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物：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摘錄自：Cheers雜誌電子報 2015/1/15
2015-01
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趙德胤／口述 鄭育容、方沛晶／ 採訪整理
這是一個你我難以想像的世界－－勇氣、平安、足以溫飽，是飽受威權恐嚇、死亡威脅緬甸華人最深切的渴望。一個軍人專政社會、一群為了生存、脫貧的社會底層人們最真實的告白。穿越臘戌到台灣，7個人、10天、100萬深入中緬邊境拍攝的《冰毒》電影幕後紀實，在緬甸，有錢才有尊嚴，人的尊卑端視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底層人民無助與絕望、最深層的恐懼，導演趙德胤分享他承載生存與離散、出路與抉擇的真實人生…
對我來說，拍電影，從來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電影，是我訴說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是我爬梳個人感受的工具。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
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緬甸臘戌——我的家鄉，來到台灣。
臘戌，位於緬甸東北，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往來中國雲南的必經之地。因為地處邊境，長年內戰，人民生活清苦。一直到我來台前幾年，學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兩台電腦。
電腦，被嚴密收置在校長室，由一位總務組長專責管理。
一天，他亮出一串鑰匙，上頭掛了一張三．五吋磁片，然後語帶玄機地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個玩意兒。
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昂著頭，語帶驕傲地告訴我們：「全世界的知識，都收在這裡面了！」同學們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笑著質疑老師吹牛。
後來，學校邀請相當於副總統職位的大將軍，為這兩台電腦舉辦啟動儀式。
兩台電腦，煞有介事地被擺放舞台上。當將軍打開電源，螢幕在眾人驚歎中亮了起來，浮現出紅、藍、綠、黃四色方塊組成的Windows系統標誌。
經過大將軍「加持」過的神奇電腦，更顯得崇高，或可稱得上神聖。即使啟動儀式之後，我從沒聽說或看過，有誰真正使用過那兩台電腦。
來台以後，我聽從父親建議，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讀。開學第一天，我在偌大的教室裡，看到上百台電腦成排設置，簡直驚訝到下巴都要掉下來。
第一次開機，我誤觸延長線的電源開關，把整排使用中的電腦全斷了電，因為我連電腦開機鍵在哪兒都不知道；課上到一半，電腦螢幕因節電模式切換到黑畫面，我嚇得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
在我的家鄉，電腦是如此稀有而珍貴！
從緬甸到台灣，時空之於我，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器，往未來飛越了四十年。
我跳過了BB Call和大哥大，一下子到了網路時代，震撼之大，彷彿世界從此被翻轉。對於跟我同樣是八○後的台灣人來說，應該很難想像個中滋味。
即便是現在，每當我講述那段跳躍四十年文明的衝擊，仍感莞爾，卻也帶著黑色幽默般的苦澀。
回去，還是回來？
來台灣之前，我的想像就是，那裡有人幫你安排打工機會，有錢供你讀書。
因為左鄰右舍的哥哥、姊姊，從台灣寫信回來，總說他們過得很好，還能不時給家裡寄錢改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到台灣念哪所學校都一樣，重點是離開貧瘠的緬甸，到海外打工賺錢。
到台中高工念書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工了。
畢業之後，我到台灣科技大學念設計系。為了繳作業，開始製作短片、實驗電影，後來發現這些影片可以參加比賽、賺獎金，就繼續拍。從沒想過，日後我會靠拍電影維生。
我的研究所畢業作品《白鴿》，意外入選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亞、里昂、西班牙短片等影展。二○○九年，我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
這些作品的內容，其實皆出自於「有話要說」的一種自我抒發。
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很幸運地，我的故事有人喜歡。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看，我是沒有條件拍電影的。我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我希望可以賺錢來改善家計。不管是留在台灣，或是回到緬甸，我都看不出來「拍電影」這件事，除了自己有興趣，偶爾可以賺獎金以外，有任何支撐我未來生活的可能。
二○一○年，我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
當時，正是緬甸政府頒布新憲法，籌備總統大選之際。歷經百年專制後，家鄉的政治、經濟似乎有機會大幅改變，朝向民主與開放發展。許多在台緬甸人（含華僑），不論是來念書、做工、做生意的，都因著改革開放的消息，萌生返鄉的念頭。
尤其是做粗活的，其中不乏非法勞工，就算是合法來台，也因為掙的是出賣勞力的辛苦錢，既沒社會地位，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
對他們而言，家鄉就要發達了，就如同近幾年的中國一樣，經濟終究要騰飛的。有什麼道理不回去呢？
