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14 「《聶隱娘》憑什麼讓電影人折服？」

藝文風尚

《聶隱娘》憑什麼讓電影人折服？

搶先解密》慢熬七年 為一個鏡頭整個劇組召回重拍

摘錄自：今周刊電子報                            2015/6/10

撰文 / 鄭閔聲

出處 / 今周刊   964期

2015/06/11

從點燃蠟燭飄散的一縷青煙、宮廷仕女服裝上的刺繡花紋， 一直到城門守衛的擊鼓聲，侯孝賢窮盡一切考據手段，試圖重現九世紀的中國生活，透過侯式寫實手法，傳達出他心中的武俠精神。

「一部慢火熬製的迷人武俠片，大膽地融合了靜止與動態場面，創造出抽象效果，優雅的構圖，使創作達到使人屏息的空前高度。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璀璨美妙的侯孝賢作品，而他本人一定深深陶醉其中。」

你大概以為，這段對《刺客聶隱娘》（以下簡稱《聶隱娘》）的讚詠，出自向來鍾愛侯孝賢電影的法國某位影評人之手。但這其實是美國《綜藝》（Variety）雜誌專欄作家Justin Chang，在坎城影展閉幕當天發表的評論。這本以報導美國影劇新聞起家的周刊，給侯孝賢生涯首部武俠片一百分的超完美評價。

隔空體驗古人生活

閱讀《資治通鑑》文獻，建構說話口音

《聶隱娘》當然不是沒有負評，最常見的就是：「再多美妙的畫面，也不能彌補電影在敘事上的不連貫。」但坎城影展評審團硬是用最佳導演獎座，肯定侯孝賢的執導功力，更有評審認為，「《聶隱娘》的詩意，到了難以企及的境界。」侯孝賢這部暌違已久的新作，究竟有什麼魔力，令眾多電影人為之傾倒？

除了細緻唯美的運鏡與場面調度，「完美重現唐代生活」，是《聶隱娘》能獲得眾多掌聲的重要原因，法國《解放報》認為，「《聶隱娘》讓唐代盛世復活」；影評人聞天祥也形容，「電影的角色與場景非常自然，讓人覺得回到了九世紀中國。」而這一切，來自侯孝賢對歷史考據近乎吹毛求疵的執著。

講究寫實的侯孝賢曾說過，「電影呈現的就是細節」，那怕是只有一句對白的演員，也一定要建構合理的角色性格，這態度在《聶隱娘》這個虛構的唐代傳奇小說上依舊適用。

電影開拍前，劇本易稿三十七次，期間侯孝賢總是隨身帶著《資治通鑑》、《唐書》等文獻隔空體驗古人生活，從政治關係到日常飲食、說話口音，逐步建構對唐代的想像；你甚至可以說，早在電影開拍前，聶隱娘就在侯孝賢腦中生活許久。

呈現真實唐代社會

十二年畫上千張草圖，設計出唐代服裝

二○一二年初，侯孝賢與幾位台灣導演，帶著共同創作的建國百年紀念短片《10+10》參加柏林影展，長途飛行中，侯孝賢與導演楊雅喆談起念茲在茲的新片。「侯導說，他的武俠不是鏗鏗鏘鏘，而是風吹過竹林的沙沙聲中，出現一聲輕響，暗殺任務就在一瞬間完成。那當下，我好像看到聶隱娘站在我面前。」雖然是三年多前的往事，楊雅喆依然記憶猶新。

透過電影呈現侯孝賢想像中的唐代社會，必須同步從服裝、建築、生活用品等項目著手。侯孝賢早在一九九八年拍完《海上花》之後，就告訴美術指導黃文英，自己準備拍一部唐代的武俠片，要她事先做點功課；這項作業，讓黃文英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準備。

為了尋找唐代服裝的材質與飾品樣式，黃文英大量閱讀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唐宋人物畫，也多次前往日本與中國大陸尋找靈感，甚至還遠赴中亞的烏茲別克，學習唐代胡漢融合下的刺繡風格。光是《聶隱娘》中各個角色的服裝設計，她就畫了上千張的草圖，「很多人以為侯導用七年拍成《聶隱娘》，但光是我的服裝設計就花了十二年。」黃文英說。

