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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4日 星期日

2015/6/14 「吳念真.柯一正.簡志忠.李永豐 陪偏鄉學童編織夢想」

教育

吳念真.柯一正.簡志忠.李永豐 陪偏鄉學童編織夢想

號召全台》小額長期捐款,是延續的大希望

摘錄自:今周刊電子報                            2015/6/3
撰文 / 鄧麗萍
出處 / 今周刊   963期
2015/06/04






祕密基地的開始,既是一種延續,也是一場新長征。


《今周刊》963期 吳念真的秘密基地 為孩子點一盞燈

當二○一一年底「紙風車三一九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全台巡演完成,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董事、圓神出版社董事長簡志忠請紙風車團員出國玩,在峇里島的風光明媚中,簡志忠、吳念真、柯一正和李永豐四位歐吉桑,在午餐時閒聊起來,「接下來要做啥?」

「我們來做偏鄉課後輔導。」簡志忠對著紙風車的老夥伴,雄心壯志地說,「在每一個鄉鎮,都設立一個祕密基地!」簡志忠講完,其他三人倏地站起來,李永豐啐罵一聲「×!」一起轉身走掉。

這一步,一旦走了就不能停

但到了晚餐時刻,李永豐忍不住嘮叨:「你知道這代誌多大條嗎?」「這一步走下去,就不能停啊!」此時,簡志忠暗笑,「這些蠢蛋又上鉤了!」

從峇里島回來後,他們反覆討論非常多次,因為攸關孩子,責任重大。簡志忠比較樂觀,「做了十年、十幾年,這些孩子長大了,在外面工作,說不定會回來幫忙。」吳念真相對悲觀,「我認為還沒看到的事情,都不成事實。這件事只要做下去,責任都必須要扛。」李永豐也有點擔憂,「三六八巡演(紙風車三六八兒童藝術工程)還在進行中,有沒有餘力再去做這件事?」

這時,吳念真的腦海裡,浮起一樁舊事:在三一九巡演期間,他曾收到來自西邊靠海偏鄉一位老師的長信。

信裡說,村子裡從沒有這樣的表演,他帶學生看演出,小朋友們很興奮;然而,就像一場晚上的煙火,放完後,這地方還是沒有改變。如同每個偏鄉的困境,很多父母出外討生活都很晚回家,或久久回家一次,孩子不是隔代教養,就是外配的小孩,乏人照料。

下課後,孩子們就去廟口或遊樂場閒晃,很容易染上如吸食K他命的壞習慣。

孩子們回到家,功課遇到困難也無人聞問,漸漸地,跟不上進度,學習意願被磨滅。那位老師感嘆自己無從改變這些事實,「他問我們,如果願意的話,是不是能為這些孩子做點什麼?」

吳念真一直把這份無奈記在心裡,「對我個人來說,我們都是能力有限的人,我們不是當總統,不是當教育部長。」他感嘆說,像三一九、三六八巡演,已經是很辛苦的工作,到處募款欠下很多人情債,過程中還遭遇到拒絕,以及公部門的冷漠。「我們何德何能,能改變什麼?」

這件事,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做

儘管如此,一三年這群「蠢蛋」還是決定投入這場「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比全台鄉鎮巡演更艱難的長途跋涉。他們決定先做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再匯集所有人的力量做下去。

「我的人生,喜歡一群人做一件事。」吳念真覺得,「一個人做一件事,當你掛掉的時候,這件事情可能就終止了;如果一群人做一件事,你掛掉,其他人都還在。」祕密基地是對孩子的責任與承諾,那是很長遠、很長遠的事。

他們的理念是:用最少的人力幫到最多的孩子。祕密基地的開銷包括課輔老師鐘點費、孩子餐點費、交通費等,每個基地照顧二十至三十個孩子,一個基地一年開銷約八十萬元至一百二十萬元。簡志忠指出,目前協會僅聘兩名行政人員,負責協調全台二十一個據點,讓行政開銷降至最低;募到的錢,想盡辦法要留給孩子用。

