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雙眼睛看台北：遇見塗鴉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5/3/10
2015-03-09 Web only 作者：蔣宜婷
 |
| 圖片來源：flickr@古天熱 CC by 2.0 |
城市裡，有些聲音必須用眼睛確認。在「這城市井然有序」的低語後，有些聲音從城市天際線底下冒出。周一上班的路上，也許可以用另一雙眼睛，遇見不一樣的台北。
塗鴉，是種年輕的低聲鼓譟，也是一句喊到聲嘶力竭的「我存在」，響起噴漆罐在背包裡撞擊的回聲。從代表「我」的簽名，到一幅人被錢壓倒在廢墟裡的政治諷刺壁畫，那些聲音、每一句話都是街頭塗鴉。
雖然塗鴉逐漸融為城市街頭的獨特景觀，其爭議性卻始終存在，也越演越烈，過去兩年，台北市的違法塗鴉清理數量減少800多件，在緊縮的法規與公權力下，塗鴉人似乎快要輸掉街頭。
都市法規下，摸黑冒險的塗鴉人
「畫到一半，我們全部開始跑，前面的人跑進地下停車場，警察還追在我後面，我只能跑進電影公園，把噴漆罐藏好，在雜草裡躺平。警察到了後，他一直拿手電筒照我，邊罵髒話叫我出來...。」
談起在西門町塗鴉被警察追的經驗，不僅對做了十年塗鴉、近年轉型成塗鴉藝術家的BOUNCE仍歷歷在目，每個塗鴉人也總有幾個在街頭與警察「你追我跑」的經驗。一般人所認知的塗鴉，通常是上街做違法、「沒經過允許」的塗鴉，也就是塗鴉人間所稱的「炸街（bombing）」。這類的塗鴉方式，如果現場被抓到，會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最高被罰6,000元。
BOUNCE說，前臺北市長郝龍斌開始籌備花卉博覽會，是「消滅臺北塗鴉的第一步」。從清理掉塗鴉人視為「如紐約布魯克林般秘密景點」的承德橋下塗鴉開始，到訂定對塗鴉罰款的專法，及鼓勵民眾檢舉塗鴉，就能獲得罰鍰50%賞金制度。臺北市除了不再是外國人曾認為的塗鴉天堂，還讓計程車司機加入檢舉行列，成為他們夜間躲避的對象之一，「全世界塗鴉都會被抓，但有人開始為了賺錢再做這件事，」他說。
臺北市環保局從2009年實施專案取締計畫加強宣導稽查，並且配合相關法令後，這一兩年仍抓到違法塗鴉的件數維持10至20件，但是清潔隊塗鴉清理件數，已經從2012年的1000多件，下降至2014年的200多件。
改變中的塗鴉藝術家
 |
| ▲Candy Bird跟著朋友參與了2011年新店十四張迫遷抗爭，他在房舍殘破牆壁上，畫上一個被釘子穿過的斷手，隱喻家園不再完整。在他的作品裡，Candy Bird拿著油漆桶上街，畫著他自身的憂傷，也低聲訴說他關照議題的種種掙扎。（圖片來源：Candy Bird提供） |
不過除了取締，北市府也釋出好意，近年在河濱公園設5處合法塗鴉專區。
塗鴉人DEBE說，塗鴉現在分成兩種路線，「一掛完全炸街，另一掛就是藝術家。」Bounce解釋，塗鴉這個行為，有一部分是行動藝術，是對社會體制的反叛，像是到警察局、總統府門口簽名，或爬上高樓簽名，而現在只做這種類塗鴉的，已經是圈子內較為「地下（underground）掛」的一群人。
但對於想靠塗鴉維生的人來說，他們部分轉型為塗鴉藝術家，走塗鴉的另一種路，強調視覺美感，承接商業案。譬如：BOUNCE走進了進藝術博覽會、台北當代藝術館，他的「BOUNCE GIRL」系列作品被國家美術館典藏，也接了潮流品牌設計。
以詼諧方式表現社會議題的塗鴉人Candy Bird帶著他的黃色蘿蔔人去了國家美術館，也在台北市傳播光觀局的邀請下，參與松山線通車捷運車廂彩繪，成為台灣第一個畫到捷運的塗鴉人。
Candy Bird說，關於合法跟非法塗鴉的定義只建立在一個小動作上，「就是你有沒有被允許。」一開始沒被允許的塗鴉，若事後被牆面擁有人認可，那便不違法。而這也為街頭塗鴉創作，找到另一個突圍方式。
「城市記號創意行銷工作室CITYMARX」的鄭子靖便擔任了中介的角色。他在西門町玩十幾年街頭文化後與夥伴組成CITYMARX，不只舉行塗鴉活動與比賽，近年也積極爭取大型創作牆面。像是西門町豪華戲院八層樓牆面創作，這個台灣史上最大，由Candy Bird、DEBE等七個塗鴉藝術家共同創作塗鴉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鄭子靖說，塗鴉人必須把自己打開，改變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從西門町紋身街的12個店家的鐵捲門開始，漸漸打造出西門町特有的塗鴉街道。豪華戲院的牆面，他從2011年開始談，不僅主動提出幫忙做外牆防水，也提出結合在地主題，融入西門町寺廟等文化地景，最終他們在老闆兒子允許、老闆默許下架起鷹架開始創作。
