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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2014/12/23 「影一製作所讓台灣電影變工業」

數位時代  

影一製作所讓台灣電影變工業

摘錄自:數位時代電子報                    2014/12/22
採訪.撰文/詹子嫻 

日前落幕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行動代號:孫中山》 將最佳原著劇本獎留在台灣,製作這部電影的就是能率集團二代 董家兄弟及李烈投資的影一製作所。 他們賣的不是商品,是夢想! 他們宣告: 「影一要讓台灣電影工業化!」

「這是一部談愛的電影!」李烈說著。「有一幕我眼淚已經在眼眶裡打轉,不敢掉下來!」董俊仁笑著回應。兩人聊著大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新片《星際效應》,話匣子一打開停不下來。一位是專業電影人,一位是電子業老闆,因為愛電影,結成了事業夥伴。

董俊仁為能率集團第二代。能率集團由代理日系事務機起家,現為國內重要的數位相機代工大廠。去年啟動接班,他正式接下應華董事長一職,弟弟董俊毅則擔任副董。這對業界稱呼為大董跟小董的兄弟檔,跟多數電子業老闆一樣,私下親和力高,對外習慣低調,近年因為投資國片開始被外界關注。

董俊毅雖被冠上台灣電影圈天使投資人的稱號,但他卻說得坦白:對電影不是特別有興趣。只是看到李烈為了拍戲,「拿著劇本沿路化緣」的辛苦,加上香港電影圈、中國華誼兄弟已往資本市場走,他與李烈思考著:「台灣是否也能將電影變成一種工業?」因為這個信念,今年10月影一製作所挾著「台灣第一檔電影股」的光環登錄興櫃。

「火雖然是我點燃的,但我哥(指董俊仁)比我更有興趣。」董俊毅大笑說。原來董俊仁是個電影迷,經常在Facebook上寫影評。就這樣,影一董事長成了董俊仁的新頭銜。

基於完全信任專業,董氏兄弟將影一製作所交給製作出《總舖師》、《艋舺》等破億票房電影的李烈領軍。就像採訪時,幾乎是由李烈回答,董俊仁多是專心聆聽。但只要遇到興櫃等繁複流程問題,李烈拿起電話:「俊仁,我有問題,怎麼辦?」立刻就能得到協助。兩人一動一靜,各發揮專業,是從沒吵過架的事業好夥伴。

電影就是賭博產業

進入資本市場,就得面對重視「數字」的投資人挑剔,影一截至今年前三季仍小虧1,800多萬元台幣。攤開同是電影股華誼兄弟的財報,今年前三季獲利4.5億元人民幣,不過電影營收僅有1.5億元人民幣,比同期掉了75%,主要獲利貢獻其實是來自合併遊戲公司銀漢。

難道台前風光的電影業,台下卻難賺?面對獲利變動性偏高的疑問,影一總經理李烈收起笑容,臉色轉為嚴肅地說:「這個產業本來就是賭博的產業,我們賣的是夢想、是娛樂,這不正是最不確定的東西嗎?」就連好萊塢的電影公司也無法保證拍一部片就能賺錢,但只要有一部大賣就可以補足其他片的虧損,這就是賭博特性。

她進一步強調,「電影不能只靠電影來取得利潤。」過去台灣缺乏這樣的概念,因為光籌錢就很辛苦,沒法做完善的規劃。但這塊是未來影一很重要的策略,事前依照每一片的類型做不同的規劃,創造周邊的商業效應,包括書籍、遊戲、藝人等,這些都要變成賺錢的工具。

正因電影產業挾帶「星光效益」,銷售夢想的獨特商業模式,連阿里巴巴也來分杯羹,今年3月推出娛樂寶,一般大眾用100元人民幣就能投資電影。其中在中國大紅的電影《小時代》系列,娛樂寶就參與兩部《小時代3》及《小時代4》。 對於娛樂寶的投資模式,李烈直言:「噱頭大於投資!」阿里巴巴能推出娛樂寶,是因為背後有一個夠龐大的中國市場,但並不適用台灣,一是效應慢,二是投資人多,技術層面會變得很複雜。

從女星變成創造賣座大片的製片,李烈似乎早已習慣角色轉換,也扮演得恰如其分。現在又從製片變成興櫃公司的總座,她笑說:「剛開始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但做製片的人,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只要出發點正確,我就無所畏懼!」為了對大小股東負責,影一絕不會只看台灣市場,「否則股價會很難看。」

電影是帶有世界觀的娛樂,跨區域拍戲已成為趨勢。她強調影一的策略是放眼全球,尤其亞洲文化差異性較小,對彼此電影的接受度相對高,影一正積極與日本、韓國等國接觸,目標2~3年內創作出一部跨區合作的作品。

