考梅聖俞都不記得在任何古書上讀過。日後龔頤正在《芥隱筆記‧殺之三宥之三》裡說起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

另一個傳聞還多兜了一個圈子，說蘇軾當下答覆：「出《後漢書》。」這個版本的傳聞還指出：歐、梅二公回家翻檢《後漢書》，遍尋不著，再問了蘇軾一回，蘇才告以：是出自《後漢書‧孔融傳》。原來，史載：曹操攻屠鄴城，滅袁紹，袁家婦女「多見侵略」，曹操的兒子曹丕就私納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傳聞中曹植〈洛神賦〉所影射的美人。在這個背景上，孔融乃與曹操投書，說：「武王伐 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一時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對答道：「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賞賜給周公是子虛烏有的玩笑，其諷謔之深，著實令人不堪已甚，也無怪乎孔融日後會為曹瞞所忌殺。

如果從武王伐紂算起──那是西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鄴城──那是西元204年；再到蘇軾及進士第，那是西元1057年。到蘇軾口中，「想當然耳」已經不是玩笑，而是運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創造。在一種講究引經據典、尋章摘句的國家考試現場，能夠隨立論之所需而暢意摛文者，兩千年以來，非蘇公而誰能為之主哉？這個「想當然耳」的四字成語，我們今天還經常掛在嘴邊，也透過這四個字，原本上下兩千多年、各領風騷、毫不相干的歷史人物卻像是「晤言於一室之間」了。

2 .能玩遊戲，才能創作

蘇東坡不只在國家考試中弄玄虛，也在李白身上動手腳。

有一次，他張掛了一軸大字墨書，懸於壁間，以示友朋，稱之為〈李白謫仙詩〉。

詩是這樣寫的：

我居青空裡，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吊，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鼇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這首詩的機巧在於題目，它既可以被理解為李白的〈謫仙詩〉；也可以說成是蘇軾所撰的〈李白謫仙詩〉───這正是「想當然耳」的同一手段，坡翁慣弄狡獪如此。

而蘇軾的這首詩又經後人之手，剪裁其中的幾句，成為散碎不成片段的〈上清寶鼎詩〉：

我居青空裡，君隱黃埃中。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以上兩詩並皆輾轉被誤會為李白原作了。殊不知蘇軾延伸並刻畫李白日後周折於窮達之間，冰火在抱，依違兩難，不得不寄情於遊仙的詠歎，實非原初句意。至於〈上清寶鼎詩〉徒然附會了李白與上清派道者的往來背景，然而實實不知所云，無怪乎王琦編《李太白全集》時注之以：「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歟？」王琦畢竟是個明眼人，至少他沒有上蘇東坡〈李白謫仙詩〉的當，也揣摩得出〈上清寶鼎詩〉字句底下粗糙的韻味、零落的格調，和卑淺的情懷。是詩仙？還是乩仙？一目了然。

可是，蘇軾假託李白之作的時候，可能沒有注意到後世考證者眼尖留意的一個細節：在李白那個時代，由於高腳的桌椅尚未出現，書家作字，持版為之，上下紙幅，多為尺許寬窄；要不，便直接題壁。還沒有人會把一首詩寫成擘窠大字，張掛在牆上，謂之「中堂」云云。從這一點來看，或可見其偽造不外就是想亂真、想比肩前賢。而亂真比肩也者，則是一種專注於追步古人的遊戲。

3.  對於李白來說，作文就是從小陪伴成長的遊戲

假託古語和偽作古詩的動機儘管不同，對古文本橫插一手，意味著蘇軾並沒有抱著「上供食餘冷豬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處境和心境融入歷史的洪流之中，無彼無此，無往無今，這反而顯示了活生生體現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們根據李白的自述也會發現，除了賦詩、煉丹、飲酒、求仙、謀官以及放言高論之外，大約終其一生，還有許多時間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寫上。與李白相去不過百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筆記之作《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上說：「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别〉賦。」這就相當清楚地解釋了李白能夠自出機杼、別作高詠，並不是天縱英才而已。

根據李白自己的描述，從五歲開始，他就能「誦六甲」（大約是推算六十甲子、學習書計之事），以及「十歲觀百家」。他也在呈給宰相張鎬的詩裡說自己「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以一個沒有資格出身入仕的賤商之子而言，這些練習當然不是為了應考，而是遊戲。對於士子來說，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長的折磨，對於李白來說，則是從小陪伴成長的遊戲。

沒有實用的目的，卻帶來極高的鍛鍊效率。今本《文選》共收一百三十家詩文，三十七類七百多篇作品，即使僅通擬一遍，也是極為曠日費時而無實利可圖之事。李白年幼的時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擬數量如此龐大的舊章，怕也只有蕭統的〈文選序〉本身可以為之覆按。

