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9日 星期三

2014/2/19 「台勞輸出啟示錄」

台勞輸出啟示錄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2/18
2014-02-19天下雜誌 541 作者:林倖妃、鄧凱元

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0219
圖片來源:王建棟
去年,已有四千多名台灣年輕人,到新加坡當服務生、店員。他們和外勞一樣,拿的是最低薪、最低階的工作准證,台灣為何變成廉價勞力輸出國?年輕人的未來和出路在哪裡?

投影機強烈的光線打在黑板上,畫面出現大大的「新加坡」三字。背後是旱地拔蔥般林立、在陽光下令人眩目的高樓。

穿著黑西裝,將裡面紫襯衫襯得更鮮明的林資超,環顧將近六十個座位坐滿的教室,「各位同學,有沒有想過畢業後要做什麼?」眼前,是嘉義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三、四年級的學生。

一片凝滯。

這群八年級世代,對未來明顯茫然。

窗外布告欄上,薄薄兩頁的「XX集團招募新加坡幼兒教師計劃書」在風中翻飛,搶眼的是「相同的工時、相對高的待遇」、「新加坡幣兩千元以上(約新台幣四萬八千元以上)」等字眼。

名片上掛著「獵才部」的林資超,在這場說明會後,總共取得近十五人的聯絡資料。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有興趣。

像林資超這樣的人力仲介,去年下半年開始,不斷穿梭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間。

「才短短兩個月,我就收到五家以上的人力仲介,主動聯繫要來辦說明會,」位在嘉義民雄的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主任王麗惠拿出厚厚一疊廣告單張。

以往專攻輸入菲律賓、越南及印尼等外勞的人力仲介,如今反其道而行,找到新商機,輸出「台勞」到海外,將年輕人源源不絕送到新加坡。但他們多是擔任最低階、低價的勞工。

「其實,我很清楚,這是送學生去當台勞啊!」王麗惠的眼中閃著掙扎。一方面,她對如潮水般湧進校門的人力資源業者有疑慮;一方面,又必須幫學生找出路。因為幼保系學生畢業後,在中南部的平均薪資不過兩萬台幣,連二二K都不到。

幼教老師只是新加坡來台搶人的最新趨勢,以往「新加坡來台攬才」的大宗是酒店、餐飲業、機場地勤、免稅商店和精品店銷售等相對低薪的服務業。

台灣是否已變成菲律賓、印尼等地,成為低階勞力輸出國?

當媒體呈現光鮮亮麗的新加坡酒店餐飲、地勤業者到台灣招募人才,《天下》記者飛赴新加坡,現場目擊這群遠渡重洋「台勞」的真實狀況和心情。

台勞悲歌一:不能換工作、懷孕就遣返

飛機抵達樟宜機場,才剛出機艙、穿過通道,就看到三十四歲的陳其君,拿著寫有「天下雜誌」的看板,東張西望。

陳其君和多數人一樣,想要到新加坡「闖天下」。因為台灣薪水普遍偏低,去年五月,他毅然轉戰新加坡,「我想要出來試試,不想侷限在台灣,」他說。

他想以在台灣學習到的實戰服務態度和理念,換個戰場磨練自己。

他在樟宜機場的紀念品專賣店,擔任銷售店員。走在琳瑯滿目的免稅商店,他邊指著兩旁的電子產品、菸酒、化妝品等店家,都有操著台灣腔華語,或是拿手機按注音符號的台灣店員蹤跡。

陳其君在台灣的月薪約三萬五千元台幣,而今,底薪加上銷售獎金,平均可月入四萬八左右。

但是人到了新加坡,才發現處處受限。「我們一來,公司就嚴重警告,不能在這邊成家立業,」陳其君苦笑,女性若是不慎懷孕,必須瞞著雇主自行墮胎,或是直接遣送出境。

這就像台灣對待「外勞」的方式。

事實上,這一波奔赴新加坡就業潮中,將近八成的台灣人,都面臨相同的處境。

在新加坡政府的定義中,他們拿的是最低階的工作准證(WP),意即薪資在二千二百元新幣(約五萬三千元台幣)以下的非技術性外國勞工。

相對於具有技術或是半技術勞工所持SP(技術工作准證),以及專業工作者的EP(高階就業准證),持有WP者在新加坡勞工中位處最低階,簽證效期每次以兩年為期。期間必須每半年接受體檢、不能擅自換工作、不能結婚、不能懷孕,懷孕就必須遣送返國。