此外,真正讓李烈有信心的是:「現在是一個不缺平台,只缺內容的時代。」只要劇本好,不論是戲院或網路平台都會搶著要,影一的業務範疇不侷限在電影、戲劇或藝人經紀,只要跟影像有關的都是機會。影一目前規劃一年拍三部電影,最快一部將在明年暑假上檔,「或許很快就能賺錢!」李烈說。

補救台灣電影人才斷層

消費者的娛樂選擇眾多,電影仍是歷久不衰,韓國、中國數年前積極透過政策力量,扶植當地產業,逐步發展成影視輸出大國,台灣卻長時間卡在低谷,直到近年在《海角七號》、《艋舺》等貼近庶民口味的電影帶動下,人氣漸增,產業朝氣也漸現。

看著台灣電影起伏,李烈直言:「人才嚴重斷層,是很大的危機。」台灣過去十幾年沒有片子拍,劇組不同技術層面的工作人員如燈光、攝影出走,老師傅也凋零,自然無法培育人才。

為了突破台灣電影圈的瓶頸,必須讓「台灣電影走向工業化」,這就是董俊仁與李烈的初衷。李烈口氣堅定地說,我們有足夠資金,也有操作大片的經驗、足夠的判斷力,可以幫助年輕創作人展現創意,在最好的環境下拍片,「台灣電影才會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機會,走出這個很小的市場。」這就是影一要做的事。

挑戰自我,小董赴日念機器人

電影《星際效應裡》的智慧機器人TARS、CASE,不僅講話超幽默,還能為了護送太空人夥伴而犧牲自己,這些是人類對機器人的想望。而董俊毅近期就忙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機器人。

他在日本接受本刊越洋專訪時笑說:「剛來念時好痛苦!」。讀財務出身的他,為了挑戰自己,加上集團關注的投資案多以電子業為主,就選了當紅的機器人來進修,一開始讓沒有理工背景的他叫苦連天,不過順利的話,明年就能畢業! 科技產業風向球吹向物聯網,Google一年收購8家機器人公司、亞馬遜打造倉儲機器人軍隊,在大廠領跑下,不少台灣電子業大廠都在布局,而董俊毅背後代表的是擁有佳能、應華、上奇等多家上市櫃公司、投資公司的能率集團,不難預期能率集團也將投資機器人領域。

董俊毅指出,機器人最重要的有兩件事,就是轉軸馬達跟影像定位,產生影像後,進而牽動馬達,做出動作。不過這兩大關鍵技術,很多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日本人技術不愛外流。」能率集團以往就是從影像、光學製造起家,加上與日本產業合作廣,有人脈優勢,「因此能率創投看的是優良、關鍵的日本技術,可透過投資,將技術引進台灣,彼此結盟合作。」

儘管機器人話題熱,但董俊毅直言,現階段全世界的機器人應用還是侷限在自動化,機會較大的是工廠自動化、餐飲業自動化,而生活類、貼身管家類型還需要很長時間!

「請外傭比買一台機器人便宜。而且叫機器人去買東西,很可能它一出門就被人家偷抱走了。」董俊毅開玩笑舉例,卻很貼近事實,這是使用習慣以及價格問題。

此外,機器人「缺乏應變性」的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克服。近期日本科學家研發的機器人挑戰日本大學模擬考,機器人可錄取超過470所大學,但仍舊考不上東大,因為部分考題與時事有關,機器人就無優勢。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2014年12月號《數位時代》「決勝物聯網」,全國7-11、誠品等各大書店熱賣中。資料來源:《數位時代》第247期 http://www.bnext.com.tw)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2014/11/24 「張士達:專訪陳湘琪(上)──獨立時代20年後,細數天邊一朵雲的高潮與挫敗」

張士達:專訪陳湘琪(上)──獨立時代20年後,細數天邊一朵雲的高潮與挫敗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11/24

2014/10/02
作者: 張士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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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 20141124 - 1

以《迴光奏鳴曲》勇奪台北電影節影后的陳湘琪,在十月一日公布的第51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再度入圍最佳女主角,不僅為今年的台灣電影保住唯一一席準影后名額,也是她繼蔡明亮的《不散》、《天邊一朵雲》後第三度入圍金馬影后。過去有個能說善道的蔡導扛起宣傳重任,低調的她向來很少面對媒體,頂多首映時露臉站台。這次為了力挺《迴光奏鳴曲》的新導演錢翔,她終於難得受訪,從一手發掘她的啟蒙恩師楊德昌、到為她留下演藝生涯最重要作品的蔡明亮,娓娓道來這些年來的高潮與挫敗。

張:1994年,妳在楊德昌導演的《獨立時代》中初挑大樑嶄露頭角,至今剛好20年,終於以錢翔導演的《迴光奏鳴曲》,在台北電影節首次奪下影后。其實《不散》那年妳也呼聲相當高,這次終於得獎是怎樣的心情?過去有曾經很在乎過得獎這件事嗎?