蕭統在記錄了所選收的諸般體類之後，打了個譬喻，說：「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具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拿樂器和服裝這種賞悅視聽之物來作類比，顯示《文選》一編，本質上是一個審美的對象，而絕非「恆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文心雕龍‧宗經》）所描述的那種東西。

換言之，從幼年李白、少年李白、以迄於他相當自負的一段歲月：「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說這話的時候李白已經三十出頭了，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個與生活內容不可須臾而離的審美活動一直伴隨著李白，也就是說：日後無論是在遊歷、干謁、任官、放歸、隱居、求仙甚至學劍的期間，李白始終維持著那樣的寫作習慣。有些時候，我們還能夠從作品的內在去印證這遊戲的性質。正因為紙硯筆墨不輟手，反覆操作的熟練，以及對於單一性質摹寫至盡之熟練的不耐煩，便交織出李白修辭縱橫變化的氣象。

我對「天才」一詞僅有一個定義，就是恆常耐得單調練習之大能──有時這「耐得」並不如看在旁人眼中那般痛苦；這恐怕才是讓非天才之芸芸眾生最感懊惱之事。

4.  李白的詩其實是他對這個世界的困惑

今存太白集卷一就收了他的好幾篇賦作，多少都流露出擬作的痕跡。摹擬江淹的〈恨賦〉、〈別賦〉，以及（就作者人格與性情研究而言）可能更重要的〈大鵬遇希有鳥賦〉，則是摹擬司馬相如的〈鵩鳥賦〉。此外，〈大獵賦〉、〈明堂賦〉之取徑於〈子虛〉、〈上林〉、〈羽獵〉、〈甘泉〉、〈三都〉、〈兩京〉等作也十分明顯。

即使是在詩句裡面，後人也隨處可以辨認出李白大量運用經、史及諸子百家語的習慣。「用事」、「借喻」當然不是李白所專，但李白之卓爾不群者，還有他揉雜俗語和典語的特色──這一點，則堪稱千古獨步。

如名篇〈戰城南〉有「洗兵條支海上波」之句，「洗兵」出〈說苑〉，用「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按：灑，洗也）兵也。』」出句雅健如此，緊接著對以落句：「放馬天山雪中草」這一句又淺白直質，一無依傍，而自然雄渾。其下：「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直陳所見，略不假雕飾，其後更巨力調度，以八言之句扭曲節奏──「匈奴以殺戮為耕作」一句，又是化用王褒〈四子講德論〉的典故於不知不覺之間；王褒的原文是：「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捍絃掌撫，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在註解這一句的時候，《李太白全集》的編者王琦忍不住讚嘆道：「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侔。」更妙的是接下來的落句竟然又多出來一個字，成為九言──「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如此自由調度，設非天人，孰能致之？

大膽地揉雜古今雅俗，忽然扭轉變異其格調，正是李白的風骨。這一定和他受教於趙蕤的縱橫之術有關。縱橫家操持萬變之說，遍干諸侯，不拘一格，不泥一論，不定一尊，不守一藝，總是能在成說成見即將完固之際，自疑其地步。這是為甚麼李白的詩中有那麼多「疑詞」、「詰詞」的根本原因。

根據近人陳香的蒐剔耙梳，在將盡千首的遺作中，李白「以詰詞為主體的詩句計有七百四十三句之多。其間用『何』字的最多，達四百一十一句；用『安』字次之，有八十二句；用『誰』字又次之，有八十句；用『豈』字復次之，有五十三句；用『幾』字復次之，有四十八句。此外，還有「奚」字、「孰」字、「那」字、「胡」字、「焉」字、「詎」字、「烏」字、「若」字、以及「寧」字的，合計起來，亦有六、七十句。足證詰詞在李白詩中所佔的地位，非僅充斥龐雜，簡直可謂洋洋大觀，勢若主流。」

固然陳香因之而立刻導入的結論是：「詰詞，的確是助長李白詩格陡高、曠放、飄逸、獨步的最大原因之一。」可惜他卻沒有進一步指出：這正與李白的縱橫家養成教育、以及道家「功成弗居」、「絕聖去智」的思想本質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

作詩這件事，除了能夠張揚李白在俗世的名聲，讓他贏得一個商人幾乎絕無可能在士大夫間獵取的尊重，同時也不斷地透露李白內在深刻的不安，無論是淪隱或顯達，也無論是任官或修道，更無論是立功或成仙，李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懷疑自己的天地究竟應該位置於何處。也就是說：李白的詩歌一直就是他拋向世界的困惑，他始終不知道自己的歸屬，縱使歸屬在眼前腳下，他也已經將視線和步履投向另一個未知的角落。

