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陪我走過迷惘年代
摘錄自：講義雜誌電子報
2014/7/9
文/李翊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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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有幸與三位文化界重要人士合影。
最左側為首都藝術中心董事長蕭耀，
中間為余光中先生與我，
最右邊則為名畫家徐畢華（圖/李翊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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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已走入熟齡，經常覺得自己是幸福的。那是因為在生活困頓的年代，除了努力打工外，我們追求崇拜的卻是詩人的智慧。藉著詩文抒發內心的憂傷、焦慮，順而珍藏值得學習的人生榜樣。因為我們清楚當時要追求黃金鑽石的機會，比摘天邊的一顆星還遙遠。曾幾何時，我們生長的時代，居然成為戲劇劇本的寵兒，也被形容是「大時代的故事」。此時我又哭又笑。我們的生活內容，萬萬沒想到會成為一種值得傳播的文化。曾幾何時，我們也已經走出狂飆迷惘的青少時期，又走入哀樂參半的中老年。即使如此，我依然相信就是當年所典藏的文人智慧，使我在人生過程的每一個環境裏，都能安然度過，走得穩當，甚至是傳給後人最好的生命禮物。
當年同學與同學之間，相互交流的語言是多元的。從未覺得有族群的分別，單純認定我們就是同文同種的有緣人。也因為多種方言的對談，使得生活更有樂趣。成年後大夥兒相約度假，我們的休閒生活是騎單車踏青，單車的掛籃裏總會輪流帶著幾本詩集。同學們各有所長，能以家鄉之聲吟詩，唱詩、誦詩。有一回男同學帶了高粱酒，我帶著余光中的《白玉苦瓜》詩集。我們用一只小酒杯，輪流啜飲，輪流吟唱。想想有一點不衛生，但當時的清貧食物，反而是最能維持健康的養身良方。
一九七四那一年，我買了一本大地出版社的詩集，愛不釋手。副修聲樂的我忘情地唱著余光中的〈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隨著時代變遷，二○○七年我到上海演講，爾後朋友帶我到處遊玩。歷史情懷使我想起余光中的這一首詩。余先生善用空間鋪陳，簡單幾句便能寫出一部戰爭帶來的殘酷生活史。回臺灣後，在旅遊照片旁寫下這詩，為了紀念已經辭世的父親。安慰自己是陪伴父親的靈魂，代替他走一遍他生長的故鄉。
那晚我再次唱著〈鄉愁〉，是淚流滿面，哽咽不已地思念著爸爸。沒有過多物質誘惑的年代，因為讀詩生命才能溫故，才能知新。藉著詩人敏銳的觀察，同時傾聽著自己的聲音。詩人為我們寫出相同的心聲，讓閱讀者情緒有了出口，不論哭或笑，情緒張力得以宣洩，正是驅使我們性格穩定的能量來源之一。
十多年前受邀參加國家音樂廳舉辦的音樂會，我奉命陪伴余光中先生，心中大喜。能在中年時候遇見青少時期的偶像，圓夢的同時更體悟了大師的溫厚性情。音樂會的前一晚，用餐後送余老師回下榻處。次日再接余老師到音樂廳時，他問我：「胃疼好些沒？」我十分驚訝。原來，前一天與我們同行的友人曾輕聲提起我的胃痛。余老師悄悄地記住，再見面時表現了他的關懷之意。雖是一個小動作，卻讓我銘記在心一輩子。詩人的關懷，也再度影響了我的性格發展。誰說偶像崇拜，一定是電影明星或歌星呢？
我生長在物質貧瘠的年代，但能甘之如飴一步一腳印的成長。確信這是文學家的告白，帶著我們如何看自己的人生。「The grass-blade
is worthy of the great world where it grows.」藉著泰戈爾的詩證明，人活著沒有卑微的問題，不論遭逢何種困境，只要問心無愧的在生命崗位上努力，每個生命都是值得的。正如泰戈爾的形容，即使一葉小草，都可以無愧於它生長的天地。
臺灣的青少年是國家重要的棟梁，他們需要好的人生榜樣。我們要不要帶頭重新啟動文化的力量，陪伴孩子閱讀紙本文學？讓人生種種挫折而得的成熟經歷，運用文學裏的哲思和孩子一起探討人生。別讓自己和孩子，在生命旅途中有悔憾的機會。請引領青少年去追求與崇拜詩人的智慧，以此打造生命的品德，勝於歇斯底里的在街頭吶喊。其實，我們並不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