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3 「【讀者投書】蔡慶樺：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革命摒棄了它的孩子們」

【讀者投書】蔡慶樺：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革命摒棄了它的孩子們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11/10

2014/11/10

作者: 蔡慶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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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11月9日晚齊聚布蘭登堡大門，參加「勇爭自由」紀念活動。這裡是柏林圍牆格開兩德處，也是雷根向戈巴契夫呼籲「推倒這面牆！」的地方。

25年前的10月9日，東德人民聚集在萊比錫遊行，高喊著「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11月4日，渴求民主的盼望終於在柏林爆發，約有百萬人民聚集到亞歷山大廣場，呼籲和平、憲政、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後來，遊行民眾放棄了對東德共產黨改革的希望，轉而開始高喊「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東德向蘇聯請求軍事支援以應付抗議遭拒，匈牙利開放了邊界，連鎖反應導致最後在11月9日時，柏林圍牆倒塌。隔年共產黨政權結束，德國完成了和平革命。隨著圍牆年代的結束，鐵幕降下，一個強大的民主德國成型，25年來在德國帶頭下完成新的歐洲秩序，而德美英法等「第一世界」強國也聯手打造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這個民主童話這些年來不斷被傳誦着。

圍牆倒塌前一個月，東德的政治改革者一起成立了「民主覺醒黨」(Demokratischer Aufbruch)，在秘密警察監控下，將成立宣言暗中送到了《明鏡周刊》那裡，要求東德共產黨改革，推動民主社會主義，接納自由主義。圍牆倒塌後一個月，「民主覺醒黨」召開了黨員大會，放棄了社會主義綱領，追求市場經濟。當時大會上一起通過這黨綱的幹部中，有一個叫作安潔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35歲科學家，留著短髮，戴著耳環，原來並不熱衷於德國統一，僅希望共產黨能夠民主改革，但是民主革命浪潮莫之能禦，她從一個「改革派的共產黨員」接受了兩德統一，後來成為「民主覺醒黨」的發言人，她跟著她的政黨放棄了共產主義，把統一後的德國帶向市場經濟發展，最後加入「基民黨」(CDU)，2005年成為德國第一個女總理—並且是德國戰後最有權力的總理。

當年35歲的梅克爾，今日已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元首，她治下的德國帶領歐盟挺過歐債危機，也積極介入東歐及中東事務，出兵阿富汗，供應庫德族武器以對抗伊斯蘭國組織等，儼然有歐洲的世界警察姿態。在25週年前夕，她發表演說，肯定這場和平革命的成果：「我們德國人在1989年到1990年間這些事件中完成了美好的經驗，我們知道了，不是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而這也讓我們更強化與世界其他夥伴的合作。」她特別點出了烏克蘭與中東地區的紛亂，以及德國的責任，盼望德國和平革命追求自由的精神能夠延續到其他地方。

然而，也有輿論問，這二十五年來德國真的變得更好了嗎？世界真的變得更好了嗎？這場革命的遺產是什麼？又或者我們應該問，這25年來，冷戰真的結束了嗎？

《德國及國際政治期刊》(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的主編馮盧克(Albrecht von Lucke)在該刊11月號刊出「1989年25年後：民主獨裁攻擊了民主」(25 Jahre '89: Demokratur schlägt Demokratie)專文，分析和平革命的遺產已經消失殆盡。在1989年和平革命運動中，不管要求共產黨改革(「我們是人民！」)或者要求德國統一(「我們是一個民族！」)，共識都是民主，當年在遊行中無數人高舉著「現在就要民主！」的標語，爭得了自己的自由與權利，使1989年成為「奇蹟的一年」(annus mirabilis)；然而今年，災難、戰爭、危機，我們已經看不到奇蹟，世界度過的是「恐懼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這個世界，現在由許多假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的政權統治—德國著名記者萊許斯特(Boris Reitschuster)便稱這樣的混合政體為民主獨裁制(Demokratur)，例如普丁的俄羅斯。馮盧克觀察到，這種民主獨裁的治理術收編了反對聲浪，強化了威權，並將民主及人權擠到第二位。在國際上可以找出民主獨裁的「同盟」，例如中國，印度，土耳其，泰國或埃及。他稱這種政治潮流為新的「威權國際」(„Autoritäre Internationale“)。他問，和平革命，冷戰結束，歷史難道不是向世人承諾了民主及人權嗎？為什麼世界會走到這個地步？他借用了史家李奧哈德(Wolfgang Leonhard)的暢銷書名描述這個時代：革命摒棄了它的孩子們(Die Revolution entläßt ihre Kinder)。

