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7/17 「讓國人「脫胎換骨」的美麗神話」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   

讓國人「脫胎換骨」的美麗神話

摘錄自：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 電子報 -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2014/7/16

★★讓國人「脫胎換骨」的美麗神話★★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宋美齡聯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

◆蔣宋連袂一台戲◆

老祖宗留下了孔、孟之學，始終影響和規範著人們的行為舉止；佛、道二教的教化作用，同樣讓人謹慎處事和小心做人。一些聖明賢良之人、品德高尚之士，則以自己的行為，成為人們效仿的榜樣。

種種教誨，教人學會明辨是非，如何做人；種種約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性中不良成分的張揚。

儘管這樣，中國人的陋習還是不少，高尚者自有高尚，平庸者自是平庸，低下者還是低下，這無需諱言。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好像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好像還需要時間的磨礪。全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誠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冰雪消融，也非一日之熱」。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宋美齡聯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試圖改造中國國民之習性。

新生活運動的源起，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蔣介石為貫徹「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理念，乃推動催生。有的則說蔣氏夫婦決心剷除貪汙、受賄、不衛生和無禮貌等種種惡俗，因而發軔。

還有人說宋美齡乃是新生活運動的源頭活水。1933年盛夏，宋美齡在廬山牯嶺避暑時，與一批美國傳教士討論中國情勢。傳教士說，美國羅斯福總統正推行「新政」，蔣介石何妨也實施改造中國社會福利方面的「新政」，以此獲得外國政府的支持和貸款。聰明的宋美齡心領神會，立即向蔣報告並獲同意。宋隨即和傳教士研究擬定了中國「新政」的細節，她為這項計畫取名為「新生活運動」。

但不論出於何種動機和初衷，新生活運動的發動，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至少對蔣介石而言，這事做的似乎沒有錯。

◆以儒家倫理詮釋新生活◆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演說，為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揭開序幕。他說：「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地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統一人們的思想。「新運」雖然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的儒家倫理思想。

「禮義廉恥」是「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思想，蔣介石要民眾把「四維」緊緊結合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新運」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運」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這些，是不是應該遵守呢？即便從今日來看，好像還未失效。

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的「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

1935年3月，「新運」總會就如何實行「三化」作了詳盡規定。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甚嚴，如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

從內容上看，這些都沒有錯。更為細緻的是，拔上鞋跟，扣齊鈕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鄰里，同謀公益等，也都一一做了要求。

除了從個人生活做起，戰前的「新運」工作，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菸禁毒運動等。

宋美齡是大家閨秀，留美出身，又是基督徒，這使她具備了良好的個人素質。同樣，蔣介石人到中年，早已改邪歸正。特別是與宋美齡結為夫妻後，更加謹慎做人。從個人生活品行而言，他不吸菸，不喝酒，不打牌，腰板始終挺直，生活極有規律。

即便是一對生活規範的普通夫妻對一些陋習和不良風氣也看不慣，更不用說「第一家庭」的這對伉儷，對國民的生活陋習更是心存痛恨。

因此，出現在世人面前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總是希望以自己的行為去影響他人，讓更多的人「見賢思齊」，不斷改正不足，完善自我，成為新人。「新生活運動」，體現了蔣宋的良苦用心。一個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將意味著這個國家更具競爭力，而這正是蔣介石夫婦希望看到的。

抗戰開始後，「新運」的要旨有所調整。1939年「新運」五周年大會在重慶舉行，蔣介石重新詮釋「禮義廉恥」，由戰前規範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戰時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不忘抗敵。

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戰前一直不很理想，當然原因有多方面。但「新運」組織的網路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便利。抗戰爆發後，「新運」轉向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錢物等活動，對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

破除陋習，絕非一日之功，用一種明顯帶有功利色彩的運動來推行，實施過程中難免不會出現偏差，「新運」也不例外。過度宣傳，導致流於形式，其間也產生了許多笑話和虛假之風，形成敗筆。

外交家顧維鈞的夫人黃蕙蘭在其回憶錄中所言，頗讓人回味。她這樣寫道：中國駐外人員常因有外遇而導致婚變，故在戰前外交界即戲稱「新生活運動」為「新妻子運動」。「life」（生活）與「wife」（妻子）僅僅一個字母之差，就完全變了味！

◆「第一夫人」身體力行◆

作為婦女委員會指導長的宋美齡，在運動的推行和宣傳上扮演了「火車頭」的重要角色。

「新運」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婦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齡乃大力鼓吹婦女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動力，她向全國女性呼籲：「知識較高的婦女，應當去指導她們的鄰舍，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家務，並教導四周的婦女讀書識字。」但她也承認：「中國的婦女，非但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大半還仍過著數百年前的陳舊生活。」

宋美齡為推行「新運」不遺餘力，開會、撰文、宣傳、演講、督導和接受國內外媒體訪問。她在忙得不可開交之中，也充分體會了成就感。

宋美齡把推廣「新運」當作一項政治事業來看待，試圖使國人在生活習慣和精神上「脫胎換骨」，不要讓西方人「看不起我們」，並借此讓國人知道蔣夫人關心大家。出發點不能說不正確，用意不可謂不好，但是，千百年來的生活習慣根深蒂固，加之推行的方法未必得當，很快走進歷史而成為明日黃花。

1949年2月，面對內戰節節失利，蔣介石已無心關注「新運」，他指示總會暫停一切活動。新生活運動，歷時15年，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