陳:沒有耶,我可能跟一般人狀態有點不一樣,我是很享受創作,但創作以外其他事情比較沒那麼有感覺。創作這件事最能夠悸動我,我最在乎的是可不可以跟一個團隊或一個導演在創作中身歷其境,最快樂和最滿足的就是創作的過程,在創作以外都滿無知的。當然得獎還是滿高興的,可是那天晚上回去以後,才忽然真的感覺到什麼叫虛空的虛空,在當下會有點不真實,也有點開心,但回去以後就又很快回到一個平靜的裡面。如果真的要比較深的感覺,得這個獎對我來說就是,如果我的父母可以看見,我爸爸媽媽應該會滿高興的,他們高興我就會更高興,這點會讓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比較深的快樂,只是他們已經不在了。

張:妳的父母應該一直都是很支持妳的是嗎?

陳:是的,我的父母是。只是他們生性比較低調,這也是為什麼《天邊一朵雲》之後我就轉專任(講師),其實我本來《天邊》之後就想不再演了,因為我覺得我很專注在某些狀態中,很享受,可是後來發現父母好像因為雖然支持但不太能理解,他們很受傷,我覺得在我生命的主軸,他們是我生命的重要他者,我好像作了什麼事情讓他們覺得蒙羞,鄰居都會指指點點,那個事情對我有點衝擊。所以那時我就毅然而然轉專任,等於放下表演這一塊。

張:楊德昌當年的許多弟子如今都在台灣電影圈活躍,除了魏德聖、鴻鴻、陳以文、楊順清等人之外,當年《獨立時代》中飾演妳的男友的男主角王維明,今年也首度執導作品《寒蟬效應》,即將與《迴光奏鳴曲》一樣在十月上映。妳覺得楊導對你們這一票弟子所留下最重要的影響和傳承是什麼?

陳:我覺得,因為他後來性格一直改變,以《獨立時代》的時候來說,他很執著,很固執,而且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他對於他要達成的東西他就非達成不可,也不管外界的眼光,我在他身上比較看不到妥協,他很有guts,很有他自己的膽識。像我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就是,我喜歡表演這件事情,我就會很執著很專注在表演上,其他好像有些東西我就會看不見,會沒感覺。他也是除了他很專注的東西,其他他看不見,他會有點無所謂。在拍片現場的時候常感覺好像他帶著我們往前跑,但是我們動作太慢了,因為不太了解這個媒介,所以他常常會很著急。我覺得我最大遺憾是沒有跟他合作《一一》,因為那時候他找我演《一一》,但我好像是因為阿亮的片還是什麼我忘了,因為已經先答應了所以沒有辦法動。《一一》是楊導的作品裡我真的很喜歡的一部,而且因為了解他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所有的元素在《一一》中都集大成,也比較成熟,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的我可以貢獻的也會更多。

張:《獨立時代》中在講一種華人的民族性格,很多東西心裡想一套外面又作一套,很多心裡想的都不敢講出來,也不敢作自己的決定。而妳所飾演的琪琪,就是那個永遠看起來都很甜美、讓人感覺很舒服的女主角。這些年來妳對當時的這個角色有什麼不同的體會?

陳:其實本來我大三的時候,楊德昌找我演的電影叫《想起了你》,那個劇本本來就已經有點成型,是有關謀殺和失憶。他後來看到我就覺得我非常適合那個角色,他就把我帶在身邊,所以那時候我大三就第一次進到電影圈,在《牯嶺街》作場記的工作。他的習慣就是把演員帶在身邊,他一面拍的時候就是一面在觀察我們。

我們這一群人,王維明、我、陳以文、楊順清、鴻鴻、王也民,這一票人裡大概就我一個女生,就是這些我的學長和同班同學,天天都hang out。他就這樣天天帶著一群人,晚上也要去pub,我就有點吃力,有點不太想跟他們,但我那時候不懂,其實他就是在觀察我們,從我們的身上採樣,我覺得他從我身上採樣後就重寫劇本,就以琪琪這個角色為中心,根據我當時自己對自己的困惑與不了解。因為我就是他筆下寫的,好像在學校就是很甜美啊,很溫善,每個人都喜歡我,但我又很懷疑自己,我在那時候是對自己很沒有自信的,所以他寫下我天性是這樣,但因為這個社會環境不是這樣,大家有那套價值觀時,我覺得那套價值觀好像應該才是測試的準則,所以我也開始懷疑我自己,所以戲裡就有角色會質疑「她是假的」,搞到最後我也對自己很不確定。

他是從我們這一群人各自要去面對的自我身份的認同、情感、文化包袱,以及我們這個世代,我們要在第一線承接我們父親的儒家文化,但我們又住在台灣,又還要承接中國的包袱和禮教,他把這些全部揉在一起,完全根基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和會產生的問題,好像我們都正值畢業,應該要獨立,可是對獨立而言,我們有很多的缺乏,其實還不知道怎麼獨立,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它的英文片名就叫「儒者的困惑」(A Confucian Confusion),我們就是儒家的傳承,可是我們充滿困惑,到底在這個台灣的社會怎麼樣自處,孔夫子那一套跟我們實際的生活的衝突到底在哪裡。

