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7 「陳文茜：不信希望喚不回」

陳文茜：不信希望喚不回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2/4

2014-01-22天下雜誌 540期 作者：蕭富元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政治惡鬥、經濟衰退令人絕望，但台灣的希望就在絕望裡。台灣社會力正在覺醒，愈來愈多人深入在地「蹲點」，用行動成就更好的未來。

精采重點：

更完整內容，請見最新出刊《天下雜誌》「希望台灣」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從經濟繁榮到政治開放，所有人都環繞在政治的場域，以為它會把我們帶到一條日光大道，結果卻是帶到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黑色漩渦。許多人在政治漩渦裡一再淪陷，期待落空，從希望變成絕望。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希望就在這個絕望當中。

因為對政治徹底絕望，我們不再依附、也不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改變，有能力的人開始走入民間。這是台灣翻轉的希望。

小人物 大英雄

比如說「台灣好基金會」，他們可以在台東池上做五年，建立一套系統，幫助村民做有機認證。整個池上的人，突然覺得自己種的有機作物，雖然辛苦，但努力通通都是有代價、有意義的，他們不再是孤單的。

然後蔣勳去那裡朗讀詩、林懷民去當駐村藝術家，這一去，就有了《稻禾》的演出。池上的人難以想像，這個小地方怎麼會變成全台灣的焦點。

還有一群年輕的企業家第二代、第三代，在圓山花博公園那邊弄了「集食行樂」文創平台，賠了一整年的錢。這些人以前投資餐廳，都很賺錢，於是他們把餐廳搬到花博公園開分店，人潮愈來愈多，他們希望用餐廳賺的錢養文創市集，讓台灣可以有文創平台。

再轉一個角落，你可以看到紀錄片《看見台灣》最後的原聲合唱團，馬彼得校長在信義鄉部落，讓這群人生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的布農族小朋友，在音樂上找回自信。

你也很難想像，有個公務員（齊柏林）退休金不要了，發神經像瘋子一樣去拍《看見台灣》。

片子拍完，我和他吵架，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進戲院系統，進入商業體系會失敗。我擔心票房不成功，結果他的票房非常非常好。他進帳五千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五百萬給電影基金會

你還會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愛狗，就拍了《十二夜》。還有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錢沒有，但夢想有，他走完三一九鄉鎮，以前看紙風車的小孩都長大了，現在的小孩又沒看過，所以他再來第二輪。

這樣一個一個的種子開始由「點」變成「線」，慢慢會擴張成為「面」。我們都歷經那個可怕的黑漩渦，政治把所有人都弄絕望了以後，我們發現再也沒有人會把注意力放在政治。

我，要改變這個時代

非常多的力量，從過去掠奪台灣資源的政治圈釋放出來。每個角落都有人開始做起蹲點的工作，民間小人物可以做出巨大的改變，這是希望的開始。

我從小就知道我可以做大事情，我從來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一個政治的過客。

我要改變這個時代，過去我相信只有政治可以結構性地改變社會，但我一步步看到，政治不能提供給台灣任何一個答案，我就離開了。我去做《文茜世界週報》，因為我覺得社會欠缺國際觀，這是我有能力可以做的事情。

我「蹲點」在媒體，節目開播到現在，沒有一個禮拜不入收視率排行榜。我很堅持，明知道沒有好收視率的新聞也做，結果還是會在榜裡面。

不要覺得這個時代環境有多壞，那是因為你放棄了自己，所以你看出去的都是黑色跟灰色的。也不能說這個時代好到不行，但就是不要懷疑自己。

社會在覺醒，我們都在尋求「我」的力量。「我」能做什麼事情，我是其中的一個「我」，每個人都去做自己能力範圍可及的事。

台灣社會對土地的愛，不是民族主義，是很像親情的愛，根深蒂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DNA裡，大家都想為台灣做些事情。

像周杰倫、五月天阿信，只要跟他們說去跟年輕人講講話，他們立刻說好，一毛錢不收。像雲門四十週年，林懷民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表演，他卻選擇到池上一個稻田的角落，因為他的DNA裡面，就是有對土地的愛。

