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照緹：《太陽‧不遠》──沒有終點的拼圖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10/28
2014/10/27
作者: 賀照緹
從年初開始，我被淹沒在龐雜的拍片行程裡，記錄了三年的影片，要和剪接師討論，另一部要開始籌資。3月18號，發生了佔領國會的太陽花運動，忽然間我有一種魔幻的感覺，似乎前一天忙碌的工作再也不重要了。直覺告訴我，有一場大波動，將要攪動許多人事物。
在佔領的現場，看到熟識的朋友們拿著攝影機，安靜的記錄著，大家見了面頷首招呼。當時我心中隱隱有股不安──知道有大事要發生，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影響層面多廣、現場有沒有人記錄。緊接著，3月23號晚上，學生和民眾衝進行政院，許多人受到鎮暴警察的攻擊而受傷。
當時，紀錄片工會正要開例行的理監事會，幹部們開始在電子郵件丟出想法，希望可以一起做些事情。紀錄片工會是由台灣從事紀錄片的獨立工作者組成，成員包括剪接師、企畫人員、配樂、製片、導演、攝影師和動畫師等，會員人數超過400人。我們發信給會員，邀請大家一起來開會，隔天來了20多人，在26號的會議中，我們決定要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完成一部紀錄片；同時，攝影師採三班制全天候留守，務必拍下最珍貴的現場畫面；為了蒐集完整的影像，我們向社會各界廣泛徵集行政院事件的錄像，加上這個影像計畫錄下的全部畫面，建立起「紀錄片工會太陽花影像資料庫」。
當時在街頭留守的攝影師，一共有26人。自願守夜班的工作夥伴非常辛苦，春寒料峭，在好幾個下雨的夜晚過後，夜班導演王嬿妮感冒發燒，其他的工作者，有的要趕自己的作品，有的要賺奶粉錢，有的要帶小孩，……大家丟開工作和家人，掛著黑眼圈，趕到街上，進入議場內，繼續記錄。
從3月直到現在的10月，半年多的過程中，常討論到一個問題：做為紀錄者的「我們」是誰？我們的觀眾又是誰？
這是一部集體創作的紀錄片，我得承認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容我回到不久之前的歷史，找尋相似的軌跡。30年前，1984年，煤山煤礦發生災變。這起重大的工安意外，造成103人死亡，22人受傷。受傷的礦工，輕則失憶，重則成為植物人，但當時的大眾媒體不理會他們，醫院怕他們佔床，急著要把礦工趕走。當時從事文字工作的王智章和陳素香看到這個狀況，把礦工的遭遇拍成紀錄片，這部片震撼了許多人，也激勵了紀錄者拿起攝影機。兩年後，他們成立了一個記錄社會運動和弱勢者的組織「綠色小組」。
30年前的那個「我們」是小眾媒體的紀錄者，組成綠色小組，以群體的組織工作為運動發聲；30年後的「我們」是一群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因為太陽花運動而聚在一起，一共有十個導演團隊，組成一個近百人的工作小組；30年來，記錄著運動影像的影像運動，一直存在，並且環境愈趨友善；另一方面，經歷了解嚴、政黨輪替和無數次的選舉，台灣社會有了形式上的民主，但形式的框架無法承擔內在的腐朽，國會不足以表達人民的需求，民眾與學生無計可施，只能占領國會。作為影像紀錄者的「我們」，對此深有同理之感。
這種同理形構了初步的共識，把十位導演聚集在一起，提供了合作的基礎。合作初期，便決定了不對自己的肚臍說話，要面向儘量廣大的一般大眾，甚至是對這個事件不盡瞭解的人。但畢竟這個題材是有觀點的，我們並不打算為了追求最大數量的觀眾而削減自身的個性。
確認了觀眾是誰，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呈現怎樣的真實呢？