根據新加坡人力資源部估算,目前在新加坡的台灣人約六萬餘人。從早期的投資移民、專業移民,短短的十年間,轉為最新一波的低階移工。

根據台星仲介業的估算,這股新加坡就業潮,從一一年約三至四百人,一二年已有上千人,到一三年竄升超過四千人。短短三年,以十倍速度成長。

「這是相當保守的估計,」世新國際人力資源公司總監周海澄強調。

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今年一月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報導,斗大的標題寫著「看見台灣生力軍」。

「持WP者屬於低階工作者,容易被取代,政府也不希望他成為公民,」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跨國移工研究的澳門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呂家玟,對這樣快速的變化,非常訝異。

因為在新加坡這樣工作階層嚴謹的社會,拿的工作證種類,就代表了個人的價值。

而持WP的人,很難翻身晉級。

台勞悲歌二:四房一廳 擠滿二十多人

除了闖天下的抱負,有許多年輕人是因為對前途不確定而出走。去年才從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八年級生宋薇儀,和記者約在超大型購物商場。

在地狹人稠的新加坡,購物商場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僅有的休閒空間。

「我沒有一技之長,又揹著二十幾萬元助學貸款,實在不知道未來能做什麼,」身高一六五公分、身形微胖的宋薇儀,就跟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一樣,對眼前開展的人生,充滿困惑。

當時她認為赴新加坡可以累積經驗,而且薪水三萬多台幣起跳,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

她透過人力仲介,謀得在樟宜機場的書店打工機會。一個人拎著塞滿棉被、枕頭,以及大罐洗髮精和沐浴乳的行李箱,坐了四個半小時的飛機,漂洋過海到新加坡。

抵達第一天,她就後悔了。

透過當地仲介代租的宿舍,四房一廳的組屋擠了二十多人,狹小的房間內塞了三張上下舖。

「晚上只要一動,整張床就嘎吱、嘎吱響,」她形容,一張床位,連張放電腦的書桌都沒有,租金約台幣六千元。

「我過的是一半的人生!」宋薇儀的臉上帶著笑,一種自我嘲諷的笑容。

新幣一千四百元(約三萬四千元台幣)的薪資,連當地大學生一半的薪資都不到。為了省錢,她限制自己每天三餐總開銷不得超過十元(二四○台幣),相對於其他新加坡同事,一餐十元是常事。

到新加坡半年,省吃儉用攢了將近三千元新幣。她的行囊中,只多了一雙拖鞋和一顆籃球。

在住家社區的籃球場,常常可以看到宋薇儀獨自一人投籃的身影,這是她休假時,唯一能從事的不花錢娛樂。

因為一口破爛英文,被同事欺負更是常事。在樟宜機場上班,她每天看著頻繁起降、來來去去的班機,不自覺地掉淚,心中總想著,「哪一班才是我能搭上的班機?」

沒有想過乾脆放棄回台灣嗎?「我不想輸。如果回去,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宋薇儀的努力,讓她在農曆春節前,獲得公司頒發的「最佳新秀獎」,從近百個同事中脫穎而出。

「在這裡,當台勞,我知道,」宋薇儀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字字都有過去一百八十天的血淚和心情。但如果回台灣找不到三萬五千元台幣的工作,「我想我還是會再到新加坡工作,賺錢嘛!」她說。

台勞悲歌三:整套輸出,就和外勞一樣

從七年級到八年級,這代表台灣未來的整個世代,都陷入低薪的窮忙魔咒中。巨大的低薪「推力」,正將他們推離台灣。

新加坡成為面對茫茫未來的新選擇。而他們也稱呼自己是「台勞」。

從人才外流,到成為台勞輸出國,對自詡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來說,是令人震撼的警訊。

新加坡與台灣人的巨大薪資差距,造就了這波「台勞」潮。出走的多是二、三線的大學畢業生。「我曾在一九九七年到台灣,當時大學生畢業薪水台幣三萬多,和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仲介業者H先生說。

然而,當他二○一一年底再度赴台,聽到電視新聞嚷著年輕人二二K,他算算不過新幣九百元,而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卻要三千元(約七萬二千元台幣)以上。