正是這份根植於性情和教養交相作用的質疑，使得他對於多寓信守之德的儒家不免嗤之以鼻，要不就是嘲弄：「大儒揮金槌，琢之詩禮間」，要不就是訕笑：「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要不就是斥責：「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其激進之處，甚至引焚書之李斯、鄙儒之叔孫通為知己。古往今來，似乎只有一個魯仲連是令他永遠不會失望的偶像。

5. 李白只是想寫，並非想成為天才

李白對於自己恆常之不滿，要從他的作品之中訪求。

前文中已經提及，李白那樣孜孜矻矻地摹擬前代作家的名篇巨作，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對於他那個頗有資財的父親李客而言，不吝開銷，購書藏家，讓這個不肯承襲商業的兒子聊作遊戲，更不可能是為了謀取功名的實用目的。可是，李白在無數他熟悉的古聖先賢之中，最為看重且從無一詞之貶的，只有一個魯仲連。

〈古風之九〉：「其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古風之三十五〉：「魯連及柱史（按：指老子），可以躡清芬。」〈感興〉：「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留別魯頌〉：「誰道泰山高？下卻魯連節。誰云秦軍眾，摧卻魯連舌。」〈奔亡道中〉：「談笑三軍卻，交遊七貴疏。仍留一枝箭，未射魯連書。」此意不勝枚舉，卻是在以下的兩組詩句裡，我們可以看到魯仲連之所以受李白崇敬、追隨的究竟。〈留別王司馬昌〉：「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以及〈贈崔郎中宗之〉：「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

《史記‧魯仲連列傳》載魯仲連舌戰新垣衍，讓秦軍退兵五十里，給予了強敵侵略之下的趙國一個喘息的機會，適逢魏公子信陵君用侯嬴之計，奪晉鄙之兵擊秦，秦軍遂解圍而去，當時平原君想要封賞魯仲連，《史記》描述其事如此：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的「即有取者，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恐怕是李白終身不能面對的創痛。他平生作詩，但凡涉及建功立業者，總有「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這樣的句子，而其所欲深埋者，恰是魯仲連絕不忍為的「商賈」──那是像烙印一般任李白如何轉身離去也不能擺脫的賤民身份。

6.

生活在今天的人都知道李白在千古詩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歸之於稟賦，歸之於勤勉，歸之於磨礪，歸之於際遇，似乎都有跡可循。然而這些兼包內外的因緣果證，仍須從李白一生總是「去去不回」的行蹤上找尋解釋，以便於我們思索：對於「教養一個不世出的天才」的狂想，人們不應迴避一個李白不會道出秘密：他顯現於世界的一切成就，都是從根柢上否認自己的身份開始的。

史料從諸多方面告訴我們：盛唐時代的商人藉由種種經濟活動，以輸通財貨而在民間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可是商人的勢力愈龐大，所承受於士族、朝堂和皇室的壓迫與輕鄙，也愈加劇烈。李白以「不廟見婚」兩娶宗室之女，以白身之姿三入長安，遠家齊魯，放跡幽燕，隱遯匡廬，浪遊江淮，終其一生只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曾無回頭返鄉之一步。這是一個既失落了機會、又登不上舞台的縱橫家血淚斑斑的實踐。天才之奮勉、天才之寂寞、天才之不為時人所知，天才之無用武之地，俱在於是。

一個街頭藝人，一個酒館狂生，一個以他那樣的階級不該擁有的寫作能力而名聞遐邇的道者，一個曾經那樣接近過權力核心而仍只被以「倡優之徒」對待的浪子，以及──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已經是一個國人皆曰可殺的叛國者。他不是被教養出來的，他是與命運和環境衝決對抗而花了六十二年時間才誕生的。

在當塗那一灣淺水中飲月而死之前，李白應該有這樣一篇作品：

月明看皎然，星帛微茫列。謫我入埃塵，回眸一望絕。和醪變成泥，經歲同霜雪。軒車復駿馬，戴日下丹穴。精魄猶不息，涉江與君訣。萬里下冰輪，波間紛紜說。海湖裂爾身，化浪逐生滅。碎玉萬千聲，共誓此心熱。且蹈碧魂歸，殷殷作惜別。

你若一字一句細細讀來，會知道非但李白不想成為天才，這世界若不欺人，也應該不會期待天才。

編按：今年五月，國教十二年實施後第一批國中考生上路。只要關心這次考試的人都知道，作文分數佔比非常高，五級分或六級分，可能比自然社會錯三、五題都重要。很多孩子因此在國英數社自五科之外，都得另外加強作文，甚至到坊間參加作文培訓。但是，這樣的寫作是台灣對未來孩子中文力的培養嗎？作家張大春針對上述現象撰寫此文，分享給焦慮的老師和家長：李白的六級分秘笈，或者說李白可能被填鴨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