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7「英國人民超市 掀起超市幸福革命」

英國人民超市 掀起超市幸福革命

摘錄自：能力雜誌電子報                                2014/11/12

整理撰文/潘俐婷　

相較於英國Tesco大型連鎖超市，這家超市顯得很不一樣。貨架上陳列商品同一項目最多3種而不是20種，而且並非都是知名的品牌，在價格上便宜許多；店員皆由會員擔任，不僅每年需繳交25英鎊會員年費，每月更必須到店從事4小時的義工服務；超市也提供餐飲服務，只不過是由廚師將即將到期、賣相不佳，卻仍可食用的食材加工烹煮成熟食後賣給顧客。完全顛覆「顧客至上」的經營模式，卻創造每周客流量達到6千名顧客，獲利150萬英鎊的銷售業績。更吸引了其他如歐洲、日本及泰國等地創辦相似類型的社會企業，其經營故事也使英國主流媒體第四頻道為此錄製紀錄片，彰顯其社會價值的重要性。這家超市是近年來在英國掀起一陣旋風的人民超市(The People's Supermarket )。

「人民超市」的創辦人亞瑟．波茨．道森(Arthur Potts Dawson)其實是一名廚師。他受到美國紐約州布魯克林公園坡街區(Park Slope)食品合作社的啟發，認為其營運模式與理念能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利，促使雙方皆能獲得實質回饋，並減少食物浪費的情況。2010年，他與凱特．布爾(Kate Bull)、大衛．巴里(David Barrie)一同於英國倫敦創建人民超市，希望建立誠信、情感交流的合作平台，提供給民眾生活消費的另一種選擇。

在地嚴選食材 超市幸福廚房

道森相當厭惡大型超市的集中採購模式，因為集中採購意謂追求成本極小、利潤極大化，從而衍生的是應用各式各樣的添加物，讓食物美觀、可口且不容易腐壞。

因此，人民超市的第一條經營守則就是：創建一個以合理的價格提供優質健康食品，並滿足會員及當地社區居民需求的超市。以環境、社區、在地食材為核心訴求，提供顧客安全、健康的食品。

順應第一條經營守則，道森認為食物鏈的上游食材是一切幸福生活的關鍵。所以，第二條經營守則為：向值得信賴、保持長期合作關係的供應商進貨，且盡可能購買英國倫敦當地生產的農產品。藉由與英國臨近的農莊協同合作強調在地化，並以合理價格向農民收購當季蔬果產品，降低物流成本與商品價格，建立穩定且安全的食物來源網絡。

此外，除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更讓長年擔任廚師的道森不能忍受的是，英國的超市每天都會把即將過期的食物扔掉，且其量高達1千多噸，更別說烹煮過程中所浪費之大量的水、電、人力等資源。因此，人民超市在店內設立「零浪費廚房」，目的不是為了增加營業額，而是為了避免浪費。他讓廚師依照店內剩餘的食材，運用巧思透過保留食材營養的健康烹煮方式做成熟食商品，販賣給消費者，至於剩下的廚餘則回收利用做成堆肥。這個作法讓消費者既能吃到健康的食物，也減少了約18噸的食物浪費。

會員不愛撿便宜愛理想

人民超市另一個做法是讓會員擁有超市的所有權，可以實際參與超市的重大營運決策，進行投票表決。主要是讓社區的顧客來超市工作，變成超市的一份子，會員彼此不僅能相互熟識，更可以發揮並貢獻所長，大幅節省超市的人力成本，然後將利潤回饋給會員與顧客，提供實惠價格的商品。

再者，針對會員的義工服務時數，人民超市還有一項特殊福利，即允許會員30％的缺席率，且當中所產生的人力空缺，則是通過公益活動的志願者來填補，其來源之一是慈善組織推薦的失業者和實習生，還有人民超市自己的贊助計畫中的被資助者。人民超市此項作為除了帶給會員好處，更是希望藉此方式，協助志願者累積相關工作經驗和具備就業技能，營造出一個注重個人貢獻，友好、安全、非批判性的工作環境。

友好、清晰的打孔哲學

秉持著「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信念，人民超市的企業使命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在實現盈利的同時，以社區發展與凝聚為基礎所經營的社會企業。」

為了體現非盈利的經營方針與核心價值，人民超市的店面內外裝飾，以及標誌、應用物品、廣告、包裝等一系列設計，皆呈現簡潔、樸實的風格；在品牌設計上，也兼具容易應用的特性，且為了降低成本，品牌相關物品都必須自行完成。而品牌顏色則以黃黑搭配，透過兩者形成的強烈對比，迅速且清晰地傳達品牌形象。此外，黃色也出現在店員所穿的T恤中，當顧客成為超市會員後，便能領到一件黃色底的T 恤，並搭配黑色粗體字，希望藉此傳達一種友好、清晰的視覺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超市在品牌上採用消費者在價格牌、標籤、手提袋等處常見的「打孔」(Euroslot)圖像。主要訴求人民超市簡潔、實用的品牌形象。每當顧客在超市消費時就能看到無處不在的打孔標誌，且一再提醒他們，人民超市的品牌價值。