為如實呈現唐代建築外觀，侯孝賢前往日本京都、奈良等地取景；拍攝室內劇情，他拒絕在現成的攝影棚內作業，堅持按照古畫，另外在戶外搭建木造閣樓。

演員使用的生活器具，皆完全按照史料訂製，如何擺設、怎麼使用，一點也不能混淆，就連平民居住的房舍，煙囪周邊屋瓦都要有被煙燻過的痕跡。

力求完美打破慣性

剪接時認為坐姿、情緒不對，兩度要求重拍

「拍攝現場點蠟燭，用的不是打火機或火柴，而是特地找來古人用的紙製火摺，只因為侯導發現，打火機點蠟燭產生的煙霧，和火摺點燃的不同。」實地參與拍攝的導演李中，因侯孝賢的考究精神而震撼。

「每件戲服該怎麼穿、髮簪該擺在哪個位置、配哪一雙耳環、鞋子穿什麼顏色，都有細膩安排，我從沒想過表演藝術能這麼精緻細膩。」首次參與侯孝賢電影演出的舞蹈家許芳宜讚歎不已。

在視覺上真實建構唐代日常生活，已經是複雜浩大的工程，要表現出「來自唐代的聲音」，更是嚴峻的挑戰。因為服裝、建築，至少還有前人留下的圖畫可參考；尋覓唐代音樂的線索，相形之下更顯稀少。《聶隱娘》片中搭配音樂的部分不及三分之一，卻讓經驗豐富的作曲家林強，花了近兩年才完成編曲。

「和我溝通配樂時，侯導只說他要一種表面下的『暗湧』，但對真實性的要求非常嚴格。光是一個傳遞訊息用的大鼓，我從鼓面要多大、鼓面的皮要縫多緊、鼓棒要用什麼材質和形狀，前前後後試了十多次，才終於找到符合侯導想像的聲音。」以《聶隱娘》贏得坎城影展電影原聲帶獎的林強笑著說，每一次和侯孝賢合作，對他個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片中有一場宮廷宴會，劇中的藩王擁著愛妾，在輕快熱情的胡族音樂中翩然起舞。為了讓場面擬真，每位演出的樂手，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專精古典樂器的音樂家；表演過程中，林強躲在鏡頭拍不到的角落播放音樂，還不時調整節奏速度，就是為了引導音樂家情緒，讓侯孝賢得以捕捉到最自然的演出狀態。

侯孝賢拍片有種敏銳的直覺，對於自己要的畫面與情緒，總是了然於胸，鮮少臨時改變心意，重拍已完成的場景，唯獨這次拍攝《聶隱娘》讓他破了例。

《聶隱娘》在二○一四年夏天殺青後，原本應直接進入後製，但侯孝賢剪接時，竟然因為演員張震的坐姿不對，「認為唐朝人不會這麼坐」，在事隔半年後要求劇組重新搭景，並找回演員重拍。有工作人員因此笑稱，「搞不清楚《聶隱娘》到底殺青了幾次。」

拍電影是非常燒錢的，《聶隱娘》籌資也經過一番波折。黃文英透露，劇組第一階段原預計募集新台幣九千萬元，由侯孝賢、國發基金、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各分擔三分之一，但因政府投資流程過於複雜，侯孝賢決定不與國發基金合作，另覓投資人，童子賢則仍堅定支持；最後找到中國資金投入五○％，才湊足新台幣四億五千萬元的製作成本。

儘管籌資並不容易，侯孝賢卻沒有為了省錢而抓緊進度，製作《聶隱娘》期間，曾兩度因場景、服裝不如預期，寧可讓劇組休息停拍，也不願為了時間壓力勉強開鏡；拍攝過程中，也常為了「等一朵雲、等一陣風」而停機，讓旁人為他捏了把冷汗。

最難通過自己這關

不計一切代價，只為拍出自己相信的作品

「就算這個年紀，侯導也不能接受自己拿出和十年前一樣的東西，所以總是要求工作團隊打破『慣性』，這樣才能在創作與美學上有所突破。」林強說。

「這是我看過侯導最難妥協的一次。當同個世代的優秀導演都在拍武俠，他心裡想的一定是『我該如何突破，拍出屬於侯孝賢的作品？』」黃文英說，侯孝賢力求完美，為的不是博得影展評審認同，更非取悅觀眾，「他的作品要過的，就只有侯孝賢自己這關。」