戲裡我們去的那家Friday’s(敦化北路長春路口)那時候剛開幕,是台北最時髦的店,我們就一直在接受這些最新最時髦的,可是又有傳統的包袱,自我認同感的困惑,還有社會的假面。他講了很多假的東西,假的婚姻,假裝是怎樣,其實都是有問題的。我可能真的就是這樣,可是我也懷疑是假的。我現在是這樣理解啦,因為楊導其實沒有跟我講過他到底要講的是什麼,他只是觀察我們,就把我們寫進去,所以《想起了你》那個劇本就沒了。

張:在楊導之後一直到現在,妳最重要的作品都是跟蔡明亮合作的,從《河流》到現在這17年間,是不是也曾經歷各種不同的階段,不管是在妳跟他的合作關係與模式,或是妳自己在表演上的探索?

陳:楊德昌對我一定是開了一個門讓我進到這個世界,但是蔡明亮給我更多的機會。蔡明亮對我來說扮演了一個關鍵時期,就是怎樣從一個劇場演員調整進到影像裡面,我必須不斷地去調整我自己,然後遇到小康,小康有一種特質,所以我也會觀察小康,我覺得是從懵懂到稍微有一點清晰,我不敢說現在就是全然智慧全開,但整個蔡明亮時期就是在劇場演員到影像的調整當中。

就創作來說,蔡明亮很願意跟我們談,我也是所謂他認知的紅粉知己,所以我們可以激盪的東西很多。包含他會帶著我們演員一起勘景,甚至擺鏡頭,我們討論劇本是很密切的,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那個創作是在生活中,而且不是只是單就一個作品。除了這兩年,因為我的狀況不好,所以我整個人是關閉起來,什麼都不想演也不想接,阿亮也說他都不敢打擾我,因為他知道我的個性,我一旦關起來了就是關起來了,就是要給我一個時間讓我自己願意推門出來。除了這兩年,否則我們討論很多東西,包含一起去旅行,一起經歷很多事,包括他自己非常低潮的時候,還有一起住在馬來西亞一段時間,只是為了好幾年後的《黑眼圈》作預備,在那邊討論劇本、學馬來話、我去賣水,各式各樣其實一般人不知道的。我覺得蔡明亮是截至目前為止在創作上最能滿足我的,包括他會推翻我所講,我也去推翻他的,當然他是天才型的人,我還是一直都在跟他學習,他就是有很多想法,很激進,對於喜愛創作的人來說遇到激進份子永遠是興奮的事。我們最怕的比較是故步自封。

蔡明亮對我來說是創作上的一個過癮,我也很謝謝他信任我,包含怎麼放鏡頭,沒有拍之前我就會跟他去看然後討論,什麼氣味、哪個角落對我很有感覺,他是最大幅度的打開。就好像《你那邊幾點》,在巴黎除了遇到葉童的事件不是我真實的事件,其他去的點幾乎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巴黎旅行的時候去的,包括墓園,我看到那個墓,就是我當年看的,他就整個劇組去找一整天幾乎就要放棄,找不到我看到的那個墳墓,後來找到了才定位。他就是會追蹤到你的底層跟資源,成為他在創作上的一個構圖。你身為一個演員所能提供的,是比在銀幕前的影像和聲音更多的生命經歷。

張:剛剛談到《天邊一朵雲》,那可能是妳跟蔡導合作過程中波折比較大的一個階段,外面曾傳言演員們那段時間跟蔡導關係緊張、冷戰等等,影片推出後又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爭議,對妳來說那個階段是怎樣的經歷?

陳:反而那個時候我覺得是一個集體著魔,集體潛意識進入到一個情色,而且《天邊》是我拍過電影裡面唯一花最長時間走出來的,其他的我其實都很快就離開角色。《天邊》因為整個過程一直泡在情慾、身體、性的裡面,那個真的是泡到進入潛意識裡。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是我跟他關係最密切的,我自己知道我幾乎就是已愛上蔡明亮,因為他有太多奇怪的東西,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而他是一個天才,那你跟一個天才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那不是愛上他這個人,而是愛上他裡面的那份特殊性,那個特殊性是我很渴慕的。

那個合作的密切度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到《郊遊》,我覺得那個是高峰,而且那個高峰是高峰到現場包括美術組、攝影組都是集體討論,我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這樣,他們也會討論我的表演,給我一些方向,好像就是關在那個情色的空間裡,全部的人都是赤裸的,沒有什麼不能談,而且你不會覺得不好意思。服裝設計都有講,她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經歷過一部電影是可以這樣。我們已經越界,我們以前到現在都是服裝作服裝,各司其政,當然有一些統整,但是我不干涉你的,你也不干涉我的,可是《天邊》是整個心靈全部揉在一起的,也只有那部片子廖桑(攝影廖本榕)會跟我講一些東西,因為他們攝影師有他們的職業道德,他們不會去指導演員,可是那個真的是集體潛意識的,他就會告訴我也許我可以怎樣,我也很願意開放,我很喜歡那種集體創作的精神。