眾人都想趁早回鄉卡位，朋友們都在討論著，回緬甸後的種種計劃和想像。那時，幾乎天天都有形同餞別宴般的飯局，席間毫無離別的感傷，只有對於未來大展鴻圖的希望。每天聽朋友議論著返鄉大計，我內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對於「回去」這件事，我充滿了矛盾。
矛盾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我在台灣所學的影像、設計，在緬甸勢必難以施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離開緬甸已十三年，對台灣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這裡生活的意義，早已不同於當初來台只是賺錢、脫貧而已。
現在的趙德胤，許多方面都是在「這裡」建構的，甚至可以說，我大部份的價值觀已經是個台灣人了。當認知到自己已經「台灣化」，想要割捨，就沒那麼簡單。
躊躇之際，我決定回去緬甸拍一部電影。去見證，或說是觀察，緬甸專政一百年後首次的總統大選，也許會讓我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計劃，最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台灣打工的緬甸青年，打算趁政局改革回鄉發展。為了多賺點錢，回家的前幾天拼命加班，卻不幸在工地墜樓，死了。
主角是同鄉友人興洪，他帶著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賠償金回到緬甸，原本對返鄉滿懷憧憬，結果卻大失所望。為求翻身，興洪私吞了賠償金，把錢投資在玉礦裡，不料被人所騙；幾近窮途末路之時，他買了槍要把錢搶回來，卻在此時被亡者的家人發現，最後將興洪毒打了一頓。
當我帶著劇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薦，卻找不到資金。
他們有疑慮的是，台灣觀眾想不想看一部關於「外籍勞工」的電影？在台灣拍這種題材到底有沒有票房？最後，我沒籌到錢，連演員都跑了，所有拍攝計劃停擺。
一段時間之後，我收到一封緬甸製片的e-mail，對方在網路上看過我的參賽短片，願意支持我拍電影，但是他的電影公司才剛成立，財力有限，僅可供應劇組機票錢、攝影機與設備，以及緬甸的官方人脈與管道。
就這樣，我自導自拍，執行製片王興洪兼任男主角，再加上收音師林聖文，一共三人到緬甸，很克難地花了十五天拍攝，回到台灣後，我自己完成剪接與後製。
因為沒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在台灣會有票房，我們只好將片子送到國外參展。沒想到，竟然入圍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鹿特丹影展老虎獎，同時入選國外二十幾個影展。
《歸來的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而我自己跟著這部片子親身走訪了二十幾個國家。我發現，原來電影是這麼直接的表達；只要帶著誠摯的感情，不論有沒有錢，不管哪一種語言，都有人懂，也感受得到我要說的故事。
不過，當《歸來的人》到世界各地巡迴時，我免不了被詢問：「下一步的拍片計劃是什麼？」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可以靠當導演維生。
混亂的心
那麼，何不接著再拍一部看看？
我開始籌劃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籌劃時，在泰國從事旅遊業的二哥剛買房子，我盤算著到二哥家借宿，藉機拍一部緬甸人到泰國打工的電影。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找來台灣演員吳可熙和王興洪搭檔，二○一一年十二月，劇組飛往泰國拍攝。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講述的，是一對緬甸兄妹偷渡到泰國，哥哥原本當導遊謀生，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販子帶走，哥哥為籌贖金，挺而走險販賣製毒原料。吳可熙飾演的，則是為求拿到台灣身分證，而幫人蛇集團運送人口的女主角。
這一次，只花了十四天，就拍攝完畢。
二○一二年，我帶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到歐洲，獲得鹿特丹影展HBF電影基金贊助，並入圍南特、釜山、溫哥華等影展，也賣出了全球ＶＯＤ（隨選視訊）、美國電視ＭＯＤ（網路數位影音）的版權。
不到兩年，拍完《歸來的人》和《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有這樣的成績，我除了驚喜之外，也開始害怕。
拍電影，真的就是這樣嗎？可以花很少的錢，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藉由劇情宣洩，然後就成為商品銷售出去？
參加了這麼多的國際影展，見識到這麼多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在做電影。我開始覺得，自己對電影是這麼的無知，才膽敢如此貿然地，在資金困窘、官方管制的侷限下，以這麼土法煉鋼的方式拍電影。
在好萊塢，拍一部電影，要有一間銀行和一支軍隊來做後盾。別人是砸一千萬美金做電影，但我卻只能用不到一百萬台幣搞定一切；別人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但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蠻幹。
因為資金困窘，以及緬甸政府當局的禁忌，多數場景被迫採游擊偷拍的方式進行。拍片過程中，總是這麼的緊繃、克難和痛苦，而最後的成品，也總是讓我自己覺得不滿意。儘管《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得到一些肯定，但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只達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作品只能這麼粗糙，那麼我繼續拍電影有什麼意義？或者我應該寫一個可以快速吸引資金，可以賣錢的商業劇本？還是，我照著原來的方法，先籌得多一點資金，在台灣找拍攝場地，讓團隊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攝想說的故事？