編劇之一謝海盟在個人電影手記裡透露，從討論劇本到剪輯室初剪影片版本出爐，經過了漫長的四年多，但結果卻出乎編劇意料，「說好的藏身光與影交際呢？朱天文火山爆發地跟侯導如此抗議。」但侯孝賢終究遵循自己的意志，拍出心中的刺客聶隱娘，而不是編劇們期待的武俠片。

對於外界眼光，侯孝賢確實淡然。拿下坎城最佳導演獎後，被問到創作會不會思考觀眾或票房，他只淡淡地回答，「像我這樣拍電影是很奢侈的，我可能會越玩越沒錢，但我還是想辦法拍我自己這種片子。」

六十八歲的導演，依舊保持著剛出道的熱誠，不計代價，只為拍出自己相信的作品，當侯孝賢終於端出醞釀多年的武俠片，相信他是過了自己這關。

2015/3/1 「檢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物：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檢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物：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摘錄自：Cheers雜誌電子報                     2015/1/15

2015-01

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趙德胤／口述 鄭育容、方沛晶／ 採訪整理

這是一個你我難以想像的世界－－勇氣、平安、足以溫飽，是飽受威權恐嚇、死亡威脅緬甸華人最深切的渴望。一個軍人專政社會、一群為了生存、脫貧的社會底層人們最真實的告白。穿越臘戌到台灣，7個人、10天、100萬深入中緬邊境拍攝的《冰毒》電影幕後紀實，在緬甸，有錢才有尊嚴，人的尊卑端視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底層人民無助與絕望、最深層的恐懼，導演趙德胤分享他承載生存與離散、出路與抉擇的真實人生…

對我來說，拍電影，從來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電影，是我訴說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是我爬梳個人感受的工具。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

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緬甸臘戌——我的家鄉，來到台灣。

臘戌，位於緬甸東北，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往來中國雲南的必經之地。因為地處邊境，長年內戰，人民生活清苦。一直到我來台前幾年，學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兩台電腦。

電腦，被嚴密收置在校長室，由一位總務組長專責管理。

一天，他亮出一串鑰匙，上頭掛了一張三．五吋磁片，然後語帶玄機地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個玩意兒。

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昂著頭，語帶驕傲地告訴我們：「全世界的知識，都收在這裡面了！」同學們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笑著質疑老師吹牛。

後來，學校邀請相當於副總統職位的大將軍，為這兩台電腦舉辦啟動儀式。

兩台電腦，煞有介事地被擺放舞台上。當將軍打開電源，螢幕在眾人驚歎中亮了起來，浮現出紅、藍、綠、黃四色方塊組成的Windows系統標誌。

經過大將軍「加持」過的神奇電腦，更顯得崇高，或可稱得上神聖。即使啟動儀式之後，我從沒聽說或看過，有誰真正使用過那兩台電腦。

來台以後，我聽從父親建議，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讀。開學第一天，我在偌大的教室裡，看到上百台電腦成排設置，簡直驚訝到下巴都要掉下來。

第一次開機，我誤觸延長線的電源開關，把整排使用中的電腦全斷了電，因為我連電腦開機鍵在哪兒都不知道；課上到一半，電腦螢幕因節電模式切換到黑畫面，我嚇得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

在我的家鄉，電腦是如此稀有而珍貴！

從緬甸到台灣，時空之於我，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器，往未來飛越了四十年。

我跳過了BB Call和大哥大，一下子到了網路時代，震撼之大，彷彿世界從此被翻轉。對於跟我同樣是八○後的台灣人來說，應該很難想像個中滋味。

即便是現在，每當我講述那段跳躍四十年文明的衝擊，仍感莞爾，卻也帶著黑色幽默般的苦澀。

回去，還是回來？

來台灣之前，我的想像就是，那裡有人幫你安排打工機會，有錢供你讀書。

因為左鄰右舍的哥哥、姊姊，從台灣寫信回來，總說他們過得很好，還能不時給家裡寄錢改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到台灣念哪所學校都一樣，重點是離開貧瘠的緬甸，到海外打工賺錢。