所以當他拍完的時候應該是我最失落的時刻,因為我覺得全部的人都在談戀愛,不是真的談戀愛,而是在創作上每個人怎麼可以這麼的交融,每一個人好像在創作上是這麼甜蜜,一起完成這個東西。只是後來我沒有想到片子上映後那個衝擊和反撲那麼大,其實如果我父母OK我也OK,只是我父母當時的狀況太不好了,造成我自己在面對我的家庭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很不孝,讓他們蒙羞,這是我最不願意作的,所以才會使我心生退念,覺得好像我想作的事情竟然會造成家人的負擔。所以《天邊》是我最大的創作滿足,也是我創作上最大的挫敗。所以剛剛講到得這個獎對我來說,如果父母還在才是更美好的。




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 20141124 - 2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2014/8/20 「【最新上線】李雪莉:別在乎別人的定義──專訪《冰毒》導演趙德胤」

【最新上線】李雪莉:別在乎別人的定義──專訪《冰毒》導演趙德胤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8/19
2014/08/18
作者: 李雪莉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82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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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德胤身上,感受不到台灣文化裡,那種溫馴多禮,帶點慵懶的「羊」味。

三十二歲,剛以《冰毒》這部電影,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不少海內外影評家說,趙德胤有潛力成為侯孝賢、李安的接班人。他連續三部與緬甸有關的劇情片:《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冰毒》,更讓世界注意到,在翁山蘇姬和軍政府外,還有一個深受全球化影響的,庶民觀點的緬甸;國際公司和各國電影館,更紛紛掏錢出來,高價買他的版權。

當動輒兩千到五千萬才湊得出一部國片、儘可能鋪梗和討好觀眾成為劇情必備規格時,趙似乎在解構那種渴望更多資源更好環境更多人聚集,才能辦成事的慣性。

趙德胤說:「我的想法是,好吧我們什麼都不是,幹嘛在乎別人來定義我!」

把生命交給自己的趙德胤於是發展出一套極為叢林,也充滿想像的創作方式:

l   他在資源極少的狀況下拍片。他的三部劇情片,不算人事成本,每部約一萬美金完成。

l   他可以極精準地獵取材料。他不可思議地僅從四小時的拍攝帶中,剪出兩小時的《冰毒》。

l   他不過度仰賴他人。趙能寫能拍能剪,當攝影師在緬甸鬧情緒不拍時,他只是淡淡回應,「那你就回台灣吧」;而他的國外版權,幾乎是自己談出來的,不假手中間人。

l   他可以不怕衝突、直視現實,掌握符號,不過度炫技與討好。像是他的國中同學70人中,有30人做毒品生意、5個被槍斃、4人嗑藥死亡、10幾個人正在坐牢。他的作品描繪了底層人的生活,而他永遠關注主角在大環境下的掙扎。

l   他不拘泥窠臼的SOP或約定成俗的做法,保持彈性。像他能在劇本與分鏡之外,同時納入即興元素。

趙德胤這股野性的氣質,和台灣現下的氛圍和青年人的氣質,很不一樣。如果要用一種動物形容他,我覺得他像是過去高山裡,能爬高海拔的台灣犬,眼神銳利、身手矯潔,善獵,孤孑卻不自視過高。雖然這樣的台灣犬已凋零。

這股氣息,和他的出身有關。

留著小平頭、臉龐線條冷峻,趙德胤出生於緬甸靠近中國邊境的小鎮,家鄉的風景和產業至今仍像台灣五0、六0年代,不少草屋竹牆,人們生活清貧,在首都仰光邊郊的家戶裡,要上一台摩托車、吃上一顆蘋果,是奢侈,而黃牛是一家重要的資產和精神支柱。他是在這環境下長大的,十六歲後赴台求學,在台科大讀書,開始用鏡頭帶著自己和觀眾看世界。

雖然在台灣已接了十六年的地氣,但長期來,他拮据地生活,因而比同齡、同行者磨出更多能耐。

是這股野性質地,讓他有超強的環境適應力,那些常被我們視為缺點和不利條件的困難,在他的身上,卻成為「有益的困境」。

這場趙德胤的訪談對話裡,你會看到他面對有限資源展現的野地精神,甚至聞到野放的氣味;當他在面對拍攝困境甚至是中國因素時,是怎麼用強悍的態度和理性來分析得與失和他的抉擇。

訪談應能給對電影有熱情,對資源有限又渴望夢想者的年輕人一些啟示(以下訪談,訪問者為李雪莉,回答者為趙德胤。陳寧、蔡紀眉、沈庭安、曾俞凱對此文整理有貢獻):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820 - 2


Q:聽說每部長片的成本都是一萬美元左右,這麼少的預算,怎麼拍片?

