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0 「民主的輓歌」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   

民主的輓歌

摘錄自：大都會文化‧時事歷史報 電子報 -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真相1912-1937（上）2014/10/8

★★民主的輓歌★★

「七君子」被逮捕後，宋慶齡也帶著行李來到蘇州，要求入獄。

◆入獄◆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發表宣言，呼籲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選舉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陶行知等40餘名各界愛國人士任執委。

7月15日，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明確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

救國會竟然毫無顧忌地引領抗日救亡運動，批評當局的誤國政策，與政府唱對臺戲，這讓國民政府十分惱火。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在上海突然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七人逮捕(史良於12月30日自動到案)。這就是「七君子事件」。12月4日，將他們解往蘇州，拘押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史良關押在司前街看守所女監。

「七君子」橫遭逮捕。對此，救國會發表緊急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在全國，凡正義者、進步人士，或電、或罷課、或請願，一致要求釋放被捕的民主人士。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既然輕易將他們逮捕，就不會輕易將他們放掉。六位「君子」決定形成一個無形的組織，並相約「形同一人」，「有罪大家有罪，無罪大家無罪；羈押大家羈押，釋放大家釋放。」沈鈞儒還特意書寫「還我河山」條幅，懸掛室中以激勵鬥志。七個人雖身陷囹圄，卻始終鎮定自若，同心協力、機智沉著地與當局進行鬥爭。

「七君子」入獄後，時局之不穩、當局所強加的「罪名」之重，意味著「七君子」的處境十分險惡。西安事變發生後，「七君子」設法打聽到，張學良、楊虎城在所提8項主張中，第3條即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七君子」估計到最高當局很可能會對他們下毒手，做好了獻身的準備，甚至連就義時要做些什麼都做了商議。

就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在南京的高層召開會議，陳果夫、陳立夫等提議處決「七君子」，以此來威逼張、楊釋放被扣押的蔣介石。由於馮玉祥等人的堅決反對與巧妙說服，當局才未對「七君子」下手。

◆唇槍舌劍的法庭交鋒◆

1937年4月3日，「七君子」接到檢察官送來的起訴書，10條「罪狀」赫然在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6條被提起公訴。上海，蘇州律師界21名著名律師，自願為「七君子」辯護。

6月11日下午，江蘇高等法院第一次公開審理「七君子」。大門內外，軍警憲兵荷槍實彈。「七君子」家屬、記者及各界人士近300人，冒雨早早等候在法院門前，法院卻以「防止有人擾亂」為由禁止旁聽，在場的人頓時被激怒，紛紛上前據理力爭，斥責法院。最後法院被迫同意家屬和記者旁聽。

審判長問道：「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沈鈞儒沉著應對：「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審判長又問：「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了嗎？」他又回答：「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願被他們利用；並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願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

接下來，「七君子」輪流上陣，一個個器宇軒昂。章乃器從容陳詞，雄辯有力，大聲疾呼「聯合全民族一切力量反抗外來侵略」。王造時聲音洪亮，侃侃而談，竭力要求「全國同胞要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團結一致，放棄一切成見，發動全民族的神聖抗日解放戰爭。」李公樸義正詞嚴，警告當局，「民族危機已經超過黨的利益，應為國家著想，共同抗日。」鄒韜奮則對當局誣衊救國會「妄倡人民陣線」的話語加以駁斥。沙千里從容不迫，再次重申，「應致電張學良，敦促他收復失地，中央應以整個國力與敵周旋。」史良應對自若，指出：「凡是中國人，除漢奸賣國賊外，都應該聯合，一致抗日。」

「七君子」義正辭嚴、妙語連珠，把審判官、檢察官駁得理屈詞窮、面紅耳赤，只能不停地搖頭擺手。

6月25日，法院舉行第二次審理，更換了審判官和推事。審判官老調重彈，一味栽贓；「七君子」真理在握，痛加辯駁；眾律師義憤填膺，雄辯滔滔。7個多小時唇槍舌劍的戰鬥，讓法庭全無招架之功。審判官理屈詞窮，不得不宣布退庭。

◆宋慶齡自請入獄◆

「七君子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事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七個人在與當局作戰，在他們身後，一場支持、營救「七君子」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南京國民政府陷入了全國輿論譴責的漩渦之中。

6月25日，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由宋慶齡領銜與何香凝等16人發起名震一時的「救國入獄運動」，向江蘇高等法院呈文具狀：「愛國如竟有罪，則具狀人等，不忍獨聽沈鈞儒等領罪，而願與沈鈞儒等同負因奔走救國而發生之責任……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

7月5日上午，一列由上海開出的火車，將宋慶齡同救國會胡愈之、胡子嬰等11人一同帶到蘇州。他們自攜行李，請求江蘇高等法院對他們進行收押。「國母」親自到蘇州要求救國入獄的義舉，讓南京當局十分狼狽。次日，宋慶齡又致電蔣介石、林森等國民黨要員，對法院當局傲慢無理的態度表示極大的憤慨，並嚴正表示：「宋慶齡等及全國救亡運動中人，斷不敢坐視沈鈞儒等受困而己身享有自由。」

七七事變爆發後，舉國一致團結抗日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加上社會各界政治力量的壓力、宋慶齡的積極營救、「七君子」堅強不屈的鬥爭以及國內外廣大群眾的有力聲援，南京國民政府終於退縮，不得不於1937年7月31日宣布「七君子」交保釋放。

為抗日救國而入獄的「七君子」，經過半年多尖銳複雜的鬥爭，於當日下午出獄，重獲自由。在走出獄門的那一刻，他們看到了一個令人期待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