到台中高工念書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工了。

畢業之後，我到台灣科技大學念設計系。為了繳作業，開始製作短片、實驗電影，後來發現這些影片可以參加比賽、賺獎金，就繼續拍。從沒想過，日後我會靠拍電影維生。

我的研究所畢業作品《白鴿》，意外入選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亞、里昂、西班牙短片等影展。二○○九年，我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

這些作品的內容，其實皆出自於「有話要說」的一種自我抒發。

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很幸運地，我的故事有人喜歡。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看，我是沒有條件拍電影的。我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我希望可以賺錢來改善家計。不管是留在台灣，或是回到緬甸，我都看不出來「拍電影」這件事，除了自己有興趣，偶爾可以賺獎金以外，有任何支撐我未來生活的可能。

二○一○年，我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

當時，正是緬甸政府頒布新憲法，籌備總統大選之際。歷經百年專制後，家鄉的政治、經濟似乎有機會大幅改變，朝向民主與開放發展。許多在台緬甸人（含華僑），不論是來念書、做工、做生意的，都因著改革開放的消息，萌生返鄉的念頭。

尤其是做粗活的，其中不乏非法勞工，就算是合法來台，也因為掙的是出賣勞力的辛苦錢，既沒社會地位，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

對他們而言，家鄉就要發達了，就如同近幾年的中國一樣，經濟終究要騰飛的。有什麼道理不回去呢？

眾人都想趁早回鄉卡位，朋友們都在討論著，回緬甸後的種種計劃和想像。那時，幾乎天天都有形同餞別宴般的飯局，席間毫無離別的感傷，只有對於未來大展鴻圖的希望。每天聽朋友議論著返鄉大計，我內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對於「回去」這件事，我充滿了矛盾。

矛盾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我在台灣所學的影像、設計，在緬甸勢必難以施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離開緬甸已十三年，對台灣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這裡生活的意義，早已不同於當初來台只是賺錢、脫貧而已。

現在的趙德胤，許多方面都是在「這裡」建構的，甚至可以說，我大部份的價值觀已經是個台灣人了。當認知到自己已經「台灣化」，想要割捨，就沒那麼簡單。

躊躇之際，我決定回去緬甸拍一部電影。去見證，或說是觀察，緬甸專政一百年後首次的總統大選，也許會讓我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計劃，最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台灣打工的緬甸青年，打算趁政局改革回鄉發展。為了多賺點錢，回家的前幾天拼命加班，卻不幸在工地墜樓，死了。

主角是同鄉友人興洪，他帶著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賠償金回到緬甸，原本對返鄉滿懷憧憬，結果卻大失所望。為求翻身，興洪私吞了賠償金，把錢投資在玉礦裡，不料被人所騙；幾近窮途末路之時，他買了槍要把錢搶回來，卻在此時被亡者的家人發現，最後將興洪毒打了一頓。

當我帶著劇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薦，卻找不到資金。

他們有疑慮的是，台灣觀眾想不想看一部關於「外籍勞工」的電影？在台灣拍這種題材到底有沒有票房？最後，我沒籌到錢，連演員都跑了，所有拍攝計劃停擺。

一段時間之後，我收到一封緬甸製片的e-mail，對方在網路上看過我的參賽短片，願意支持我拍電影，但是他的電影公司才剛成立，財力有限，僅可供應劇組機票錢、攝影機與設備，以及緬甸的官方人脈與管道。

就這樣，我自導自拍，執行製片王興洪兼任男主角，再加上收音師林聖文，一共三人到緬甸，很克難地花了十五天拍攝，回到台灣後，我自己完成剪接與後製。

因為沒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在台灣會有票房，我們只好將片子送到國外參展。沒想到，竟然入圍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鹿特丹影展老虎獎，同時入選國外二十幾個影展。

《歸來的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而我自己跟著這部片子親身走訪了二十幾個國家。我發現，原來電影是這麼直接的表達；只要帶著誠摯的感情，不論有沒有錢，不管哪一種語言，都有人懂，也感受得到我要說的故事。

不過，當《歸來的人》到世界各地巡迴時，我免不了被詢問：「下一步的拍片計劃是什麼？」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可以靠當導演維生。