和平革命如何摒棄了民主及自由的孩子們？首先是經濟，冷戰結束後前共產國家以震盪療法，創造了掠奪式的資本主義，極大化了貧富差距，少數的權貴階級之外是毫無希望的大眾；而西方在自由資本主義下逐漸無法落實機會平等，對於貧富差距亦束手無策(在美國，一成的上層階級擁有的財產跟七成人民的財富加總一樣多；400個富豪擁有的財富跟1億5千萬「下層」美國人的一樣多！)。政治上，911事件後，為打擊恐怖組織，西方民主傳統逐漸鬆動，例如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及關塔納摩監獄，例如美國國安局的非法監聽，這同時也促使其他國家在反美情緒中與民主化更加背道而馳，基本教義派獲得更多的支持。難怪哲學家羅帝(Richard Rorty)嘆：反恐戰爭竟比恐怖主義更危險。

另外，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也毀壞了民主革命的成果。法蘭克福大學的政治思想史教授茅斯(Ingeborg Maus)在其《論人民主權》(Über Volkssouveränität)一書中問了這個問題：為什麼和平革命後這些年來，民族主義幽靈始終徘徊不去？關鍵在於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來說，全球化象徵的是「人民主權」的喪失，例如跨國政治與經濟權力超越了民族國家，如聯合國、歐盟、WTO等各種國際組織的規範力形成國際規範體系，因而讓民族國家感覺失去了自決權力，最後以更激進的狀態試圖奪回「人民主權」，重新奠定自身存在的意義。因而很弔詭地，全球化要打破民族國家的疆界，最後卻從另一方面強化了民族主義的戰鬥性。這種奪回人民主權的呼聲，最後在今年歐洲議會大選中將極右派勢力推向高峰。

馮盧克的結論是，現在這個時代並不比25年前更好，反而是一個混亂而反常的時代，這也反映在德國的外交政策上，為求快速回應混亂的局勢，政府無法依賴國際建制，而必須儘速找出行動方案，有時甚至無法遵守國際法規範。但如此一來，無法狀態(Gesetzlosigkeit)成為常態，這對於民主的落實並非好事。他認為，應該強化國際機制，用更積極的介入方式完成和平主義(Pazifismus)，畢竟，和平主義這個字已經意涵了：「和平」(pacem)是必須被「創造」的(facere)；和平不能坐待，而必須被主動地創建，進而完善國際法的約束力及效能—這也合乎康德奠定的德國國際法傳統。

近年來歐洲的極右派或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政界對於民主革命成果過於樂觀的後果。革命離開了它的孩子們以後留下的真空，遂被這些極端政治勢力填補，於是今年歐洲議會大選，極右派獲得空前勝利；法國的「民族戰線」(Front national)聲勢高漲；英國獨立黨(UKip)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得票數比工黨或保守黨更多；德國極右派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PD)也進入了歐洲議會，而歐洲其他地區如奧地利或丹麥也有同樣令人憂心的極右派政治勢力發展。世界都在尋找強人，渴望民族主義，充滿文化保守氣氛。這一年，對於相信和平價值的人來說，並非奇蹟的一年，這也印證了馮盧克的觀察。

回頭看看這25年，很遺憾地，我們必須承認，當年的民主革命所承諾的價值，正處在危境中。回頭看看這一年，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帝國姿態、「伊斯蘭國」(IS)及奈及利亞「博科聖地」(Boko Haram)恐怖組織的暴力等等紛擾不安為這25週年紀念下了一個註腳：對於民主化及民主鞏固的成果，我們無法樂觀以視；假如我們把1989的精神視為拆除威權體制的圍牆，則這場革命仍未結束。1990年時，歐美各國元首為因應德國統一、共產政權瓦解後冷戰局勢，齊聚巴黎簽訂《建設新歐洲巴黎憲章》(Charta von Paris für ein neues Europa)，宣告冷戰、對立及分裂的時代已經結束，歐洲從歷史重擔中解放出來並進入了「民主、和平及統一的新時代」，今日看來似乎還是言之過早，對於這個依然分裂與對立、甚至更加暴力的世界，也許歐洲須要放棄樂觀的想法，再擬定新的安全策略，更積極地正視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失序與危機。馮盧克這麼寫著：

「我們從今天回頭去看25年前，再一次回到1989年，我們會看到一個驚天動地的事件。真正被完成的，不是11月9日揭示民主希望的這個日子，而是其黑暗的對立面，那就是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上血腥鎮壓的日子。這個對立面，也正打壓著香港此時的抗議。」

這不是（或者說還不是）一個民主時代，民主的對立面始終纏繞歷史不去。梅克爾說，不是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但願她是對的。

（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