A:我自己從以前就像學生這樣亂拍,像《家鄉來的人》這個片,我花了大概五、六個小時做完,目的就是台北有一個比賽,獎金三十萬,那時候很窮,聽到獎金就約朋友去做這個片。

當時我剛開始拍這類短片,不瞞大家說就是為了錢。除了要去工地打工之外,還想到這裡有個比賽,你要趕快去努力拿下獎金,念研究所的時候,拍了大概二十幾部這樣的片,有的甚至是我拿一些去緬甸旅遊的時候拍的風景,加上我的旁白,濫竽充數;但湊巧的是,在你極度缺乏資源,時間又很緊迫的時候,會把創作者個人生命經驗逼出潛力來。

最近我才知道,我有去美國參加Sundance(日舞影展)工作坊,有些很知名的編劇來講課,才發現原來美國七0年到現在,一直沒有缺乏過我們這種,只靠兩三個人就拍電影的例子,昆汀、柯恩兄弟他們以前都這樣,只是華語片這塊比較少人這樣做,一個就是大家可能過得還不錯,還沒有像我們當初連吃飯都有問題。

台灣拍劇情長片,在《海角七號》後,對劇情長片的想法和成本概念其實是很高的,包括我自己都會覺得一千五百萬或者兩千萬是最少了,你沒有兩千萬你就不要去想當導演。不少人覺得藝術電影會帶壞市場,我們同儕也會互相提醒,「你不要去亂搞喔,不要去拍這種緬甸邊緣的題材,可能會讓你永劫不復」。

我的想法是,好吧我們什麼都不是,幹嘛在乎別人來定義我們?於是我像野馬脫韁一樣去拍了劇情片,拍緬甸和實驗短片。過去四年,我們拍了五部短片三部長片,去了一百二十幾個影展,親自去的有四十幾個國家,五大洲都去了,走遍後對電影產業、國際對電影的認知、華語電影有完整的認知。

特別是《冰毒》後,外國人開始對緬甸好奇,原來,這個國家也有電影。我的片子開始在世界上賣出好的版權,在各國的電影資料館,而且那種版權很貴,世界上那麼多國家,相對起來就不無小補,以商業來看這也是湊巧的。

Q:你提到《海角七號》後,大家講到拍電影,就認為要先有一筆至少兩千萬的資金,這樣的想法,你怎麼跳脫?拍片合理的狀態是什麼?

A:為什麼跳脫,根本沒有跳脫,我承認是根本沒能力找到錢,沒有能力在第一部片之前就找到兩千萬,或者我沒有耐性去跟那些投資者argue或討論,所以我就放棄,才自己孑然、很任性地拍了三部電影。這三部的成本都很少,基本上就是學生拍片都不如,一萬美金這樣(編按:後製不算),但以商業來看,效益就是好幾十倍。

第二個問題,最近我講話特別小心,我怕我這樣講大家就覺得,是學生,啊,拍電影就是這樣,不要花錢。不是!我們是被逼的,不是不要花錢,是你沒錢可以花你還要拍片。

電影絕對是一個專業分工,需要資金,我對電影的概念就跟好萊塢一樣,你要拍電影就是要一間銀行跟一支軍隊,跟畫畫不一樣,和其他藝術不一樣,你再沒有錢你去路上撿一張衛生紙也可以畫素描,你如果是達文西也可以流傳萬世,可是電影就是一間銀行、一支軍隊,真正的電影,所以我並沒有強調電影是不要花錢的,不是,是沒辦法,剛好你沒辦法的,當下還要去做一些個人想做的事情,就劈哩啪啦出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不管是商業上或是技法,或是電影本質上的認知,你會馬上開竅,那個開竅剛好馬上連結到電影發明的時候,或者是前輩們,那種四五十年前的人們,對電影的探討,所以為什麼這幾部電影可以在國際上被討論,我覺得是剛好回到電影的本質。

Q:假設你很有錢,去拍《冰毒》,你的節奏會更快嗎?

A:會更快、更商業、更貼近一點。

Q:拍攝素材跟剪出來的結果,轉換的比例是?

A:很精準,我《冰毒》只拍了四個小時,剪出來兩個小時。

Q:這是計劃好的?

A:被逼的,因為只拍了十天。

Q:其他片子也是這樣的比例嗎?

A:我目前在拍的記錄片,還沒收手,就拍了一千兩百個小時。但是我已經知道要怎麼剪了,在拍的時候。

Q:為什麼拍攝時間上,有這麼大差異?