社會責任與獲利不衝突

以社區型企業型態為出發點，人民超市透過會員自主管理機制，建立一個有利於釋放消費者購買力與挑戰現況的社區超市。改善超市、供應商與農民之間的關係，不僅降低經營成本，將盈餘加以回饋至顧客與生產者的身上，形成超市、生產者與顧客「三贏」的新局面。

目前全球已有14個地方團體想要效法此模式，而人民超市也表示願意給予協助，為各組織提供建議與指導，甚至歡迎利用超市的名稱及經營理念，但他們並不打算從中獲利。人民超市所創造出的互惠循環鏈，值得企業思考，獲利與社會企業責任不會永遠是平行線，只要願意，就能是交叉線。人民超市不就是最好的案例。

【本文出自《能力雜誌》2014年11月號】

2014/11/15 「為何土地價值稅總是難推行？」

為何土地價值稅總是難推行？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11/12

2014-11-12 Web only  作者：經濟學人

圖片來源：劉國泰

該怎麼向富有的房屋擁有者徵稅？為何土地價值稅這麼受歡迎、卻又這麼少見？

該怎麼向富有的房屋擁有者徵稅？英國工黨認為該針對價值超過200萬英鎊的房屋徵稅，蘇格蘭政府則計畫改革房屋交易稅。不過，在不動產稅方面，經濟學家最支持的土地價值稅卻幾乎沒人討論，實際徵收的例子也非常少。為何土地價值稅這麼受歡迎、卻又這麼少見？

經濟學家在思考任何稅之時，會將焦點放在它將如何影響決策，例如所得稅拉低工作誘因、企業稅拉低投資誘因等。分配效應也相當重要，但通常會受到忽略，因為經濟學家假定，可以透過其他機制達成重分配。

土地價值稅深受經濟學家喜愛，是因為理論上它不會扭曲決策。假設明天開始徵收1％的土地價值稅，供給不會有所反應，明天的土地總量還是和今天一樣。消費者的偏好也不會變化，因為土地不會變得更有用處。因此，若土地市場具競爭性，徵收土地價值稅不會傷害或鼓勵交易。唯一受影響的只有價格，讓價格降至足以抵消永久支付土地價值稅的折現成本；買家得承接稅務負擔，因此總體來看，並沒有更好或更壞。

由於租用土地的供給和需求並未改變，地主亦無法將土地價值稅轉嫁承租人；若以土地價值稅取代不動產稅，還能避免拉低改善房屋或開發土地的誘因。土地價值稅也會處理地主因他人投資而獲得的利益，例如政府改善附近交通帶動土地價值上升等。

既然土地價值稅這麼好，為何它如此少見？其中一種解釋就是，不計地上物、僅估算土地的價值過於困難。有些人認為有辦法克服此阻礙，例如比較不同區域的相似建物等；此外，土地價值稅的效果並不倚賴精準估值。更大的阻礙在於政治；土地價值稅會將大部分成本放在今日的土地擁有者身上（他們得付更多稅，而且土地價格會下滑），反之，利益則是平均分散於今日的人口與未來世代。這個問題不太可能解決，因此，經濟學家會繼續支持土地價值稅，政治人物也會繼續忽略它。（黃維德編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4

經濟學人英文原文

2014/4/28 「蘇格蘭統獨之爭 有可能逆轉？」

蘇格蘭統獨之爭　有可能逆轉？

摘錄自：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2014/4/25

2014-04-17 Web only 作者：經濟學人

圖片來源：flickr.com/photos/gorriti/

跨黨派蘇格蘭留盟團體「在一起會更好」（Better Together），在最近一場集會的提問時間，發現提問者的問題大致相同：為什麼在一起會更好？參與人數過少已經很怪了，但最讓人悲傷的是，台上的政治人物無法提供好的答案。

說不定，Better Together已經快要產生反效果了。反對蘇格蘭獨立的多數已經開始減少，扣除「不知道」的群眾，支持留盟的比例為56％，反對則為44％。領先幅度還是相當穩定，但也已經縮小到讓人有些不安。

那不見得是壞事，統一派領袖一向知道自滿的危險。問題在於，Better Together現在能不能提高水準，提出更多正面的訊息。Better Together在前工黨財政大臣達林（Alistair Darling）的領導下成立之後，就被各界批評過於負面，其領導群指出，那是因為統一派必須強調，民族派的蘇格蘭願景只是個不切實際的夢；北歐式公共服務與美國水準的稅率，建基於無數問題重重的假設之上，例如北海石油收入倍增等。