混亂的心

那麼，何不接著再拍一部看看？

我開始籌劃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籌劃時，在泰國從事旅遊業的二哥剛買房子，我盤算著到二哥家借宿，藉機拍一部緬甸人到泰國打工的電影。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找來台灣演員吳可熙和王興洪搭檔，二○一一年十二月，劇組飛往泰國拍攝。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講述的，是一對緬甸兄妹偷渡到泰國，哥哥原本當導遊謀生，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販子帶走，哥哥為籌贖金，挺而走險販賣製毒原料。吳可熙飾演的，則是為求拿到台灣身分證，而幫人蛇集團運送人口的女主角。

這一次，只花了十四天，就拍攝完畢。

二○一二年，我帶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到歐洲，獲得鹿特丹影展HBF電影基金贊助，並入圍南特、釜山、溫哥華等影展，也賣出了全球ＶＯＤ（隨選視訊）、美國電視ＭＯＤ（網路數位影音）的版權。

不到兩年，拍完《歸來的人》和《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有這樣的成績，我除了驚喜之外，也開始害怕。

拍電影，真的就是這樣嗎？可以花很少的錢，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藉由劇情宣洩，然後就成為商品銷售出去？

參加了這麼多的國際影展，見識到這麼多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在做電影。我開始覺得，自己對電影是這麼的無知，才膽敢如此貿然地，在資金困窘、官方管制的侷限下，以這麼土法煉鋼的方式拍電影。

在好萊塢，拍一部電影，要有一間銀行和一支軍隊來做後盾。別人是砸一千萬美金做電影，但我卻只能用不到一百萬台幣搞定一切；別人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但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蠻幹。

因為資金困窘，以及緬甸政府當局的禁忌，多數場景被迫採游擊偷拍的方式進行。拍片過程中，總是這麼的緊繃、克難和痛苦，而最後的成品，也總是讓我自己覺得不滿意。儘管《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得到一些肯定，但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只達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作品只能這麼粗糙，那麼我繼續拍電影有什麼意義？或者我應該寫一個可以快速吸引資金，可以賣錢的商業劇本？還是，我照著原來的方法，先籌得多一點資金，在台灣找拍攝場地，讓團隊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攝想說的故事？

一連串問題直衝腦門，但我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每拍完一部片，我就會大病一場，在家裡躺上兩、三個禮拜。

即使吃得下，也能下床行動，但是精神很差，什麼事也做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身心匱乏，連著兩年產製出兩部電影，幾乎等於是掏空了我自己，好累！

很多前輩提醒我，做電影的狀態應該是，在放鬆的狀況下思考藝術與創作。

我想，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反正暫時不缺錢過生活。

離不開的電影

電影，終究是門充滿遺憾的藝術。每當我檢視自己的作品，總感到太多缺失；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原本我決定放慢腳步，兩、三年內都不拍電影。《冰毒》，可說是意外之作。

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鐘的短片《安老衣》，拍攝過程中，我腦海中總縈繞著家鄉人的許多事，很自然地發展出了長篇劇本。

《冰毒》說的是什麼呢？一對在緬甸邊境山居的貧農父子，因農作賤價難以糊口，父親決定借錢買摩托車，讓兒子到城鎮裡載客賺錢，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資產——一頭耕牛。另一個被騙婚而嫁到中國農村的女子，藉著返鄉奔喪，決意留在家鄉掙錢。

致富的慾望，讓男女主角一起走上運毒的險路，短暫得到圓夢的幻象，最終急墜現實，失去了所有。

《冰毒》的拍攝場景，就在臘戌，我的故鄉。劇中主角，和我一樣，是生在緬甸邊境的華人。

故事裡，主角為了求生存，嚮往著一條可以翻身的路子；現實世界裡，販毒、挖玉礦、到海外打工，是緬甸人尋求命運改變的三種途徑。 我的電影中，透過不同的人物，或迫於環境，或選擇不屈服，都為了生存而尋求「改變」。

其實，《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說的都是台灣夢，前者是懷抱希望來台打工的青年，因美夢破滅，又回過頭把返鄉當作救贖。

後者是透過一位渴盼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女子，雖然離了境，卻逃離不了命運，陷入人蛇與販毒集團糾葛的深淵。故事中的主人翁，個個滿懷希望，挑戰著命運，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裡。

回到最初，我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那是集結我個人，對於台灣與緬甸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所做的各種觀察和感受。