A:我的紀錄片是在拍戰爭的故事,拍攝的限制其實更大,所有器材帶不進去緬甸,所以我訓練四個工人去拍,二十四小時都去拍,有的人很好玩,出來不得了,出來很真實,不見得好看,有的很暗、甚至鏡頭沒開只有聲音,這很好玩,逼你思考當電影沒有畫面只有聲音,怎麼說故事?沒有旁白,是另一種關於電影的真實被討論了,剛好是默片時期大家在討論的事情。

Q:我們現在常常要的是要拍出美的畫面。

A:是啊,這就是一個目前台灣的盲點。比如我們學生時代,要拍年輕男女約會,也沒搞清楚這兩個人家境怎樣,都不管這些,就是弄得帥帥美美,這是必須的,穿著也很好看,這就有點問題了,場景的選擇也有問題,學校旁邊摩托車很多很醜我們就不要,跑去中興新村,有紅磚牆,每部片都在那邊走來走去,偶像劇、電影也都是這樣拍,但就失去很多對電影的討論,這個角色的家境背景是什麼?為什麼要在這裡拍?假設他的父親是個將軍,剛好政府分給他這個財產,如果不是,為什麼要這樣拍得美美?這些討論都會回到電影的討論,如果一對男女在凌亂的摩托車裡面,或是士林夜市約會很雜亂,我們一看就覺得寫實,但如果放在紅磚牆,就有點假,當然很奇怪。

Q:為什麼想拍緬甸?怎麼拍出力量?

A:我一剛開始拍沒有這個目的,當時是很想要去拍這種故事,很私人的一個慾望,就去拍了;拍出來後,就覺得既然做了,就認真地去把它推一推,才發現得到的迴響很好,然後到現在為止,我們整個團隊甚至接下來我的人生就跟電影切不開了,生活就靠電影,說得再庸俗一點,我靠電影賺錢,養活我家人跟自己跟團隊。

所以我對電影產生的概念,不再只是私人的慾望跟興趣,站在製片的角度,它也是一門生意。

但藝術裡面不管怎麼操作,它有一些東西會跟作者本身的觀念,或者信仰的價值,連結起來,這東西去把它突顯放大,力量就很強大,它跟生命經驗跟作者的價值有關,這些價值後面當然是你的教養、家庭、學識、涵養,種種都丟進去。目前國際上紀錄片的頻道,或者是花大錢的公司,那種藝術片,arte(德國公共電視台)這些公司,它們其實不是要看題材,它們買案子是要看你怎麼拍。大家對題材都有點誤解,以為聳動就是好,如果題材聳動就可以拍電影,以巴衝突每天死一百個人,我們可以拍的太多太多震動世界的電影,所以這是不相關的。

Q:之前有中國大陸的人,捧1.4億元要找你拍片,你為什麼拒絕?

A:現在大陸的電影,發現已經不能用自由市場去分析,照理說產品是要在自由市場中、自由消費的狀況下去分析,但在大陸沒辦法,因為現在是誰的電影院多、誰的排片量大,哪部電影就會賣。意思是《冰毒》這部冷門的電影,如果能在中影集團或萬達集團上映,票房就有幾億的保證,這並不是「自由市場」四個字。

拿錢來找我的人,他們有一些人脈,沒有太多專業,他們想要找一些寫好的劇本,然後找我們拍,但是,第一個他有經紀公司,所有藝人都要用他們的,所有限制都是他們,你不可能把那個東西拍得好,他們可能想借用一個新導演來合作,把自己跟電影圈連結起來,他們也是電影公司他們也會越來越大,但這樣的限制,很難拍出像樣的電影。

Q:台灣這幾年來很流行看紀錄片,又在裡面找到很多情感的投射,談濃烈的故事劇情,你的觀察是?

A:真正非常客觀非常冷酷地去觀看當事者的生活或狀態或痛苦的錄片,不會被大眾接受。這是人性,這太無聊、太悶、太痛苦。我們人生已經在痛苦,每天上班那麼累,你還要叫我接下來去看《冰毒》是很痛苦,我知道這件事,對一部分的觀眾來說。

Q:所以你做了哪些設計嗎?

A:我沒有做,但是有爲了藝術去做設計,有為了電影語言本身。因為拍電影的團隊或資金太少,你的資源太少的時候,你必須更跳脫出來去想電影的本質,或藝術的本質去設計電影,倒不是去為了觀眾設計電影,就更高一個層次。或者是你還沒有能力為觀眾設計故事,因為爲觀眾設計故事需要錢,譬如說《海角七號》的這些橋段需要錢,我沒有錢的時候我就要忽略觀眾,忘掉觀眾,去想的是電影本質。所以電影語言的運用,在《冰毒》裡面,它很精準,它是經過精打細算。

Q:你的影片中有三成是即興的,如何在精算和即興中取得平衡?

