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9/15「將領的搖籃/紫禁城黯然失色」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   

將領的搖籃/紫禁城黯然失色

摘錄自：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 電子報 -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2013/9/18

★將領的搖籃

黃埔軍校，成就了多少有志青年的夢想。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校長。

◆◆大徹大悟◆◆

黃埔長洲島，位於廣州市區東南 20多公里處，自古以來，它就是一個著名的軍事要塞，是由虎門進入廣州的門戶。1924年6月，小島的歷史，書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一所軍校在這裡誕生，從此，黃埔之名，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孫中山長期依靠舊軍閥武裝從事革命活動，屢遭敗績，給他留下了諸多教訓。尤其是 1922 年，被他視作親信的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欲置他於死地，這讓他痛心不已。

他意識到，革命若要成功，必須創建一支革命軍隊，辦一所軍官學校。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同時，決定建立一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革命軍隊。這是孫中山革命事業中的重大決策，亦是他歷經數次挫折和失敗後做出的抉擇。

1923年8月，孫中山委派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和共產黨代表張太雷等4人組成「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黨務和軍務。11月15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6 次會議通過了建立革命義勇軍的決議。27日，在第11次會議上，又議決了建立軍官學校的有關事項。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正式下令籌辦陸軍軍官學校，確定以原黃埔舊水師學堂和陸軍小學舊址為校址，故稱黃埔軍校。它的全稱是「陸軍軍官學校」，後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以蔣介石為委員長，鄧演達、王柏齡等7人為委員的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先後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加倫為軍事顧問，要求參照蘇聯紅軍的制度創建軍校。2月6日，「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在廣州南堤正式成立。

為何軍校會選中離市區既遠又偏的長洲島？原來，當時滇桂軍閥盤踞在廣州市，選取遠離市區的孤島辦軍校，就是要避開軍閥的控制和干擾。島上環境幽靜，四面環水，築有炮臺多處，與隔江相對的魚珠炮臺、側面沙路炮臺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把守控制江面，易守難攻，便於學習與練武。孫中山很熟悉長洲島，他曾多次來島視察，知道島上陸軍小學堂的校舍仍在，略加修葺，即可使用，可節省許多人力和資金。

◆◆貪生畏死勿入斯門◆◆

1924年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校長，9日，委任廖仲愷為軍校的國民黨代表。隨後，任命李濟深為教練部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王柏齡、葉劍英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來為政治部正、副主任（周恩來後接任政治部主任）；林振雄為管理部主任；周駿彥、俞飛鵬為軍需部正、副主任；宋榮昌、李其芳為軍醫部正、副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11月29日，又增設教育長，由胡謙擔任。

5月上旬，第一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470人全部入校。生源參差不齊，有大學生，亦有小學沒畢業的；成分亦是魚龍混雜；目的也不盡相同，有真心從軍，為革命而獻身者，亦有投機革命，想升官發

財者。

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兩年前的這一天，陳炯明叛變革命，兩年後，孫中山選擇這天作為開學典禮日，就是要大家牢記這個沉痛的教訓，為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而無私奉獻、努力奮鬥。孫中山指出創辦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他號召全體師生「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救國救民的事業」，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捨身成仁，犧牲一切，專心去救國」。他還親自將「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的對聯貼在軍校大門上。

軍校學生經過學習和訓練，具備了良好的政治、軍事素質。1924年10月，軍校師生參加了平定廣東商團叛亂，1925年參加兩次東征和南征，先後擊潰了陳炯明等反動軍閥，統一了廣東，鞏固了革命根據地。1926 年又參加北伐戰爭，連戰皆捷，戰果輝煌。

孫中山非常關心軍校的建設和發展，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軍校「海關樓」小住，檢查工作，聽取彙報。要求師生嚴格掌握「政治與軍事並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教學方針，特地制定「親愛精誠」的校訓，宣導「團結」、「犧牲」、「奮鬥」三大精神。早期的黃埔軍校是一所國共合作的學校，是培養革命人才和軍事將領的搖籃，來自各地的青年，為理想薈萃於斯，為國民革命的目標濟濟一堂。黃埔軍校為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為主義而奮鬥，為主義而犧牲」的軍事、政治幹部，對於建立國民革命軍、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學員們一同成長，又因堅持不同的主義而最終分道揚鑣，肩負起各自的使命。

人民解放軍十位元帥中就有兩位出自黃埔軍校，他們是徐向前和林彪。首批授銜的十位大將中，陳賡、許光達和羅瑞卿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周恩來、惲代英、肖楚女、熊雄、葉劍英、聶榮臻、陶鑄、劉志丹和左權等也都在黃埔軍校工作或學習過。

黃埔軍校的建立和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軍校內部存在著各派政治勢力和政治集團的矛盾與鬥爭，並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左、中、右的政治分野日益明顯。特別是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蔣介石的權力日益膨脹，軍校的形勢日趨複雜。

★紫禁城黯然失色

馮玉祥陣前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把溥儀趕出了紫禁城。

◆◆反戈一擊◆◆

辛亥革命之後，以皇權為象徵的君主政體已不復存在，但以其觀念支撐的「道統」並未徹底動搖。對一元化權力根深蒂固的崇拜，對分權與自治後中央權力受到制約的恐懼，未減反增。持大一統論的人堅持認為，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企圖瓜分，惟有用武力統一剷除那些主張聯邦與自治的社會力量，建立強權中央政府，國家才有希望。