一連串問題直衝腦門，但我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每拍完一部片，我就會大病一場，在家裡躺上兩、三個禮拜。
即使吃得下，也能下床行動，但是精神很差，什麼事也做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身心匱乏，連著兩年產製出兩部電影，幾乎等於是掏空了我自己，好累！
很多前輩提醒我，做電影的狀態應該是，在放鬆的狀況下思考藝術與創作。
我想，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反正暫時不缺錢過生活。
離不開的電影
電影，終究是門充滿遺憾的藝術。每當我檢視自己的作品，總感到太多缺失；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原本我決定放慢腳步，兩、三年內都不拍電影。《冰毒》，可說是意外之作。
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鐘的短片《安老衣》，拍攝過程中，我腦海中總縈繞著家鄉人的許多事，很自然地發展出了長篇劇本。
《冰毒》說的是什麼呢？一對在緬甸邊境山居的貧農父子，因農作賤價難以糊口，父親決定借錢買摩托車，讓兒子到城鎮裡載客賺錢，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資產——一頭耕牛。另一個被騙婚而嫁到中國農村的女子，藉著返鄉奔喪，決意留在家鄉掙錢。
致富的慾望，讓男女主角一起走上運毒的險路，短暫得到圓夢的幻象，最終急墜現實，失去了所有。
《冰毒》的拍攝場景，就在臘戌，我的故鄉。劇中主角，和我一樣，是生在緬甸邊境的華人。
故事裡，主角為了求生存，嚮往著一條可以翻身的路子；現實世界裡，販毒、挖玉礦、到海外打工，是緬甸人尋求命運改變的三種途徑。 我的電影中，透過不同的人物，或迫於環境，或選擇不屈服，都為了生存而尋求「改變」。
其實，《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說的都是台灣夢，前者是懷抱希望來台打工的青年，因美夢破滅，又回過頭把返鄉當作救贖。
後者是透過一位渴盼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女子，雖然離了境，卻逃離不了命運，陷入人蛇與販毒集團糾葛的深淵。故事中的主人翁，個個滿懷希望，挑戰著命運，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裡。
回到最初，我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那是集結我個人，對於台灣與緬甸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所做的各種觀察和感受。
原鄉，還是歸鄉？
後來，電影公司把《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和《冰毒》，稱為「歸鄉三部曲」。這不是原本就設定好的系列電影，而是我發現，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
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
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在《歸來的人》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我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了。但，我真的是台灣人嗎？我的原鄉、故鄉、家鄉在哪裡？
我祖籍江蘇省南京市，高祖父因修築滇緬公路，從原鄉南京遷徙到了雲南。幾十年後，祖父因國共內戰逃亡至緬甸，父親則在臘戌生活了一輩子，期盼的就是從臘戌回到故鄉——雲南。
到了我這一代，因為家鄉臘戌的生活窮困，為了生存，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掙錢，我自己則是來到台灣，成了台灣人。
那麼，哪裡又是我的原鄉呢？
拍攝這三部電影的同時，每每思索及中國、緬甸與台灣，之於我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最終發現地域其實不具意義，顛沛流離都只是為了生存而已。而在我的電影中，所陳述的普世價值，大抵也就是以「生存」為核心。
這本書，到底想帶給讀者什麼？它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應該說是「我們」，如何在中緬邊境的衝突中生存，如何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中自我定位，如何在從專政轉向開放的社會中燃起希望。
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人，或說無數嚮往台灣的緬甸華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是一群想從社會底層往上爬，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的小人物，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這是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論以前，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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