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基督教醫院/奉獻一萬公里非洲路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1/21
2014-01-22天下雜誌 540期 作者:陳一姍
台灣醫界之光,照亮了一萬公里外的窮困斷交國馬拉威,和那裡四萬多名愛滋病患的希望。自己籌錢、自願前往、自掏腰包,不求回報的奉獻,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台灣派出醫療團,邁入第十三個年頭,哪個醫療團最好?
台大?榮總?還是長庚?
答案,以上皆非。
醫界一致公認的台灣之光,是由挪威宣教士傅德蘭、畢嘉士創辦,坐落在南台灣的屏東基督教醫院。它只是間地區級醫院。
○二年,屏基接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任務,出國到沒人要去的世界第六窮國馬拉威。○八年,馬拉威突然宣布與我斷交,屏基撤團。半年後,卻因放不下五千位愛滋病人,屏基決定自己籌錢回去。
在斷交國,一位二十七歲的台大公衛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畢業生,將醫療團由七人帶到今日的二十人,迄今已治療四萬多名愛滋病患。他們雖然隱身為挪威路克機構,但所有馬拉威人、跟屏基合作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歐盟與挪威人都知道,屏基來自台灣。
「他們是台灣唯一能夠拿到國際資源的醫療團,」過去三年,擔任衛福部非洲首席代表的連加恩說。
相較於援外全部靠政府經費的醫院,屏基是唯一一所醫院,願意拿自己的錢做國際醫療團。屏基馬拉威醫療團也是台灣醫學院中,唯一願意給實習學分的國際醫療站。今年,屏基醫療隊在南非設立新據點,吸引連加恩辭掉公職加入。
能負擔就去做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屏基,在台灣的「能見度」卻很低。
「門面小到很容易錯過,」前聯合勸募、現任屏基附屬畢嘉士基金會執行長周文珍形容,兩年前,她第一次到屏基,就錯過了緊鄰著大馬路的大門。
屏基五棟醫療大樓,簡直像個蛇狀迷宮。只有不到一千八百位醫護人員的屏基,已獲得十一座醫療奉獻獎,台灣第一,也很少人知道。
只要能負擔就去做。屏基重回馬拉威的過程,單純而直覺。首屆馬拉威醫療團團長、現任屏基院長余廣亮回憶,斷交後緊急撤團,他回到台灣後,跟屏基董事會報告時說,沒把握這五千名愛滋病人能繼續用藥。
「那就繼續啊!」作家劉俠的弟弟、屏基董事長劉侃當場不假思索說。屏基董事會毫無懸念地決議,只要當初在馬拉威姆祖祖中央醫院建立的病歷系統還能用,屏基回去有意義。
問劉侃,屏基不富有,台灣還有這麼多人需要幫助,為什麼要重回背叛台灣的斷交國?
「我們醫院也是從無到有出來的啊。當年,挪威來幫台灣,也是不求回報的,他們那時有問,『我為何要幫你嗎?』」劉侃反問。
表面上,錢是重回馬拉威的關鍵。但劉侃透露,真正播下重回馬拉威種子的,其實是余廣亮。余廣亮是香港僑生,高雄醫學院畢業後留台,一路當到高醫麻醉科主任。○二年,他借調屏基並到馬拉威。
撤團時,余廣亮為了讓當地團員有半年時間找工作,自掏腰包,留給每個人六張支票。這六張支票,讓撤團後的六個月內,病歷系統意外有人維護。
「挪威到台灣的距離是一萬零三百公里,六十年後,台灣到馬拉威的距離一萬零五百公里,」周文珍說得玄妙,「台灣今日偏鄉醫療的發展,就是由與台灣無關的人,奉獻一生帶來的。對外協助就是屏基的DNA(基因)。」
有趣的是,對奉獻體會愈深,愈覺得「他益」與「自益」的界限模糊。表面上,醫療團是台灣幫馬拉威,但其實,許許多多的台灣年輕人,卻從中改變了人生。
誰奉獻給誰?
已經在馬拉威待了六年的主任吳宗樹,是連加恩口中,醫療團的靈魂人物。因為他願意在當地長期經營,才能與世界各國團隊合作。
外面人看馬拉威,日日等水、等電,日子艱辛。吳宗樹卻不以為苦,反而覺得學公共衛生的自己,找到需要自己的地方。
他是屏基派回馬拉威評估的先遣部隊。生性活潑、大膽,吳宗樹憑藉著替代役男時,陪余廣亮去開會,常幫美國疾控中心當義工時認識的人脈,隻身一人,拜訪了各方領袖,得到屏基回馬拉威的綠燈。
他帶著太太、小孩走馬上任。六年來,屏基或後來畢嘉士基金會給的錢,都只夠醫療團基本開支。新業務,吳宗樹就得自己想辦法。
於是,他跟美國、歐盟學,怎麼寫五年計劃,順利拿下美國疾控中心的委託案、歐盟的研究案。「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開發中國家制定衛生政策,這是在台灣的課堂上都沒有教的,」吳宗樹接受電訪時說。電話那頭,馬拉威的烏鴉叫得好響。
問他在馬拉威做到了什麼?他自豪地說,他做到的是讓台灣與全球發展接軌。
這幾年,吳宗樹不大的宿舍,招待過無數醫學院學生。在星空下,許多醫師知道,除了抱怨健保,台灣醫生還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馬拉威改變了我的人生,」北醫醫學資訊研究所畢業、現任屏基研發處主任黃兆聖就說。
三十二歲的黃兆聖,念研究所時,因為做專案認識了就讀台大流行病學研究所的吳宗樹。為了印證教科書寫的「醫療導入資訊可以降低誤診率五五%」,也為了嘗試跟資訊工程師不一樣的路,已在台創業的黃兆聖,決定跟吳宗樹一起到馬拉威,負責愛滋病病歷系統升級。
沒想到,這一去,竟然整整一年後才領到薪水,讓他跟爸媽很難交代。更沒想到,這段經驗讓他從此離不開馬拉威。
黃兆聖說,從馬拉威回到台灣,他都在思考,有什麼方法,可以用很低的預算,卻能導入醫療資源到很窮的國家。
「台灣外交局勢不樂觀,而資訊是台灣的強項,從馬拉威回來之後,總覺得我們可以do something(做些什麼),」黃兆聖笑著說,「而且,馬拉威從什麼都沒有,到每一年計劃與預算都一直翻倍。那段經驗讓我不怕從零開始。」
「我要幫台灣找到位置,要讓台灣用已開發國家的身分,真的可以對世界產生貢獻,」還在馬拉威努力的吳宗樹也說。
六十年前,挪威畢嘉士落腳屏東,在這塊陌生土地上,他奉獻一生,見證台灣擺脫貧窮的改變。
真的,改變的可能永遠存在,唯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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