原鄉，還是歸鄉？

後來，電影公司把《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和《冰毒》，稱為「歸鄉三部曲」。這不是原本就設定好的系列電影，而是我發現，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

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

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在《歸來的人》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我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了。但，我真的是台灣人嗎？我的原鄉、故鄉、家鄉在哪裡？

我祖籍江蘇省南京市，高祖父因修築滇緬公路，從原鄉南京遷徙到了雲南。幾十年後，祖父因國共內戰逃亡至緬甸，父親則在臘戌生活了一輩子，期盼的就是從臘戌回到故鄉——雲南。

到了我這一代，因為家鄉臘戌的生活窮困，為了生存，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掙錢，我自己則是來到台灣，成了台灣人。

那麼，哪裡又是我的原鄉呢？

拍攝這三部電影的同時，每每思索及中國、緬甸與台灣，之於我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最終發現地域其實不具意義，顛沛流離都只是為了生存而已。而在我的電影中，所陳述的普世價值，大抵也就是以「生存」為核心。

這本書，到底想帶給讀者什麼？它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應該說是「我們」，如何在中緬邊境的衝突中生存，如何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中自我定位，如何在從專政轉向開放的社會中燃起希望。

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人，或說無數嚮往台灣的緬甸華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是一群想從社會底層往上爬，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的小人物，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這是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論以前，你知不知道。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更多精采內容，立即前往>>>

2014/4/6「人生的運動家精神」

馬志翔vs.魏德聖》

人生的運動家精神

摘錄自：30雜誌 電子報                           2014/4/3

作者：整理-王維玲 　 攝影：關立衡

出處：《30》雜誌 2014年4月號 第116期

魏德聖與馬志翔說，除了「想」之外，還要「做」﹔除了「信念」之外，更要有「行動」。機會就像一個燙手山芋，你只要緊緊握著，總有一天，它會讓你吃下肚，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從來沒有贏過一場的球隊，要如何熬過他人的嘲笑，以實力進軍競爭的最高殿堂？轉換到人生路途中，數不清的失敗、挫折與自我懷疑，該如何才能堅持信念？

以《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締造近10 年台灣票房新紀錄的導演魏德聖說，我們常花太多的時間在擔心別人怎麼看自己，太少的時間花在展現自己的力量。同時擁有演員、編劇、導演等多重身分的馬志翔則認為，機會就像一個燙手山芋，你只要緊緊握著，總有一天，它會讓你吃下肚。

他們堅持，除了「想」之外，還要「做」﹔除了「信念」之外，更要有「行動」。

馬志翔為了10 年導演計畫，做過場記、副導，也自己創作劇本，即使一再被退稿，他卻傻傻地從不埋怨，而是一次次修正，終於有人找他拍電視劇，因而拿下金鐘獎最佳導演，更讓魏德聖看見他的潛力，將拍攝《KANO》的重棒交給他。

魏德聖在拍出《海角七號》之前，整整10 幾年的時間，每天只能坐在咖啡館裡創作，但他始終沒有失去鬥志，為了夢想努力研究台灣史料，為了夢想願意求人籌資，然後看到一塊璞玉，賭在這塊璞玉身上。

他們，都用行動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兩人共同締造的電影《KANO》，正掀起一股旋風，最重要的是將久違的勇氣與熱情吹入每一個人心中，讓徬徨的人重新傾聽內心的呼喚，讓寂寞的人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單。

在這個社會上，常常過於放大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卻忘了自己是誰，忘了自己心中真正那把火的力量。《30》講堂「人生故事系列」，3 月4 日特別邀請魏德聖與馬志翔分享，吸引千人聆聽。劇中討論最多的「木瓜理論」——木瓜樹被釘上釘子，就會長出又大又甜的果實，在現場引起熱烈討論，一如魏德聖和馬志翔的處境，不服輸的他們如何堅持自己的夢想，並鼓起勇氣採取實際行動？如何面對他人的嘲諷譏笑， 卻依然相信自己？以下是他們的精彩對談：