A:譬如說《冰毒》這個電影,我是知道這個故事後就一直在寫日記,日記裡面有很多場景,景很重要,有人物主題符號,一直不斷去寫裡面有什麼符號,就理出來了大概三十幾條線,幾個場次這樣。然後去拍攝的時候,全部把它遺忘,亂拍一通,但亂拍一通裡面就講到即興。

在緬甸,不能讓人家發現你在拍電影,當然,在室內不會有警察衝入家來,但你還是要小心,別人知道你在這裡拍這種是不行的,因為要申請,要審查。所以這種即興的東西,在拍攝現場,它是大量地會被紀錄下來,趕快拍下來。

所以攝影師很不習慣,他們會覺得為什麼要拍這個,這跟那有什麼關係。

《冰毒》很特別,當下攝影師都不知道他在拍什麼。(Q:連你也不知道嗎?)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我有三十場戲必須要拍,我會提前跟他們講,但是他們連不起來,他們沒有看到明顯的連結,第一次跟我合作的攝影師,他是嚇到的,他在當下是跟我吵架的,他在當下是覺得導演不知道在幹嘛,我要回去了。

我拍片是很理性,很強悍的,因為我有心理準備就是:你走吧,你走了我就來拍,沒什麼了不起。

像《冰毒》的拍攝,在緬甸只規劃差不多十九天,我們坐車坐了三天,大家生病了四天。我沒空去跟一個台灣的攝影師解釋太多。

Q:你怎麼自我學習?

A:電影的潮流很快,跟不上馬上就被淘汰了,永遠有更新的出來,也是我自己做電影很警惕的地方,我們不斷要去學習新的東西,而且我們有個比較不好的概念,類似說「啊,我不喜歡這麼悶的電影」、「啊,我不喜歡變形金剛這種太無聊」, 其實我們並沒有資格去說,如果我們不是做電影的,我們沒有資格去這樣想,我們要看變形金剛也要看蔡明亮,要互相了解。

其實做東西的基礎功課要開放一點。很多跟你的生活態度方面有關,這是學不來的,除非你有強大的意志力啦,不然我們活到二、三十歲,其實很難去改這些生活習慣,很難。

我自己一直有很理性的這一塊,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們拍這種電影的人很感性,很自溺的去講這些故事,其實沒有,我一直在檢討這裡面的缺點。

《冰毒》這部電影,他可能只是世界下面的、亞洲下面的、華人下面的、台灣下面的、台北下面的、光點(之前在光點電影院上映)下面的人在自嗨,你要有這個概念,宏觀的概念,這樣才知道下一部電影我應該要怎麼改進,在亞洲下面的某一塊嗨,不只是在光點裡面嗨。這是創作者對電影本質的檢視,其實我沒有自嗨啦,我還是很踏實的每天準備我自己的功課,接下來到底要往哪邊走,現在資金多一點,還有到底要拿資金,還是以原來的模式去開創更精緻的東西。

我的習慣是這個樣子啦,因為厲害的人太多了,世界上我去四十個影展,遇到的都是天才。你知道,我們這種後知後覺的,比較像台灣牛苦幹的那種,但是有的人是那種一出生就不得了的,加拿大有二十歲就是厲害到不得了的導演,拍了五部電影,驚為天人。

Q:你覺得台灣的特色是什麼?或者未來有什麼可能的發展?

A:台灣我一直都講,我自己的體認啦,我到很多國家,然後台灣是在國際上數一數二的自由,數一數二,我敢這麼說,它的自由已經是有點過頭了,當然講過頭這件事其實不太好,有牽扯到自由的定義,但因為我從緬甸這種專制的國家,當然可以說他自由,台灣這種自由可以出現很多東西,比如說以藝術創作來講。

但是台灣的電影是目前為止看起來沒有多元,但照理說這個環境應該要是多元的,因為老的自由價值,比如說我們每次拍原住民都要把它拍得很弱勢,拍台東就要拍它的環保,或只是到此一遊的風景,我們有沒有人去試過它是一個荒涼的西部片,或是很優美環境下的復仇電影,兩個女人從台東騎著一部摩托車,來台北要去殺仇人?可以的。就是我們對電影的想像太安全了,太安全地去想像電影。

Q:怎麼以小搏大,當別人不看好時,還能堅持,甚至能逆轉而勝?

A:就像你們做新聞,如果有一群人相信新聞要這樣做,你也堅持,後面也有很多人才在做,它是一定會走出來一條路。就跟做電影一樣,比如說一般人覺得說緬甸題材外勞題材沒有人有興趣,但這個東西做到很誠懇的時候,它已經大到人家不得不注意你,比如說第一部片,人家說唉呀這群死小孩,不知道什麼片,反正就是外勞、邊緣,第二部片,大家說靠怎麼這些人又來了,第三部片它不得不重視了,因為他覺得說今天我一定得看看這些人在幹嘛!

其實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是這樣,創業維艱嘛,接下來就慢慢的,大家比較理解你在幹嘛。

電影《冰毒》HD中文預告(2014柏林影展Panorama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