我們在黨外時期講過一句話，「不信公義喚不回」。現在，我不相信這個社會的希望喚不回。

我不信希望喚不回。（蕭富元、程晏鈴整理）

2014/2/1 「蔡明亮：在台灣，什麼都可以發生」

蔡明亮：在台灣，什麼都可以發生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1/28

2014-01-22天下雜誌 540期 作者：採訪整理／馬岳琳

 圖片來源：黃明堂

台灣文化底蘊那麼強，大家為什麼要自我迷失？有歷史累積，到處是生活情趣，這裡是最好的地方，只要你懂得欣賞珍惜。

台灣社會有一個特色，就是「什麼都可以發生」。我在南藝大上課，有個博士班學生是老師，她家在彰化的百年老厝確定要被拆，怎麼溝通都沒用。

那個百年老厝是狀元家，蓋得很好。結果這個女生做了一件事，她自己拆，拆了收起來，一面牆、一面屋頂、一面瓦地拆解。

我問誰幫你拆？她說找不到人，結果一個清潔公司的老闆看不過去，就來幫她拆，而且還要跟黑社會對抗。

她真的把房子拆下來，花很多錢，還租一間廢工廠來存放，得一直出錢。班上同學說，應該要找大家幫忙，上網募款啊。

所以我說，台灣還是有那個文化底蘊，蘊藏在民間，在很多人的心裡，你一說它就會動。

台灣是一個很特別的承載體，我以前老說，台灣有一種文化底蘊。

站在電影界的角度，三十多年前，大家都以為那是一個電影很蓬勃的時代，後來在八○年代初，就突然崩盤掉。

這個商業體系的崩盤，我卻覺得是一個大好時機，它來的時間很妙，剛好是解嚴之後。因為解嚴，言論開始自由，有很多電影海盜版明目張膽地進來。同時期，台灣還成立了電影資料館、辦國際電影節，如果這個國家不自由的話，它是辦不成活動的。

杜拜也比不上台灣

其實很多國家辦不成電影節，因為它是一個衝撞。台灣也是從和政府吵架開始的，後來就不用吵架了，人民最大。

我覺得，台灣一直保有一種吸收外來文化的狀態，一直不停地要、想看好的東西。

我前陣子去杜拜參加影展。杜拜和台灣是強烈的對比，他們沒有細節，雖然有豪華購物中心、有水族館、溜冰場、水舞，都很漂亮，但是那裡除了消費，什麼都沒有。我還特別去逛傳統香料市場，很失望，比台北後車站都還不如。那裡沒有歷史累積，看不到生活情趣。這是台灣最好的地方。

不要對台灣失望。這一兩年，威尼斯影展選片的人，都選不到大陸的片，台灣還可以選到蔡明亮。大家為什麼要自我迷失？台灣文化底蘊那麼強，台灣可以拍《郊遊》那樣的電影，我如果沒出路，怎麼可以活二十年？

我從來不覺得台灣沒有希望，我有時候會很失望，但卻從來不絕望。《郊遊》在金馬影展放映時售票秒殺，有大部份是向來支持我的觀眾，可是也有很大部份是新的觀眾。映後座談時，我坐在前排放眼看去，二十多歲的觀眾居多，就感到特別開心。

他們是沒有包袱的一代，有最大包袱的反而是四、五十歲的人，嫌我的電影節奏這麼慢。電影的品味，其實跟學識、年齡是沒有關係的，反而老一輩的人，已經完全被好萊塢馴化了口味。

邀你到美術館看電影

以前拍完電影，總是心裡很著急，什麼時候上片、參加競賽、國際影展、排檔期，很有壓力。經歷了那麼多年，漸漸發現不需要這樣思考。

後來我開始想，讓電影走進美術館。二○○七年，北美館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林宏璋，邀請我做一個聯展作品。他覺得，我的電影很特別，好像是美術跟電影間的橋梁，出資請我拍了一部三分鐘短片《是夢》，做一個裝置藝術。之後，還被北美館買去典藏，應該是國內第一個被美術館典藏的電影導演作品。

緊接著二○○九年，羅浮宮又來找我，拍了一個後來被他們典藏的作品《臉》。我就想，能不能把美術館變成臨時的電影戲院？我如何把電影放到美術館？這在別的國家做不到，但我找一個地方來示範，那就是台灣。

所以今年，《郊遊》也將在台北教育大學的北師美術館舉辦專題展覽，邀請觀眾到美術館看電影。

我在我的崗位上，我就想拍這樣的電影，很誠心地做創作，想要把它放在適當的地方，讓大家看到。那種藝術品的概念，我稱之為「月亮」的概念。

月亮，它就是個月亮而已，但是每個人看月亮，有自己的月亮、自己的心境、自己的解讀。當你看東西不是這樣的時候，你就會什麼都資訊化、功能化，有錢賺我才要看、有生意我才要看。這樣就沒有欣賞了。