簡志忠如此期待著:祕密基地的孩子,如果現在十三歲,十年後,有一個人可以回來教一堂課;十五年後,開始有一個人每月回捐一千元,也許二十年後有一個人可以捐一百萬元……。

或許那時候,他們這群發起人就可以安心退居第二線了。

從孩子的第一哩路,到孩子的祕密基地,明知路漫漫其修遠兮,然而,這群歐吉桑卻說:「為了下一代,我們什麼事都願意做。」



2015/6/14 「吳念真為孩子點一盞燈 打造孩子的秘密基地」

教育

吳念真為孩子點一盞燈 打造孩子的秘密基地

封面故事摘要

摘錄自:今周刊電子報                            2015/6/3
撰文 / 今周刊整理
出處 / 今周刊   963期
2015/06/04


今周刊電子報 - 20150614 - 1


祕密基地的存在,就像一盞路燈,每個人都是點燈者。 「憑一口氣,點一盞燈。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有燈就有人。」這個路燈不能熄,它是一種方向感、一種歸屬,讓孩子可以沿著亮光,找到人生出路。


今周刊電子報 - 20150614 - 2

在東石鄉祕密基地,今年也念國小四年級的阿國(化名),他的身世則是另一種偏鄉弱勢「典型」。

理著平頭的阿國,媽媽是陸籍配偶。剛到祕密基地時,瘦小的他是一個「憤怒娃」,動不動便嗆課輔老師:我要殺死你!言語暴力的背後,是一段抹不去的家暴陰影,和目睹父親自殺身亡的心靈傷害。

經此衝擊,老愛逞凶鬥狠的阿國變得怕黑,即使嘴巴耍狠,但問起他害怕的事,他竟靦腆回說,「怕妖魔鬼怪。」直到現在,他經過父親上吊的房間仍有些惶恐,也不敢一個人睡。看似開朗外向的臉龐,內在的傷口尚未癒合。

很長一段時間,阿國不管在學校、家中都成了頭痛人物。剛開始到課輔班,和同學處不好,經常暴力言行相向,可想見這孩子的心裡,破了個大洞。

在課輔老師的陪伴和關懷下,阿國漸漸回復活潑本性,情緒變得平穩,開始喜歡數學,英文也從C組進步到A組。

城鄉沒有數位落差 卻有巨大的教養落差

總會攬著阿國,和他低聲交換心事的課輔老師林素每指出,阿國現在少見暴力和憤怒情緒。「他本身就很聰明,當情緒穩定下來後,不僅有自信,學習力也變好。」假日也要幫忙剖蚵的阿國,還興奮地告訴林素每說,他改善了剖蚵流程呢。

傍晚六點,來接孩子下課的阿國媽媽形容,「兒子來這裡(祕密基地)三年了,以前講話比較大聲、脾氣很暴躁,現在改變蠻多的。」喜歡玩樂高積木的阿國透露,長大想當工程師,平常總是手機不離身。

有別於偏鄉與城市有數位落差的刻板印象,家境不算太差的阿國,對手機和電腦介面異常嫻熟。

回到家裡,晚餐還沒吃,就打起電動,成天和同學line,或者玩線上遊戲「英雄聯盟」,媽媽催他去洗澡時,他還找別人代打。

原來,許多偏鄉父母,尤其是新住民媽媽,不太懂得該如何教育孩子,雖然是經濟弱勢的家庭,父母卻寧可省吃儉用,仍會提供智慧型手機、電腦等3C產品,以物質來滿足孩子。

城鄉沒有數位落差,卻有巨大的教養落差。

孩子的秘密基地》陪伴偏鄉弱勢孩子長大

紙風車劇團到偏鄉巡演時,發現許多孩子在戲台下閒逛,無處可去,於是,紙風車班底吳念真、簡志忠、李永豐、柯一正等人起心動念,於二○一三年七月成立快樂學習協會,為偏鄉設立免費課後輔導班。

