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6/6 「【周一專欄】朱敬一：說簽FTA「利大於弊」，跟沒說差不多」

【周一專欄】朱敬一：說簽FTA「利大於弊」，跟沒說差不多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6/3

2014/06/02

作者: 朱敬一.

今年三月爆發的學運，導火線當然是「服貿」。由於服貿是兩岸ECFA的一環，而ECFA又是台灣融入全球自由貿易的一環，因此學運反服貿的戰火，最後就延燒到全球化的議題。我所接觸到的學者專家、民意代表，不分藍綠都認為台灣難以迴避全球化，但這當然並不表示我們對全球化就要採取「無條件擁抱」的態度。這裡面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少，也有一些觀念要釐清。

基本的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在完全競爭的環境中，自由市場能夠提升經濟效率。把這個論述應用到國際貿易的框架，其結論就是：各國降低關稅壁壘、促成貿易自由，能夠提升彼此經濟效率。台灣之所以擔心FTA簽署拼不過韓國、之所以想要趕緊通過服貿、貨貿等已經走到一半的開放自由貿易協定，當然就是希望簽署之後能與各國公平競爭，提高廠商的競爭力，也進而改善整體的經濟效率。

但是「自由市場提升效率」的論述，其實有另一個面向的解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J. Stiglitz 與P. Krugman最近幾年在一系列專著中，均痛陳不少國際「自由」貿易的弊端。這些大學者的反對論點很多，但大致不出三個方向，以下分述之。

第一，提升效率當然不表示改善公平。當台灣官員說簽某個協定「利大於弊」時，其實根本沒有回答受損抗爭者的問題。提升效率的定義就是指整體利大於弊，而這背後就必然有人受損有人獲利。若是向受損的某甲說：「某乙所獲之利大於你的損失」，這種利大於弊的陳述大概只會令某甲更是火大。

第二，自由競爭的市場雖然確能提升效率，但是國際貿易市場卻從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不但老美最擅長在貿易談判中逼迫對手開放美牛、美豬進口，甚至在貿易磋商的議程設定上，往往都是強權國說了算。例如，智慧財產等專利權的保護原來與自由貿易無關，但是若干年前WTO硬是把它扯進議程，這當然也是智財強權國運作的結果。總之，走向自由貿易的「過程」，是對強權國比較有利的。

第三，全球化也使得弱勢文化受到強勢者衝擊。即使在純然經濟面，世界銀行與IMF等全球融資機構都常在金援各國的時候，強迫各地政府依美歐的經濟邏輯行事（例如利率自由、匯率自由等），衝擊各國「市場文化」。市場甚且如此，其他非市場面的文化衝擊，當然就更是不勝枚擧了。

「自由貿易提升經濟效率」的論述即使有上述諸多批評，但是還是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經濟學裡常有一些定理，應該要負面而非正面解讀。例如，第一福利定理說：「完全競爭之下，一定有效率」。這個定理正確的解讀與思考方向是：當「完全競爭不成立時、或最後結果即使有效率卻有可能很不公平時，政府該如何預判而做什麼以為因應」？

同理，自由貿易提升經濟效率的論點其實卑之無甚高論，而我認為正確的解讀應該是：既然全球化台灣難以避免，而它的遊戲規則又難免如Stiglitz 所言，因為強權國操作而傷害我們的弱勢者，那麼政府該如何未雨綢繆以為因應，或是如何在開放與不開放的品項取捨中得到最大的産業利益？

從以上的思考角度，Stiglitz認為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研議，根本就應該做一個個產業的微觀分析，不但要將產業戰略抽出、融入於談判方向，也要在事前預擬獲益者回饋與受損者補償之間關係。光是說整體而言簽FTA「利大於弊」，說了跟沒說差不多。

photo credit：Kristopher Edwin (CC BY-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