2014/1/30 「蔣勳：少年台灣 有改變的熱情」

蔣勳：少年台灣　有改變的熱情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1/28

2014-01-22天下雜誌 540期 作者：採訪／狄英

 

圖片來源：黃明堂

在這座島上，掠奪的事情一再上演。但面對一次次的挑戰，「少年台灣」的青春熱情，會創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蹟。

二○一三年的台灣，從菲律賓公務船射殺廣大興號台灣漁民事件到洪仲丘案，一路下來，好像沒有一件事是開心的。

但看似沮喪，其實陸續在歸位。

去年，我們都忽略了一件大事：台灣電影終於從新聞局轄下的「文宣」，移歸文化部掌管的「文化」。

去年底的金馬五十是文化部第一次辦金馬獎，五小時的頒獎典禮，我看得真的好感動。它有歷史的回顧，有很多反省，我最高興的是，最佳劇情片給了新加坡這樣一個平實誠懇、毫不煽情的電影《爸媽不在家》。

如果金馬獎不是從新聞局到文化部，李安大概不會做這次的評審團主席。如果他不是主席，不是立足在文化的角度，我要問：「這個電影會不會得獎？」

這麼多年，我作為一個電影及文化關心者，都沒有意識到電影真的不該歸屬在新聞局，沒有去努力爭取，我們知識份子應該反省。電影如果歸屬於新聞局，它就是文宣、政策文宣，它哪裡管文化？

文化部的成立是多麼重要，在建立對土地的文化信仰。

我跟龍部長說，你能不能好好把台灣建築弄一下？她說你別搞錯，建築在營建署，我又恍然夢醒。

台灣是塊年輕的土地

建築如果歸在營建署，它就是工程，哪管文化的層次？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不要爭取，建築也從營建署移到文化部，真正建立一個對的文化體制。

我忽然有個想法，過去我們是不是把台灣想得太進步了？

當初，根本就是一個急就章的落難政府，它必須應付很多危機，很快處理。我們一直沒想到，威權留下來的體制可以改革，我們現在才在動。一個新國家的規劃，恐怕現在才開始要真正上軌道去做。

這塊土地還是太年輕。它不是一塊安穩的老土地，也不那麼平穩。就像台灣的地理自然生態，菲律賓海板塊插在歐亞大陸板塊底下，兩邊互相擠壓，所以它一直翹起來增高，構成被河水切割所形成的太魯閣峽谷。

因為這樣的地理特質，台灣會永遠地震，就像蹺蹺板，永遠在崩毀、翹起，一直增高、一直崩毀。

我覺得，年輕就是因為土地本身具有一種騷動性、不安定性，所以構成它某種特殊的自然景觀，也可能構成它民族的某一種特質。

其實台灣在很多危機裡，有點像在刀尖上走。永遠有危機，可是它的美也在這裡。

它的危機本來就是地理給定的條件。可是人在這裡生存，必須挑戰這個部份，必然知道這自然會蘊生出很多大災難，而人度過災難的能力也相對很強。

台灣生態是在這個毀滅當中，這個毀滅會構成它驚人的美。那個美裡面有一種你說不出來的，年輕的力量。美其實是在很多對立衝突裡，要找到它的和諧。文化本來就是兩難，可愛的部份往往也就是它的致命傷。今天台灣文化綜合得這麼複雜，好像是衝突對立，其實裡面可以採取很多平衡。

今天講這塊土地，也有兩難。

當年的開墾，可能破壞一部份自然，卻也造就台灣的經濟奇蹟。過去，台灣每次碰到一個危機，必須當下處理，可是又會有新危機出來，一波接一波。但只要不放棄，就會有應付的能力。

雖然也會沮喪，但罵歸罵，罵完以後，還是有熱情。等到它不講話時，我覺得那是最恐怖的絕望。當我看到台灣亂糟糟的部份，並不擔心，因為我覺得它還是保有某一種年輕的力量，那就是看到這些亂象時，總是要講。

我愈來愈喜歡這個地方的民族性或文化個性，我稱呼它為「少年台灣」，也期待它的青春熱情，可以創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蹟。