在這麼大的一場運動裡，真實是十分駁雜而多面的。也許拼圖的概念還蠻適合這個影像計劃的態度，《太陽‧不遠》團隊望能拼出現場的樣貌。全片的主題是青年世代的活力，以及他們面對台灣社會的提問。影片一開始的「不小心變成總指揮」是第一塊拼圖，主要人物是陳為廷，在傅榆導演的貼身記錄下，陳為廷從意氣風發，到後來面對困境的壓力，都直白的呈現在鏡頭前。他是檯面上的運動領袖，但在他和林飛帆身後，有非常多的學生和公民團體，這也是李惠仁導演「烈焰下的崩解與重生」的重點，當太陽花如陽光一般的盛開了24天，這陽光也如烈日灼身，曬傷了青年們情同手足的情誼，這斷裂考驗著青年。影片避免將光環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除了要說清運動中的認同，還要更深化的呈現其中的差異，接著追問，烈焰後的重生，是否有可能。
這些認同與差異的拼圖，像一幅幅的肖像，除了陳為廷之外，其他都是周邊的人物，乍看之下不起眼，但是透過鏡頭跟拍他們一段時間之後，會發現他們煥發出驚人的光采。在家長式威權下成長的青年們，在成為佔領者之後，這場佔領成為他們的成年禮，面對政治立場不同的家人，青年哭泣之後，便獨立而成長。青年們一同生活在魔幻寫實的佔領空間，一面服中藥同時喊口號，一面跳鄭多燕同時提供支援，抽菸是唯一能看見天空的美好時刻。在議場內外，除了青年世代，還有24年前參加學運的野百合世代，分享從野百合到現在的種種變化。
其中也有思索者的肖像。初次來到街頭的青年，被打得全身是傷。他們在一夜之間長大，甚至老去，思索個人生命/暴力/公民意識/國家之於自身的意義；影片接著要追問，國家機器的暴力在何時被誰啟動，其中的暴力邏輯是什麼。
透過肖像的故事，娓娓道來影片關注的議題──這場運動對青年世代的影響是甚麼？社會現下的藍綠之爭，如何影響青年？公民意識和警方驅離行動之間，有何辯證關係？非暴力抗爭的思維模式，在台灣是否可行？青年離開佔領現場之後，然後呢，現在在哪裡？在想些甚麼？
在製作這部影片期間，許多朋友好奇的問：你們怎麼看自己呢？你們是運動者嗎？做為製片的蔡崇隆和我都認為，運動者和紀錄者是兩種不同的專業，兩者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太陽‧不遠》紀錄片的工作者是紀錄者，不敢輕言僭越為運動主體；即使有的導演當時以參與者的身分，加入了這場運動，但是在製作影片時，也都節制情緒的，以面向觀者的位置，要求自身做好紀錄者的角色，以便邀請更多的觀眾進入這個對話空間。
《太陽‧不遠》進行後製的時候，「綠色小組」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獲得了「傑出貢獻獎」。台上的綠色小組成員，髮絲灰白，挺直了腰桿，依舊對台灣社會指出真誠的諍言。小眾媒體的運動影像走了30年，我們的影像環境何其幸運，有綠色小組這樣的前輩撐開了主流之外的另一種觀點！也是受到台南藝術大學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的啟發，讓《太陽‧不遠》團隊萌生了「太陽花影像資料庫」的構想。
七個多月的製作期，對一部紀錄片來說絕對是非常緊迫的，也因為事件發生的當下，既要記錄突發現場，又要發展故事，難免顧此失彼；在急迫的時程下，事件背後的歷史縱深，也不是太完備……做為這部片的製片，我自己可以挑出200個缺點，而且我也相信，這塊真實的拼圖，可能永遠沒有拼完的一天。因為每個親炙真實的攝影機，都有導演的角度，透過導演觀點的剪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集體討論，凝聚共識，指出差異的重要性，呈現出目前的版本，這就是真實被再現的過程。觀眾絕對有理由說：「這不是我經驗的太陽花，為什麼其中沒有我輩的故事？我不滿意你們再現的真實」。真實的無法窮盡，反而提供了一塊公共空間，這空間是屬於觀眾的。十個導演，九塊拼圖，我希望《太陽‧不遠》是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結論。透過觀眾的詮釋，繼續拼圖，它們或是文字，或為錄像，形成公民社會的公共論壇。期待這一塊太陽花的拼圖，沒有最終版。
【註】《太陽‧不遠》紀錄片將於10/31晚上七點於立法院外的濟南路舉辦戶外首映。11/1開始放映。詳情請洽《太陽・不遠 Sunflower Occupation》粉絲頁。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