「台灣薪水這麼低?我也不懂,」十八年來,從印度、孟加拉、中國引入勞工,滿足新加坡營建和石化工業所需,他立刻感受到新市場來臨的悸動。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開放服務業引進外勞,限定馬來西亞、香港、澳門、韓國和台灣,同時減少來自大陸勞工的比例。過去服務業幾乎都聘雇馬來西亞華人。隨著馬國近年經濟快速發展,澳門人口本就少,多仰賴外來人力,韓國人華語不通……,算來算去,台灣人是替代人力缺口的新選項。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會送台灣人出去當台勞,」世新國際人力資源公司總監周海澄說。

「這是台灣的悲哀,」從事人力仲介超過二十年的王景政,一月到新加坡考察當地環境,發現台灣整套輸出模式,和輸入外勞幾乎如出一轍──利用兩地薪資價差,從中賺取仲介服務費。這讓他不由地發出喟嘆。

王景政在印尼、菲律賓都設有公司,將印尼人、菲律賓人輸出到台灣,再由台灣的公司辦理輸入,採取從輸出到輸入「一條龍式」做法。

就他的觀察,不論是菲律賓或是印尼等人力輸出國,當地政府近年都在想辦法將人留在國內。「台灣竟淪落到換我們送出去,還是送到和台灣同屬四小龍的國家,」王景政搖了搖頭。

更值得感嘆的是,台灣政府對年輕人出國當台勞,似乎還不知不覺。

是台灣的環境缺乏希望,還是高達一三.二%的青年失業率,逼得年輕人出走?

長期從事移工研究的呂家玟指出,很多人是因為在原來所處環境,沒有出路、沒有前景,只有消耗,只能一波又一波被迫出走。

但出走若沒有清楚的目的,往往會受到虛幻的夢想,或是不肖人力業者從中操弄。

「在新加坡,對於拿WP的勞工,老闆根本不可能好好訓練,或做人才培訓,」她提醒,新加坡政府政策已經限定低階勞工無法向上流動。

即使如此,台灣還是有人前仆後繼,懷抱著打拚的夢想,一波波赴星。

台勞悲歌四:「鍍星」履歷,加分有限

下午四點,揮掉屋外不斷滴落的雨滴,走進和五星級的文華酒店同等級的賓華酒店。

穿著寬鬆制服、手腳俐落的廖英翔,將床鋪好後,一眼掃過浴室,立即轉往門外的行動車取來衛浴用品,逐一補上。每天必須打掃十四間客房,對他來說,一間客人退房的房間,平均三十分鐘就可以整裝完畢。

淡江大學資管系畢業,現年三十歲的廖英翔,在賓華的月薪一千六百元新幣(三萬八千元台幣)。扣掉匯回家的七百元,以及生活費、房租費、交通費,身上所剩無幾。

到新加坡不到一年,原本三十二吋的褲子,如今瘦到只要雙腳併攏,就會自動掉下來。「賺錢不是我來的最主要目的,而是想要培養自己在專業領域的能力,」他的目標是打拚到副理、經理的位置,熬到台灣飯店來挖角。

但光靠企圖心和決心,能不能打破新加坡政府,對工作階層設定的「天花板」?還有待未來驗證。

「坦白說,這群年輕人有沒有發展,現在說還太早,」一位長期主跑人力資源的新加坡記者觀察。但持WP工作證者受到政策限制,的確不容易,要落地生根更困難。

《天下》記者回台時,在樟宜機場再度碰到在巧克力專賣店,擔任銷售店員的何家欣。

「我打算,或許做滿一年就回台灣。」當初向銀行貸款借了十五萬台幣,她滿懷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現實和夢想,還是有落差,」她悄聲說。

「你問我學到什麼?」曾在新加坡飯店工作兩年半,郭荃雯沉思半晌,「我滿怕你問我這問題,我答不出來。」

返台後,她同樣從基層做起,在南部某大飯店站櫃檯。她給了個「也許是適應不同文化」能力的模糊答案。

「鍍星」顯然對重回台灣職場的年輕人,加分有限。這樣的現象,對台灣來說,或許是重重一擊。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窮忙又茫然的「茫世代」,能何去何從?

「台勞」也是大家接受的選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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