問：《 KANO》講的是一個從來沒有贏過一場球的球隊，他們夢想著要去打甲子園，卻被所有人所嘲笑。為什麼想要拍這樣的題材？

魏德聖（以下簡稱「魏」）：太多的時間我們都花在別人怎麼看我們，卻花太少時間去展現自己的力量。在《海角七號》之前，我有10 幾年是悶著的，那時我覺得全身充滿力量，但找不到對手，就像一隻鬥犬關在籠子裡，找不到發洩對象，所以那時看到《KANO》的故事受到激勵，我開始覺得，也許這樣長久的忍耐，只是為了一個出口。我的想法是：台灣電影你給我好好看著， 只要有一天我找到出口，我就打到你連抬頭的時間都沒有！

馬志翔（以下簡稱「馬」）：戲裡面近藤教練說：「練習很重要，它是成功的唯一要素！」所以我不斷的茁壯自己，同時也在等待一個機會。

2011 年《賽德克．巴萊》宣傳期間，我問魏導之後會忙什麼，他說要忙一個「小的」棒球題材。「找我！ 找我！」我第一時間就舉手，因為我以前打過少棒， 我興奮的不只是看到一個拍攝電影的機會，還因為這個故事本身非常豐富飽滿，當時我就像魏導講的，自己好像是隻獵犬，門開了我就一直衝，衝到忘了緊張。

問：當我們有了夢想，該如何去實踐？

馬：過去我一直都是一個人，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但這次經驗讓我體悟到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缺一不可。也許我是吳明捷（嘉農王牌投手兼第4 棒），也許我的奪三振率很高，也許我可以讓對方得不到任何分數，但我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打擊。除了你打全壘打，不然你上了一壘之後，需要隊友幫你推上二壘、三壘，再幫你打回本壘。同樣的，我身為一個導演，空有想法、空有創造力、空有場面調度是沒有用的，我需要有人幫我去執行它。雖然現場幾百個人等著我下達指令的感覺很恐怖，但是念頭一轉，壓力就變成助力了，之後我把它當作是我的遊樂場，好多人陪我一起玩。玩什麼呢？我們在創造一個美麗的事情。

魏：為什麼大家不看好馬導，我還是找他來拍這部戲？因為我們看見他的特質，就像一塊還沒有被琢磨的璞玉，我們願意幫助他一起努力。當然，有一個很強的投手夠不夠呢？放心，我們還給你一個很會配球的捕手，還有一堆防守力很強的野手，以及好幾名打擊力很強的打擊手，這個組合，重要的不是人種的問題，重點是每個人的特色加起來是夠強的。一群人組合起來，他強在哪裡？不是個人主義的表現，除了有創造傳奇的人，也有成就傳奇的人。

問：該如何克服心路低潮？尤其當大家都反對

魏：不要理他們啊！ 雖然不被大家看好，其實往好處想，這就表示你的機會大了，因為沒有競爭者，沒有人會來跟你搶你要拍的東西。這個過程當然很辛苦， 尤其是到處籌錢時會覺得自己很卑微，直到有一次我在洗澡時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忽然覺得，不對呀， 我拍片又不是在做壞事，為什麼我要把自己看得那麼小呢？我為什麼不把自己看大，我在做一件好事，一件你們不敢做的事，我應該得到肯定才對呀！所以，你不借錢給我，是你羞恥，不是我羞恥。從那時起，我的整個信念就翻轉了，因為我在做一件好事，我在告訴大家一個發生在台灣，會讓大家感覺到很有自信、能重新去認識自己的故事，沒有什麼好羞恥的。我除了相信過程，我也相信最後的結果一切都會是好的。

馬：拍《KANO》之前，很多導演都懷疑我的能力， 等著看好戲，自己當然會難過、失望，但是我覺得就算機會到你手中，如果你沒有準備好，機會就會飛走。機會就像一個燙手山芋，你只要緊緊握著，總有一天， 它會讓你吃下肚。當我決定要當導演時，我給自己10 年吸取養分的計畫，寫了很多故事，也送了很多電視台、國家輔導金徵選，每一次都被退，但我傻傻的，被退就重新再整理一遍，修完後再送，又被退回來，來回5 次都沒成功。沒想到有個製作人真的跟我要了劇本， 看完之後找我拍，之前我就做過場記，當我知道可以拍的時候，我趕緊去找一個副導的工作，最後得了金鐘獎的編劇獎。我覺得，「講」、「想」都很簡單，但是人要當行動者，你不去做，怎麼會知道你到底行不行呢？

