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姐到律師：把自身臭味，昇華為他人香氣
摘錄自：Cheers雜誌電子報
2014/3/13
2014-03
Cheers雜誌162期
作者：吳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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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王創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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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秒, Cheers!】當人生接到一手壞牌，律師聶瑞瑩：用它打出一場好牌局
她曾是空服員、商務律師，因為一場車禍，讓她跳離舒適圈成立法律事務所，傾全力推動公路正義修法。 聶瑞瑩生命中的數次打擊並未讓她失去希望，反而選擇將自身的傷痛，化為對他人的祝福。
這個數字，和每個人都有關：台灣平均每天發生6.4件車禍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的案件，一年超過2,000起，而且曲線還在逐年攀升。如果肇事者願意當場留下來協助救護，很多車禍被害者可能就有一線生機，很多家庭可能就不致於破碎。
為什麼即使不是心存惡意，仍寧可對被害者棄之不顧，也不願及時彌補過錯？背後一大原因，是法律對肇事者逃逸的「刑責過低」。
2007～2011年間，肇逃被告案件的13,142名被告中，有8,106人僅被判6個月有期徒刑，也就是說，有6成被告人只要符合法定要件，絕大多數易科罰金就能了事，難以產生嚇阻效果。
這樣的情形，終於在去年立法院通過刑法第185條之4修正草案後，可望獲得改善。新的規定中，刑度由「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不得易科罰金。而在立法院堆積如山的待審法案中，能讓這項「公路正義」被成功推動，一個年輕又秀氣的身影功不可沒。她是當時才執業5年、在律師界資歷其實還算「小朋友」的聶瑞瑩。
乍見聶瑞瑩，立刻將以往對律師的刻板印象給拋諸腦後：腳踏閃亮高跟鞋，短裙、紅絲巾加上粉嫩指甲油，明亮時髦的裝束之外，還有雙笑起來又圓又亮的大眼睛。只是，當她一談起為了促成法案修正，與現實及體制間出現的衝撞，眼神立即流露出狠勁與衝勁，令人無法逼視。
從內到外，今年39歲的聶瑞瑩確實都和絕大多數法律人不同。她不是念法律的科班出身，更讓人跌破眼鏡的是，成為律師前，她竟然是華航的空服員。
從空服員到律師，從幫客戶打官司到促成攸關車禍被害者權益的重要法案，這樣戲劇化的轉變，在聶瑞瑩的人生中，全因為兩場讓她永生難忘的意外。
第一個意外，是2002年的華航澎湖空難，讓她的生涯走上法律之路。
空姐好友空難，轉念法律找到釋放出口
這場空難中，206名乘客與19名機組員全數罹難，其中2位空服員是聶瑞瑩的摯友。
「她飛出去前一天問我：『妳覺得我們30歲時會變怎樣？』」回憶和好友最後的對話，聶瑞瑩語氣難掩傷感。「我說：『我不敢想像耶，變好老！』然後她說：『我不想看到我30歲。』結果，她真的看不到30歲……。」
這場悲劇讓聶瑞瑩大受震撼，體驗到人生無常。同時，空難後，聶瑞瑩發現罹難者家屬的求助無門，賠償資訊不明、人云亦云，更讓她深刻體會，法律是保障「懂它的人」，只有自己搞清楚，才能獲得保障並爭取權益，於是，她毅然辭去空服員，考進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生命中每一次重大打擊，我都必須do something，不然會瘋掉！」聶瑞瑩直爽地說。即使真正遭受衝擊的不是自己，而是周遭心愛的人們，她也一樣必須以行動為自己找到出口。
考上律師後，聶瑞瑩曾在全球知名的國際通商律師事務所擔任商務律師、法國運動用品零售商迪卡儂擔任法務經理，直到2012年的一場車禍，也是第二場意外，改變了聶家，也再次改變了她。
家人車禍，含淚立志讓悲劇化為祝福
2012年6月27日，聶瑞瑩的弟媳葉貞妤在國道上遭大貨車擦撞翻車，司機肇事逃逸；懷胎8個月的葉貞妤送醫後，不得不緊急剖腹生子。如今，母親雖搶救回生命，卻陷入昏迷，男嬰也發展遲緩。
車禍後，弟弟聶子修面對重度昏迷的太太、全身插管的兒子，醫生要他簽下兩人的病危通知，他不肯。那個晚上，他打電話給姊姊。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我弟崩潰，」聶瑞瑩低聲泣道，「他說：『貞妤是我的妻子，我沒辦法放棄她。可是如果我揹不了他們，我會把他們悶死，然後跳下去。妳要原諒我、要幫我照顧爸媽……』」
至親的痛，讓聶瑞瑩的心緊揪在一塊。「我一直跟貞妤說：『讓我們發生的悲劇，成為未來有需要的人的祝福！』」聶瑞瑩談起這道深深劃在全家人身上、至今尚未結疤的傷口說。她再度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葉貞妤的主治大夫——台中榮總神經外科醫師江明哲給了她啟發。做為醫師，看多了肇事逃逸的例子，但只能救人一命，所以建議「修法才能救很多人」。於是，對於被害者家屬處境再清楚不過的聶瑞瑩，開始有了推動「加重車禍肇事逃逸刑責」修法的念頭。