在課輔老師細心陪伴下,弱勢孩子像是從沙灘回到海裡的海星一般,又活起來了。他們找回心靈安全感,建立自信心,重拾課本。「或許幫助有限,但這是上帝給我們機會服務這些孩子們。」

嘉義東石鄉,只是一個小縮影。全台三六八鄉鎮,還有很多孩子需要溫暖的陪伴與鼓勵。目前,快樂學習協會在全台設有二十個秘密基地,照顧逾五百名學生;預計今年底可達到三十至三十五個據點。

其實,從事課後輔導的單位,從政府到民間都有,「孩子們的祕密基地」與其他課輔班有何不同?快樂學習協會理事長吳念真說,成立祕密基地的目的不僅是照顧孩子的課業,更重要的是陪伴孩子成長、導引他們學習的興趣。

另外也結合在地資源。課輔班須由在地人推動,快樂學習協會成為經費與物資匯集平台,並引進博幼基金會提供師資培訓。

「台灣雖然很小,但每個地區不同,它必須有地區的特質。」吳念真舉例說,像林碧亮夫妻在東石,他們熟悉附近的環境,找來的老師是當地人,同時也很了解孩子的家世背景。「當有感情做基礎,事情才可以做得長久。」

吳念真希望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有人陪伴,在旁鼓舞他們,即便是再小的承諾都好,都能讓孩子覺得自己是被尊重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事,讓小孩在成長過程中,說不定有人拉他一下,給他一點點什麼,他當時可能不知道,但等他大了,他可能會覺得那是很大的轉寰。」吳念真如此期許。

「至於他是不是數學從零分到九十幾分,對不起,我一點都不在意。敝人考大學時,數學才一○.一八分耶。」他戲謔說。

不過,吳念真坦言,做課輔班壓力很大,「我們一直在考量自己的募款能力。」

一個祕密基地平均一年預算約八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元之間,視學生人數多寡而定。換言之,三十個據點,協會必要開支一年就要三千萬元,吳念真說:「目前即便外來資源不夠,我們這些朋友自己掏出錢,還可以支撐。可是如果擴大到六十個、一百個,那真的要大家幫忙。」

「如果小朋友心裡有這樣一個地方,有這樣一群同學、老師,除了他那個家有點脆弱之外,對他來說,漂泊的童年也不孤單,有個歸屬,也不會那麼容易被推到黑暗的地方去。」另一位快樂學習協會發起人簡志忠說。

祕密基地的存在,就像一盞路燈,每個人都是點燈者。

「憑一口氣,點一盞燈。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有燈就有人。」這個路燈不能熄,它是一種方向感、一種歸屬,讓孩子可以沿著亮光,找到人生出路。






2014年8月11日 星期一

2014/8/11「她,緊握方向盤 把愛肝熱血 送進107個偏鄉」

話題人物

她,緊握方向盤 把愛肝熱血 送進107個偏鄉

高山險路 暴雨大霧 堅持20年沒在怕

摘錄自:今周刊電子報                            2014/8/6
撰文 / 鄭淳予
出處 / 今周刊   920期
2014/08/07

今周刊電子報 - 20140811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選擇一種奉獻社會的方式,你可以投入多久? 這是一位退休小學老師的故事,她沒有醫療專業,卻成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成立20年來最重要的象徵人物,無論颳風下雨,再遠再累都要上路,她心中這股善念的力量就像個火車頭,推動基金會向前行。

海拔一千四百公尺高的台十八線阿里山公路,一輛破舊的福特七人座休旅車吃力地往山上爬,引擎笨重地噗嚕噗嚕響,劃破清晨四點山間的寧靜。這是前往阿里山達邦部落的唯一道路,但現在車窗外起著大霧,沒有人看得到這條路。

坐在駕駛座的「黃老師」緊盯著眼前的防風玻璃,謹慎地踩著油門,心裡想著:「不要怕,沒事的!」上回,她也是這樣咬著牙,在颱風過後的暴雨中開進牡丹鄉。還有一次,車子開在中橫爆胎了,她處變不驚地踩著煞車滑行,把一車子的醫護志工,以及兩台價值共二百萬元的攜帶型超音波機帶到安全的平台。