代之而起的爭論，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是承襲傳統的中央集權大一統，還是另闢蹊徑走嶄新的聯邦建國之路？到20年代，用武力統一，似乎已不是唯一救國的途徑，聯省自治，亦是另一可行的選擇。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為直、皖兩系。1920年直皖戰爭後，直系和奉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率部討奉援直。戰後，曹錕與吳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推戴黎元洪繼為總統。1923年，黎元洪下臺後，曹錕急於當總統，通過賄選，得到了這一職位，引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1924年9月5日，孫中山揮師北伐，密約馮玉祥、胡景翼、孫岳早日發起倒直行動。

馮玉祥是北洋系中具有民主意識且比較進步的軍人，自辛亥革命以來，參加過灤州起義，反對「二十一條」，參加討伐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反對對南方護法軍政府的戰爭等等。1921年，馮所部擴編為第11師，馮任師長，兼陝西督軍，後又任河南督軍。

馮玉祥是直系重要將領，雖依附曹錕卻非嫡系，始終受到直系吳佩孚等排擠，故對曹、吳不滿，同時受孫中山的代表徐謙影響，有心一旦時機成熟，便反戈一擊。

9月15日，奉軍趁江浙戰爭相持之機，集結主力，分別向熱河和山海關方面出動。18 日，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

10月，馮玉祥率部進駐古北口，擔任討逆軍第3軍總司令。馮與直系援軍第2路軍總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策劃倒戈驅除曹、吳。戰爭初起，直軍失利，吳佩孚急調駐守在長辛店、豐台之間的勁旅第3師馳援。10月18日，吳佩孚下令對奉軍發動總攻擊。

10月19日，馮玉祥舉行緊急秘密軍事會議，他試探了將領們的意向，然後鄭重宣布了政變計畫，將領們一致擁護。因為北京政變是迎孫中山北上，而孫中山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故此，馮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隊改名為國民軍。

馮玉祥乘吳佩孚在長城山海關一線與奉軍激戰，後方空虛之際，不失時機地從古北口、密雲前線秘密回師北京。

21日，馮玉祥命鹿鐘麟率部以晝夜行軍 200 里的速度馳赴北京。22日下午，抵北苑與留守司令蔣鴻遇會合。晚 8時，鹿鐘麟率部由北苑出發，輕裝簡騎，靜悄悄地來到安定門。

守軍孫岳部早已得到命令，大開城門，迎接鹿鐘麟。事先混入城內的部隊，已按原定部署，於 11 時包圍了總統府，切斷了電話線，並占領了電話局、電報局及火車站等要害部門。各處守衛員警因事變突如其來，不知所措，乖乖繳械。

23日凌晨5時，鹿鐘麟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6時許，他請孫岳派人將總統府衛隊繳械，並囚禁了曹錕。清晨，市民驚異地發現，滿城皆是佩戴「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袖章的國民軍士兵，才知道北京在一夜之間天翻地覆。

同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名通電主和，同時，頒布文告，指責吳佩孚不顧人民的痛苦，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一擲。隨即向曹錕提出下令停戰和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

25日，馮玉祥召集胡景翼、孫岳、黃郛、王承斌等召開軍事會議，認為國民黨進行的國民革命運動是當前中國唯一出路，一致決議立即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家大計。但孫中山北上尚需一定時間，為了應付當前混亂局勢，商定先請段祺瑞入京出面維持。

馮等當時計畫由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故在次日電請段出任國民軍大元帥。同時成立攝政內閣，黃郛攝行總統之職。

11月2日，曹錕宣告退位，至此，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結束，一場北京政變，讓曹錕、吳佩孚迅速倒臺。

攝政內閣根據馮玉祥的建議，修改了《清帝遜位後之優待條件》。11 月 5 日，新任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到故宮宣布修正清室優待五條件，限令溥儀即日遷出故宮。當天下午，溥儀及其妻妾與少數太監宮女移居什剎海「醇王府」。中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終於被趕出了金碧輝煌的紫禁城，成為一個平頭百姓。

◆◆初衷成為泡影◆◆

馮玉祥採取一系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遭到北洋軍閥各實力派的反對，特別是攝政內閣的成立，更為他們所忌恨。各省直系軍閥在南京組織了十省大同盟，明示不予承認。而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亦遭到非議，指責他「不近人情」。

不僅如此，馮玉祥最初的想法，是試圖把各派政治力量糾合在一起，以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政治抱負。然而，張作霖揮師入關，在追殲直系殘餘的同時，得隴望蜀，欲圖借機染指京畿，馮、張的矛盾由此尖銳。此時，直系在北方的勢力已消失，段祺瑞心有不甘，他看到奉軍的兵力大大強於國民軍，亦落井下石，採取「以張制馮」之策，妄圖從中漁利，這使馮玉祥陷入孤立。

馮玉祥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極力敦促孫中山北上。孫中山接受邀請，於11月8 日正式電告「准於元旦由粵起行，經滬北上，共圖良舉」。

段祺瑞得悉孫中山決定北上，極不樂意，便捷足先登，電催馮玉祥、張作霖到天津共商收拾時局之策。段一方面利用馮主和的主張，拒絕張對南方用兵，另一方面又與張聯合對馮。面對來自雙重的壓力，馮玉祥妥協退讓，一改自己擁戴孫、段合作、建立民主政府的初衷，最終與段祺瑞達成籌組一個執政府的政治交易。

在凜冽的秋風中，段祺瑞卻是滿面春風，於1924年11月22日入京就任臨時執政，攝政內閣就此結束。北京政變打開的有利局面，突然間又變得複雜起來。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召開「國事會議」以「更新時局」的初衷，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