更讓她堅定想法的，則是一位在醫院外賣蔥油餅的媽媽。聶瑞瑩的姪子當時因為肺出血，每天得花3萬元打針保命。那位媽媽說，自己的孩子也是因車禍受傷，得打這種針，但因為家裡沒錢，最後只能忍痛拔管，眼睜睜送孩子離開。
聶瑞瑩嚴肅地表示：「所以我要修法，至少要修到如果肇事者不能賠錢，就該進監獄去思考：當你失去自由時，別人失去的是什麼！」
他人冷眼、經濟壓力，阻擋不了她的奔走
為了心無旁騖地投入，聶瑞瑩甚至在家中急需要錢時辭去高薪工作，以姪子之名，開立了「宏恩法律事務所」，並開始在台中及台北兩地奔走。
她指出，修法前刑度過輕，不少肇事者繳交罰金給國庫即可了事，根本無意和解；就曾有被害者家屬因為失去經濟支柱，哭求肇事者和解賠80萬元。「80萬元？一條人命耶！」聶瑞瑩憤憤不平地敲著桌邊。
修法過程繁瑣，要順利取得足夠的立委連署，更談何容易。一開始，聶瑞瑩透過email轉寄、投書報社、臉書集氣等最原始的方式，希望引起注意。下班時間，她則拼命收集國內外數據及報告、寫說帖，再利用假日去拜會立委及立院黨團。
為了打動不同黨派、不同立場的立委，聶瑞瑩可說吃足了苦頭。除了看盡立委及助理的臉色，有人要資料，要她幫忙做功課、提佐證；有人忙兼差、無暇聽解釋，她就只能抓緊時間，用最淺顯的語言迅速說明。
鍥而不捨的奔走，後來總算得到立委林佳龍、蔡其昌等人的支持，修法案雖經過第一版失敗，但再接再厲又推出第二版，歷時近一年後，終於等到立院三讀通過。
「能夠通過，也是天時地利人和，」聶瑞瑩謙虛地說。當時剛好發生酒駕肇逃的「葉少爺事件」，掀起社會輿論譴責酒駕的高潮，於是乘著準備再次修正酒駕罰則的聲勢，跟著一併推動加重肇逃刑責。
儘管民氣高漲，聶瑞瑩一樣必須面對利益團體的壓力和反對聲浪。聶子修回憶，過程中，不少人都在旁邊冷眼看笑話，還有砂石車司機跑到醫院對他們嘲諷：「搞這麼大，醫生不會醫你們啦！」當聶瑞瑩上電台節目提供法律諮詢時，甚至有持不同主張的律師call-in去罵她：「法律是怎麼念的！」
儘管如此，聶瑞瑩修法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
曾為被害者，期許自己「陪伴」當事人
事務所成立一年多來，除了投入修法，聶瑞瑩接的案子多是車禍、婚姻、醫療類，一旦決定接手，「她都會把每個當事人當自己親友去付出，」聶子修說。即使面對「穩輸」、「很難告」的案子，她也不會馬上放棄，反而會奮力打一場明知不可為的仗。
「我要陪當事人走過爭取權益的過程，如此，他才可能真正放下，不會一輩子帶著陰影，」她解釋。
之所以能如此為人設想，源於她也曾是個「被害者」。法研所畢業後，她在某個大學圖書館遭到性騷擾，距離國家考試只剩下7天──當年，她差0.0017分考上司法官。
「我永遠都記得那個色狼走過來的樣子，」聶瑞瑩說：「所以，就算再落榜10次，我都要考上，而且我知道我會是個好律師！」
做過被害者、之後又成了被害者家屬，聶瑞瑩對當事人的情境，更能感同身受。當然，總把別人情緒全揹到身上的她，坦言有時難免真的很累。聶子修也說，姊姊究竟適不適合這行，他打了問號，因為她不可能永遠只接好人的案子。
「說實在，我也不確定自己的心臟能承受多久，」聶瑞瑩說，但她一路上學會的，就是「往前走」。即使恨過老天不公平，聶瑞瑩依然覺得自己是被祝福的，畢竟，有這麼多人拉他們一把，讓她願意拉更多人一把。常去女監演講的她，最喜歡用「丟大便」的比方鼓勵受刑人。
「生命的現實，就是不斷會對你丟大便，你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你只能站起來擦一擦它，然後繼續走，」聶瑞瑩說，即使臭味天天提醒著自己，但如果以後別人也有這樣的臭味，是否可以幫點忙，讓別人的臭味不這麼臭？「然後，你會相信自己的臭味也沒那麼臭了——因為，你的臭味已成為他人生命中的香氣。」
儘管有過痛心、遭遇過謾罵，聶瑞瑩仍奮力衝撞，終於讓自身苦難化為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再臭的異味終能昇華為芬芳。她自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聶瑞瑩，1975年次，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曾任華航空服員、國際通商律師事務所律師、迪卡儂法務經理，現為宏恩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2個數字後的「公路正義」
2012年6月，聶瑞瑩的弟媳發生重大車禍，全家人陷入愁雲慘霧。為了不讓類似悲劇再度發生，她於是積極投入公路正義修法。
終於，立法院在2013年5月三讀通過刑法第185條之4修法草案，將現行肇事逃逸致人死傷逃逸之處罰刑度，由「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聶瑞瑩之所以推動修法，是因為舊法最輕刑度僅6個月，只要肇事者符合法定要件，多半可易科罰金了事，難以產生實質嚇阻效果。藉由修法提高刑責，無法罰錢了事，警惕肇事者即時救護被害人，不要一錯再錯，才能挽回更多無辜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