這是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以下簡稱肝基會)的專屬篩檢車,作為民間愛心組織,省吃儉用是基本態度,二十年來靠各界捐款維持營運的肝基會,只換過一次車;但,握著方向盤的手,始終是同一人,那就是人稱「黃老師」的黃婉瓊。是她這雙緊握方向盤的手,帶領著肝基會的同仁及一群志工,用二十年的時間深入台灣各地,做了三六一場免費肝病篩檢,服務超過四十萬人次,全台一六四個偏遠地區鄉鎮,她就去了一○七個,換算她走過的里程數,足足可繞行台灣一七七圈。

專長統籌
篩檢講座屢獲好評

載著一整隊專業醫療團隊到處跑,黃婉瓊卻是整個團隊中最沒有醫療專業的一員。時任肝基會執行長的許金川教授回憶:「我們當初成立基金會,朋友們都來幫忙,黃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朋友的朋友,但她不是學醫也不是學護理,我也不曉得可以讓她做什麼。」

之所以人人都稱黃婉瓊為「黃老師」,是因為那年她才剛退休,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小學老師身分。

理應高享清福的她,按捺不住古道熱腸的個性,只因為「想做點公益活動」的念頭,就加入了肝基會的行列。

過去,黃婉瓊在學校熱血帶過扯鈴隊、跳繩隊,編舞、帶活動總難不倒她,當她面對肝基會才剛租下來、空蕩蕩的辦公室時,心想:「醫療我不行,辦活動我總行吧!」

前幾個月,黃婉瓊只有二萬元的薪水。「她連影印都會卡紙,我本來很猶豫,要不要請這個人,但現在想起來,真是虧待她了!」許金川回憶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九九六年,肝基會在台大醫院舉辦了第一場的免費篩檢及肝病防治宣導講座。當時,排隊的人潮從院內排到院外,黃婉瓊果然發揮統籌專長,把現場動線規畫得有條不紊。最後,篩檢活動不但獲得熱烈回響,「黃老師」的能耐終於也讓許金川更有信心,他決定,要開一輛「肝病篩檢車」到全台走透透。

「我從以前就很習慣開車,也對自己的駕駛技術很有信心,一聽到許P要開車服務地方,我就自告奮勇當開車的人了。」黃婉瓊說得寫意,但其實,她所做的遠比一名稱職的駕駛還要多。

今年七月中旬的某一天,肝基會的篩檢車又開入偏遠山區。到了目的地,大嗓門的黃婉瓊還沒打開車門,就忙著叮嚀大夥兒防蚊,因為肝基會服務團今天要在山中度過一夜一天。

苗栗縣泰安鄉斯瓦細格部落,一個被群山環繞、坐擁溫泉的小部落,全村在籍人口大概才上百人,肝基會到訪的這一天,就有六十多位居民來做篩檢。高齡九十三歲的徐奶奶特地借出自家客廳和院子,一大清早就坐在院內,望著志工忙進忙出。

你可能不曉得,這樣一場偏鄉篩檢服務,必須提早在前一年就規畫好,實際出動更是大隊人馬。

從指引你坐下來領單填表的志工,到替你抽血的當地衛生所醫護人員,還有肝膽腸胃專科醫師為你做超音波掃描,若發現肝臟真的有問題,一旁的諮詢志工隨時上前解惑。

在人群中,只見黃婉瓊指揮若定。她從容地說:「到偏鄉,一定要先跟地方衛生局、衛生所聯繫好。」能雲淡風輕說出這句話,是因為她已事先親訪三次。黃婉瓊笑稱,每次出門,都像是要「打選戰」一樣。這次大方出借自宅的徐家人,就是受到肝基會的使命感所感動。

