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
出版業的豐碑
摘錄自: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 電子報
-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2014/11/26
★★出版業的豐碑★★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出版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塞翁失馬◆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務印書館是一座屹立在上海市的巍峨大廈,裡面住著幾位傳授知識的大師,如張元濟、高鳳謙……」這是20世紀初,留在少年冰心心中的商務印書館。
百年「商務」,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出版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我們重新審讀這段歷史時,張元濟,就出現在我們面前。
張元濟是中國近現代出版業的先驅,他不但與商務印書館,而且與中國現代文化進程緊密相連。作為一個文化產業的成功實踐者,他的名字,是一個生命的符號,更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符號。張元濟是浙江海鹽人,進士出身,曾參加康有為等人發起的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革職永不敘用」6個字,斷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但他的人生之路,卻走出了另一番光明。顯赫的朝廷命官,不起眼的印書館經理,張元濟所經歷的功名落差,我們可以感受到;但潛伏在他內心的心靈落差,我們卻無法體驗。
不過,又是一個塞翁失馬,官場上少了一個或許不一定功成名就的張元濟,而文化出版界有幸多了一個成就卓著的大名家。
人一生成敗的關鍵處就在那麼一二步,而張元濟的這一步卻走出了一段歷史,造就了一位文化偉人。他認定「蓋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尤要」,毅然於1902年獻身於商務印書館。他與夏瑞芳通力合作,開創了商務的一個新時代,一個有文化品位的真正意義上的出版產業。
商務成立之始,只是承印商業廣告、帳冊等印刷品,「商務」之名即源於此。張元濟走馬上任後,商務全面出擊,分設編譯、印刷、發行三個所,產、供、銷一條龍。張元濟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商務印書館經理、監理、董事長。
◆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張元濟是舊文人,卻有新思想,一場革命,悄然在商務興起。首先,選賢任能,著手編印新式教科書。他聘請了高夢旦、蔣維喬和杜亞泉等一批學者來完成這項工作。此外,還把新的西方科技知識編入教材之中。在不長的時間裡,一系列內容新穎的教科書、教授法以及教學參考書脫穎而出,大大提高和擴大了中國學生的視野。
張元濟廣羅人才,起用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編輯,並聘請一批熟悉中西學術的名家如嚴復、林紓、蔡元培等,介紹西方學術,比較系統地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學術著作。其中尤以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等學術著作影響最大。國人讀著這些書,走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中。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商務還編纂出版了《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醫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地質礦物大辭典》等一大批工具書,以內容豐富、體例新穎、普及適用,行銷全國。
1926年後,張元濟的編輯工作,側重於古籍整理。當時,文物遭厄運,珍貴典籍流失嚴重。張元濟認為保存典籍的最好辦法是化身千百,商務陸續編印了《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等。這些卷帙浩繁的大型古籍的編印和流通,可以說是功德無量。
商務還出版了頗具影響的《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10多種雜誌,一時讀者甚眾,大家競相傳看,影響遍及全國。葉聖陶的一段回憶,窺一斑可見全豹。他在《我與商務印書館》一書中說:「不管哪行哪業,都可以從『商務』找到自己需要、喜愛的書刊,服務物件如此廣泛,出版物的種類如此繁多,在當時以『商務』為最,而『商務』的氣魄所以這樣大,是跟編譯所的奠基人張元濟先生分不開的。」
張元濟對商務印書館的卓越功績,從茅盾在張元濟90壽辰時寫的祝辭,以及在他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可以找到答案:「戊戌以後,菊生先生致力於文化事業,創辦商務印書館,在中國於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業。商務印書館在介紹西洋的科學、文學,在保存和傳播中國古典文學和其他學術著作方面,都有過重大的貢獻。將來的歷史將記錄菊生先生這些對於祖國文化的貢獻。」
張元濟在諸多領域中都有高深建樹,卻惟獨以出版家的名聲最響。出版人可能只是一個平淡而默默無聞的職業稱呼,但是,這平淡,是由生命的邈遠和堅實的腳步交織而成;而默默無聞,則是用畢生的心血和不懈的追求點石成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一個崇高的稱謂。出版家用知識啟迪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化巨人◆
商務對學術的貢獻是一種成功,從單一的經濟行為轉化成一種複雜多元的文化行為,則是另一種成功。能同時並舉者,惟獨張元濟。
張元濟與學術界的精英保持良好的關係,他與眾多文壇大師、學術鉅子有著深交,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心靈溝通。他為官和豐富的履歷,又使他能體察到民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價值取向,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心靈對話。他借助出版這個物質載體,有機地把學界與社會連接起來,使商務成為一個文化溝通的樞紐。
張元濟,稱得上是一代儒商,但他經營的是文化產業,他把「商務」打造成一個文化產業。翻開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擁有眾多的「第一」。900年,在中國首次用紙型印書。1903年,首次使用著作權印花。1904年,出版中國第一部漢字橫排書——嚴復的《英文漢詁》。1908年,出版《物理學語彙》、《化學語彙》,為中國最早出版的審定術語彙編。1909年,出版孫毓修編譯的《童話》一、二集,為中國最早出版的童話。出版《漢譯日本法律經濟辭典》,為中國最早譯印的百科辭典。與英國《泰晤士報》社協議印行《萬國通史》,為中國出版社對外合作的最初嘗試。1912年,始用電鍍銅版。1913年,首次使用自動鑄字機。1915年,首次引進彩色膠印機,聘請美籍技師指導。創制仿古活字。始用彩色膠版印刷。1917年,編輯《植物學大詞典》,為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專科詞典。1919年,創制舒震東式華文打字機,這是中國第一部漢字打字機。創製漢字與注音符號結合的銅模。始用機器雕刻字模。試驗用宣紙套印十五色成功……它就像出版界的領航員,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第一」。它的足跡代表了中國近現代印刷出版事業蹣跚前行的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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