但在2月，統一派的調性似乎大有改變，保守黨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等人均堅持，蘇格蘭獨立後，也必須和英鎊說再見。以歐元目前面臨的難題作為警惕，確實有可能讓貨幣統一的論點蒙上陰影，但如此猛攻卻似乎激怒了蘇格蘭人，甚至可能會讓支持獨立者更加堅定。

達林必須讓將悲觀論點更為合理化，這並不表示放過獨立派和他們的幻想，這些問題必須公諸於世；但不代表他必須以情感訴求為主──因為在這方面，魅力十足的民族派領袖薩爾蒙（Alex Salmond）絕對不會輸。不過，統一派需要一、兩個優秀提案，以對抗薩爾蒙那些誇張的承諾；至少，Better Together的成員得認同多數蘇格蘭人想要達到的權力下放的遠景。

這應該不是難事；每個黨派都支持此原則，工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提案也沒有太大差別。問題在於，尋求共識會導致不和。目前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跡象，在西敏寺，保守黨議員忙著攻擊達林；在59個蘇格蘭下議院選區握有40席的工黨，似乎也不願全力支持。想確保勝利，統一派必須以身作則，證明「在一起會更好」才行。（黃維德編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4

經濟學人英文原文

2014/4/3 「早發性失智症研究與探討(三)：英國和美國」

早發性失智症研究與探討(三)：英國和美國

摘錄自：健康e世界 電子報                              2014/4/3

作者: 巫瑩慧

1996 年開始，英國的失智症協會開始啟動了早發性患者的服務，雖然於 2009 年英國了制定國家失智症政策，但早發性服務一直沒在政策中明確規範，因此服務和福利都還在逐步建構中。

英國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Society）指出英國現有 70 萬名失智症患者，其中早發性若依據申請和參與服務的人數計算，約有 17000 人確定診斷，但實際的患者人數依推估，大概達 3 倍之多。該協會指出早發性失智症的類型依次為：阿茲海默型（33％）、血管型（20％）、額顳葉型（12％）；合併路易氏體型、酒精中毒等相關腦退化各 10％及其他型。

除了前兩類型的排序和晚發型相同外，後面的類型是比較屬於早發型患者，尤其是額顳葉型。

在英國的社會福利中，比較特殊的是蘇格蘭有自己的政策和運作方式，所以蘇格蘭失智症協會和英格蘭失智症協會服務在體制與運作上也有所不同。有些服務的資料雖然不是很齊全，如‘Out and About’，或者服務是值得參考的，如 Glasgow 的患者互助團體。

不過由英倫三島對早發性失智症的服務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的服務都屬於地區性，缺乏國家級在政策層級的系統性推行；而且因為組織或團體多半是由熱心人士所發起的，許多組織團體與計畫，在進行上都會受到經費的影響，而常有無法持之以恆、永續進行的現象，實屬可惜。

此外，許多服務也將早發性失智病人與一般年長的失智患者混合進行，所以可以說針對早發性失智症的疾病特性所推動的服務仍屬少數，但其服務的種類和內容，已相對優於其他國家。

美國早發性失智症的服務

2006 年美國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發表一篇重要報告，指出早發性和輕度失智症患者和家屬的困境，尤其是對家庭的衝擊。2011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通過國家失智症法案「The National Alzheimer’s Project Act（NAPA）」，雖然已於 2012 年開始推動，但對早發性失智症患者的福利部份尚未明確。根據流行病學研究的資料推估，美國目前約有 500 萬的失智症患者，而其中早發性約佔 10％，亦即約 50 萬人。

美國失智症協會在全國各州中有 200 個分會，但除了德州休士頓、紐約市、芝加哥和威斯康辛的密瓦基有專門的早發性失智症計劃以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早發性失智症服務，幾乎都附屬在一般年長但較輕度的失智症患者相關服務中，如 ESEP。計畫內容中也有許多分會與當地的美術館或博物館合作，例如休士頓的案例。

美國 2011 年的兩項研究發現，8 次的 ESML（或 ESEP）計畫可以改善生活品質、減少憂鬱和增進家人的溝通。12 次的運動介入計劃，可以增進體能活動、減少約束的時間、增進身體功能和降低憂鬱比率。

另外，從麻塞諸塞州的一項研究計畫中，由工作人員的回報發現，早發性失智症患者的一個主要需求就是要能保有自尊感。在活動中即使讓患者負擔如洗盤子、打掃和整理垃圾等工作，可增加自我的滿足。因為這讓他們感覺像志工而不是單純的活動參與者（Silverstein et al, 2010）。因為早發性的患者在確認診斷時，身體功能還不錯，但是可惜的是，專為這類病人所提供的服務卻嚴重不足。這也是各國陸續在倡議的，需要對於早發性失智症患者，制訂並提供各方面合適的服務與活動，以期讓患者保有並享受更活潑、多元的生活。