多講一點「奉獻」的故事

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後，是世界爭霸的一個地方，如果把它定位在清朝或日本，或任何一個政權，恐怕都有偏見。

台灣其實是當時一條大航海路線的一個點，根本不屬於任何地方。有人來這裡掠奪，有人來這裡奉獻，這就是台灣。我覺得，掠奪的故事不是不能講，可是多講一點奉獻者的故事，就會建立起它的希望。

這塊土地必須建立起文化的信念，超越政治、黨派、族群的魔咒。

電影《爸媽不在家》中，小男孩家樂因為打傷同學而受鞭刑。當他受鞭刑前，觀眾聽到旁白是所有新加坡公民要宣誓入籍的內容：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如果要入籍台灣，是不是也有那個東西？我知道入籍美國或任何國家都有一個公民宣誓，可是我們已經把公民宣誓當成一個教條。

這位二十九歲的新加坡導演陳哲藝，居然把公民宣誓重新唸一次，哇，我真是要掉眼淚，原來新加坡真的相信，公民宣誓是這麼榮耀、高貴的信仰。但片中這個小孩卻恰恰好反映族群上的歧視與污辱，他要為此受鞭刑，我真的覺得，這年輕導演太了不起。

他觸碰了菲傭的問題，這問題在台灣、香港，遠比新加坡早、也嚴重，可是我們沒有人碰。我相信整體華人世界有很多問題其實是一樣的，應該一起討論，將來不同體制的華人一起共同構想未來。

過去，台灣會不會有點只看到自己的問題了，所以焦慮、不安、煩躁。如果把視野打開，把問題變成不同體制裡，華人國家共同的問題，會有更多互動。前幾天，我去看了國光劇團學生的歌仔戲演出《大湧來拍岸——台灣子婿．馬偕》。神父馬偕來台灣宣教，傳播他的信仰。當他幫民眾拔牙、治好鄉親的肚子痛時，他會對病患說，「你要說，我誠心所有讚美主。」那就是他的信仰。

而我們就是要找回那個東西：你到底信仰什麼？這塊土地上，不管你信仰什麼，你必須把那個信仰標舉出來。不然，就變成惡鬥。

台灣的歷史沒有傳承，而美是一種和諧。你沒有對前面的尊重，你不會美。我們一直在拆前朝的東西，沒有延續，它的美根本建立不起來。

少一點謾罵 多一點行動

今天，那個掠奪的力量跟奉獻的力量可能都還存在。不管是國際掠奪、財團掠奪，還是有掠奪事件在發生。可是奉獻的力量，一點都沒有弱，就像歌仔戲裡的馬偕一樣。我們必須要在掠奪與奉獻裡，自己努力地往奉獻那邊多做一點。

我想，二○一四年應該從兩個部份著手：一是公部門的體制改革，另外是每個人去行動，用公民意識來監督公部門，把體制做好的調整。因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只靠公務員，就可以全部管好。

體制可以修法去改革。立法院如果沒有做到，我們就從小市民的公民意識著手。譬如，為洪仲丘案上凱達格蘭大道的，都是小民眾，這些民眾在問：這個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軍中老是有搞不懂的黑幕？大家希望搞清楚。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每一個環節裡，先把立法健全起來？

台灣的希望，亟需要每個人建立公民意識——權利、義務雙向的公民意識。我們現在常常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甚至讓民主被誤解為一種自私、個人的自私。這不叫公民意識。我覺得社會的焦慮也在這個部份。

台灣可不可以建立「盡義務的公民意識」。如果你真的愛這塊土地，你要知道，真的身體力行。撿起地上的紙屑，比你罵十句還有用。

就像台東池上現在很美，是因為公民意識真的起來了。梁正賢帶領農民展現公民意識，要求電力公司必須拆掉路燈，否則植物晚上因為光照不能休息，稻米品質就不會是最好，無法取得國際認證。

池上為了爭取歐盟買它的米，發揮公民意識。後來，電力公司真的拆掉路燈，才有那麼美的池上，才有金城武為主角的廣告片可以去拍攝。

公民意識美了，才有好的環境。只要感覺到對這塊土地的一花一草都有責任，去身體力行地去做。我真的很盼望，像《天下》這樣已經在台灣努力了這麼久、幾十年的刊物，可以再一次號召這塊年輕土地的熱情。（司徒嘉慧整理；李郁欣、陳歆怡逐字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