問：「可以生氣，但不能放棄」，放棄其實是這部電影中滿重要的主題，可能也是每個人常會閃過的情緒，馬導曾經有過放棄的念頭嗎？

馬：說來慚愧，《KANO》叫人家不要放棄，我每天跟著那群孩子，一直鼓勵他們「加油！」結果自己在那段時間自己壓力很大，大到想放棄，但是放不了手， 放棄就完蛋了。

當導演有個好處，就是你常常可以看到演員鏡頭以外的神情。這群孩子很辛苦，雖然他們是棒球員，你簡單一個滑壘，普通大概2-3 公尺，但是因為機器的角度，因為畫面張力的需求，也許得多滑個2公尺，那個很難達到標準，我可以從monitor看到孩子們的表情，一次不行，他們馬上站起來，拍拍屁股，重新就位準備，不管幾遍，他們沒有放棄！到頭來，我重新被這群孩子們激勵了。

問：大家都說學生的本分就是念書，但如果不能在學生時期就為自己的夢想奮力一搏，該如何在出社會後面對現實，還能繼續堅持夢想？

魏：我覺得幾歲就該做幾歲的事。20歲之前你是一個學生，你就當一個學生；出社會一直到40歲，是你的創業期，你要讓你的夢想開花結果；40歲以後是一個經營的時間，你就要用心去經營先前開的花與結的果實；60歲以後是退休的年紀，你就要好好遊山玩水，享受人生。我覺得現在太多人為了經濟問題，太急著要安定，我不懂要安定什麼呢？

要吃飽，沒那麼難，為什麼要把吃一口飯當成人生追求的目標？你剛出社會2-3年就想要開花結果，如果沒有開花結果，就說：「家裡反對、要結婚、要安定下來，不能做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你才幾歲？結婚了，就要為家庭盡責任，有了孩子後更不敢冒險，然後把你想追求的事，移植到下一代，等他們長大後，你又強迫他趕快安定，然後他安定下來後又不能追求夢想⋯⋯，這樣的人生不是很無聊嗎？

從前的人20歲左右就可以爆發得很漂亮，現在我40歲才開花，不行嗎？我覺得不用擔心年紀的問題，不用擔心現實跟理想之間的差距，但是心裡面的距離是最大的，而不是現實跟理想之間。

問：很好奇魏導為什麼會有勇氣跟膽識借5000萬拍《海角七號》、借7億拍《賽德克‧巴萊》，有沒有想過，萬一片子不賣怎麼辦？

魏：我不想後面的事。在台灣還有什麼不能存活的？負債幾千萬那表示我是企業家了。（掌聲）

老實說，現在是講得很豪邁啦，但當時跟龜孫子一樣到處求人借錢，不過我真的沒有一點點的想法說，萬一不賣怎麼辦，沒有！我知道它會賣！我知道能夠感動我的東西，我只要把它做到最好，一樣可以感動跟我同樣的一般觀眾。我要思考的是，我怎麼讓大家知道這部電影很好看，而不是去騙他們進場。

問：看過《KANO》的人都知道，木瓜為什麼可以長得這麼大這麼美，是因為它的根部釘了釘子，可是奇妙的是，在那片木瓜林中，沒有釘釘子的木瓜樹，也長出很美的木瓜，為什麼？這就是劇中很重要的一句台詞：「當你跟強的人在一起，你會變得更強！」最後請魏導和馬導給大家一些鼓勵。

魏：在台灣有太多美好的價值、太多美好的精神，只是因為時代的轉換而被遺忘。台灣有原住民文化、有漢人及外來移民的人文歷史，我們把它統統融化為台灣文化，接下來我們要帶著這種融合文化，再往下走一百年的時候，我們夠不夠胸襟去容納一整個世界？關鍵就在於我們現在自我展現的力量夠不夠，我想族群融合長久以來應該是你的文化加我的文化加他的文化，一起創造一個更強大的力量，而不是你的文化再扣減我的文化再扣減他的文化，變成愈來愈單薄的價值。

馬：我借用魏導分享給我的一句話，那就是「花若盛開，蝴蝶自會飛來！」吳明捷這麼努力的在球場上發光發熱，然後，他抬頭，他看到了什麼？我的意思是，台灣雖然很小，但是我們真的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