（選錄自《健康世界》，文章相關訊息請上健康世界ｅ學苑）

不甩美國　華為轉投英國懷抱

摘錄自：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2013/12/27

2013-12-19 Web only 作者：經濟學人

 

圖片來源：flickr.com/photos/cobaltfish/

英國國會的情報及安全委員會於6月發佈了嚴苛的報告。這份報告與華為在牛津郡設立的網路安全評估中心有關；該中心負責測試華為的電信網路設備，以緩和客戶（和政府）可能產生的疑慮，其總監曾在國安單位政府通訊總部（GCHQ）工作40年。雖然華為的設備在英國受歡迎的程度遠超出美國（完全不受歡迎），委員會的語調還是冷若冰霜；委員會建議，中心的職員應由GCHQ而非華為支薪，並提議政府最少也該強化監管。

這份報告促使國安顧問達洛奇爵士（Kim Darroch ）決定要檢視該中心運作，英國政府亦於12月17日公佈了達洛奇爵士檢視報告的摘要（檢視報告本文列為機密）。達洛奇爵士給予中心相當正面的評價；他認為，華為與政府的合作「似乎相當具示範意義」，稱該中心為「政府與私人部門合作之模範」。縱有明顯的利益衝突，他認為中心的職員應該繼續由華為雇用，以確保他們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接觸華為的產品、程式碼和工程師。

然而，達洛奇爵士同意政府應當加強監督。他建議增強GCHQ在資深人員選任上的決定權，讓GCHQ主導並擔任選任小組主席；目前GCHQ僅能否決華為的選擇。其他建議包括：創建監督委員會，並由GCHQ資深人員擔任主席；每年檢視中心的表現；將目前華為向中心職員提供程式碼和設備的非正式約定正式化。

換句話說，委員會似乎指出了部分需要強化的草率程序。更讓人擔心的或許是，達洛奇爵士認為「英國就業市場顯然缺乏擁有相關技術的人員，無法完全填補（該中心）、GCHQ和英國政府內的相關職缺」。在這個變動快速、安全威脅隨時會浮現的產業，英國得加緊跟上腳步才行。

這一切應該不致造成華為的煩惱。華為在英國找到了舒適的第二個家；它在英國擁有890名員工，並於今年成立了新的總部。首相卡麥隆和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希望能增加對中貿易，當然也對華為沒有壞處。相反地，「華為」一詞在美國有如「國安威脅」的同意詞，就連華為可能會替美國的重要盟友南韓建造高速網路，都讓美國參議員緊張無比。（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

經濟學人英文原文

The Economist

Huawei

Proceed with caution

By The Economist

From The Economist

Published: December 19, 2013

Dec 17th 2013, 18:50 by P.L.

IN JUNE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a group of British parliamentarians, published a stern report. It concerned the Huawei Cyber Security Evaluation Centre, at Banbury in Oxfordshire, where telecoms-network equipment supplied by the Chinese company is tested to alleviate any worries that its customers (or the state) may have. Its director spent 40 years working at 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 part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Though Huawei's gear has been far more welcome in Britain than America (where it is not welcome at all), the committee's report struck a frostier tone. It recommended that the centre's staff should be on GCHQ's payroll rather than Huawei's. At a minimum, it proposed closer oversight.

On December 17th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a summary of a review by Sir Kim Darroch,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ich had been prompted by the committee's report. (The full review is classified.) Sir Kim gives the centre a pretty clean bill of health. He says that Huawei's co-operation with it has "appeared exemplary" and calls the centre "a model for 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Despite the appa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he says that the centre's staff should remain Huawei employees, to ensure unrestrained access to the company's products, code and engineers.

Sir Kim does, however, agree that closer supervision is required. He recommends that GCHQ should have more say i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entre's senior staff. It should take the lead and should chair the selection panel; hitherto, it has only been able to veto Huawei's choices. His other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the creation of an oversight board with a senior GCHQ staffer in the chair; an annual review of the centre's performance; and the formalisation of informal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vision of code and equipment by Huawei to the centre's staff.

In other words, it seems the committee fingered some sloppy procedures that need tightening up. More worrying, perhaps, is that Sir Kim notes "an apparent shortage of individuals in the UK employment market with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skills to fill all the available posts in [the centre], GCHQ and the relevant parts of Whitehall." In a fast-moving industry, with security threats emerging all the time, Britain has to do more to keep pace.

None of this looks likely to vex Huawei. It has found a cosy second home in Britain, where it has 890 employees and opened a new headquarters this year. The eagerness of David Camero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George Osborne, the chancellor, to court trade with China will do it no harm either. Contrast that with its position in America, where the word "Huawei" translates roughly as "security threat". Even reports that the Chinese firm might build high-speed networks in South Korea, an important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give senators the jitters.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