參與創作的DEBE說，雖然整個計畫只有補助材料費用，但是卻因為牆面非常大，要多達一個禮拜的草稿設計，並根據鷹架方格規劃，是相當難得的機會。鄭子靖強調，「牆對於塗鴉人是神聖的，」每一面牆得來不易，他認為，為了畫到一面牆，去多問幾次並不困難。後來有相熟的同好向他提起想畫什麼牆面，他都會想辦法爭取。
將城市變成一個適合創作的環境，鄭子靖也積極申請政府部門補助、讓他們認同這個藝術形式。他指出，臺灣不同地區都有人在做類似的事情，臺中的「六號病毒街頭藝術創作團體」也是以尋找好的牆面、創作地點為主。
 |
▲訪談當天，DEBE想起在鄭子靖店門口牆上的塗鴉還沒簽名，就順手拿起隨身帶的噴漆噴了起來。他塗鴉已經九年了，也常跟朋友上街塗鴉，「那時整個晚上、整個城市只有我們」。（圖片來源：蔣宜婷攝）
|
 |
| ▲Candy Bird近年也選擇接一些商業案，他認為，塗鴉人有責任做出更好的創作，讓他人瞭解其價值。他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畫地上壁畫時，便吸引許多民眾圍觀。 （圖片來源：蔣宜婷攝） |
認識堅持炸街人
但「畫合法很遜，」屬於地下掛的CURE想都沒想地說。雖然外界認為次文化的炸街塗鴉客是觸法，但塗鴉人的街頭，存在一套潛規則，像是不能蓋別人的圖，除非畫一個比他更大、更強的PIECE（大圖）直接覆蓋他，如果只是隨意在別人的圖上簽名，那就會被認為是種挑釁。
CURE說，在街頭生存，前輩會傳授很多技巧，加上他是這一兩年才進入圈子，並不認為現在上街違法塗鴉特別困難。他說，他們是一個團隊行動。CURE通常有一個幫忙把風的夥伴，那個人並不塗鴉，而是站在一個不明顯可以看到街道的地方。談起他們的關係，他笑說，「就是給你什麼pass（暗號）都要照做。」
所以在塗鴉的時候，他得一邊以全身力氣用噴漆簽字，一邊專心聽暗號。如果聽到夥伴用力咳嗽，那他就知道警察接近了，要準備開始落跑。而如果只是路人接近、想知道他在做些什麼時，夥伴就會假裝去向路人問路、引導路人看向別的方向，讓CURE可以暫時藏一下，化解危機。
雖然平常也接商業案，聊起私下還是會去炸街，DEBE顯得特別興奮。他說，街頭的裝備越簡單越好，頂多三四罐噴漆，穿著也盡量不要引人注目，但如果真的被路人看見了，他直說，也滿容易能用在路上找東西、滑手機或是跪在地上裝吐矇混過去。
街頭之所以為街頭，是因為那幾乎是所有塗鴉人的起點，安放著他們不被聽見的聲音。高中休學三次的CURE，白天擺攤、晚上在夜市賣手機殼，一天結束後，他上街去塗鴉。這一兩年，他在城市各個地方留下簽名，讓「CURE」成為環保局新聞稿上特意指出的名字；他也曾爬上台南火車站旁十幾層的高樓樓頂，站在距離墜落只有10幾公分的隔板上，於頂樓招牌畫上與自己等身的簽名泡泡字，就為了夠顯眼、讓人看見。
街頭也把生活的沮喪短暫轉成靜音。Candy Bird說，開始上街塗鴉，是他美術系畢業、結束短暫設計工作，開始在拉麵店打工養活自己的時候。每天整理完店面，他提著油漆桶上街畫到凌晨，在幽默卻略顯憂傷的創作裡，映照著「每天面對一些鳥事」的自己。
DEBE也說，回去炸街，是因為「那是塗鴉的精神、本質，要畫就要畫違法的，」畫商業的要求限制，反而遠離塗鴉的自由與沒有規則。但塗鴉是什麼，似乎又繞回來成為相互挑戰的引信。
資深塗鴉人BOUNCE說，塗鴉需要正向化、藝術化，另一名塗鴉人DEBE說，但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擊，Candy Bird說，塗鴉是他傳聲的管道。而年輕的塗鴉人CURE則說，他說不出來塗鴉是什麼，但是塗鴉正在治療他，他也正在被看見。
他們的行動、抵抗、對於「我存在」的句句發聲，也交錯了更多相互質疑的耳語、嗆聲。但當塗鴉人仍在尋找各自的街頭時，城市裡消失的800件違法塗鴉或許並不真正消失。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