現場,一位牽著小孩來做檢查的媽媽驚喜叫道:「我們來做免費檢查,你們還送禮物啊?」她從黃婉瓊手上接過一袋東西,裡頭裝著一包米粉、兩罐醬油。黃婉瓊雙手蓋在主婦提著禮物的手上:「這些都是基金會收到的愛心捐贈,要吸引更多的人來關心自己的健康。」

為了「服務更多人」,有時候肝基會也補助偏遠地區的鄉親交通費。要聯絡哪幾位鄰、里長?要包幾輛車?有多少人報名?這些細節也是「黃老師」一手包辦。不過,對於肝基會來說,勤走鄉里只是第一步,辦出一場篩檢是第二步,篩檢後的追蹤關懷才是重頭戲。

走遍全台
造訪最邊陲東引島

然而,肝基會畢竟只是民間組織,真正要落實追蹤工作,還得靠地方衛生機構。有時,地方鄉公所也會受到肝基會的帶動,更積極從事相關衛教服務。像這天,泰安鄉衛生所就趁著肝基會的免費篩檢活動,同時推出免費愛滋病篩檢服務。民間與政府,相輔相成。

「肝病列車」自從一九九五年啟程,花了十二年走遍台灣各級都會區,二○○七年起,開始進入偏鄉。

黃婉瓊的腳步,最高到過阿里山達邦部落,最遠甚至到過中華民國主權最邊陲的東引島。

肝基會副執行長粘曉菁讚道:「你會在黃老師身上看到一位很強的執行家,她就好像一名武將。我們常常清晨四、五點天還沒亮就要出門,忙了一整天回來,她還會很開心地說『我們這次又救了一個家庭!』真的很鼓舞人。」

親力親為
把遺憾轉變成動力

今年已「高齡」七十三歲的黃婉瓊,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前頭;一手拿著文件夾、一手忙打電話的她,總是最忙碌;穿著牛仔褲、腳踩高跟鞋的她,也總是最有活力。「我還記得,一九九六年,我們篩檢出一名罹患肝癌的年輕人,讓他及時接受手術而康復,他平常在拾荒的父親撿了一個月的垃圾,寄了五十元到基金會感謝我們。」「有一次,我們到梨山做衛教宣導,一位種水梨的老榮民聽完馬上打電話給兒子,要他不要擔心B型肝炎帶原,勇敢去結婚生小孩。」

在黃婉瓊心中,固然有許多受到肝基會及時救援的笑顏,但也有讓她掛懷的遺憾。

ICRT知名DJ「大衛王」曾因協助肝基會舉辦音樂會而與黃婉瓊結緣,當年受邀做過全套肝病檢查的他,已知自己是B型肝炎帶原者。「黃老師」不時提醒他:「有空要再來追蹤哦!」但當時身強體壯的「大衛王」總推說工作忙,甚至自豪地說:「我有在跑步,身體很好啦!」

「他不曉得,有運動、體格好,只是代表心肺功能好!」黃婉瓊幽幽說著,突然有點氣憤。○三年,台北全城籠罩在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陰影,「大衛王」因頻尿就醫,意外發現肝臟長了一顆十二公分的腫瘤,緊急動刀切除右葉肝臟。

黃婉瓊再見到他時,他已經結束兩個月的術後休養,回到工作崗位,並積極練氣功養生。那時,「大衛王」四處分享抗癌經驗,但八個月後,癌細胞還是轉移到了肺部。翌年,癌細胞再次無情地轉移至腦部。

年僅三十九歲的「大衛王」曾感慨地問主治大夫許金川:「我有沒有機會看到我的小孩背著書包去上小學?」看遍無數肝病患者的許金川,看著病床一旁還在襁褓中的嬰兒,喉頭哽著,久久無法回答。那年,誰都沒能留住「大衛王」。

回想起這段故事,黃婉瓊反覆說:「如果我當時每天三不五時提醒他、逼他做檢查,他現在還能活著,還能看著兒子長大!」也是因為心中曾有遺憾,黃婉瓊發心走遍台灣角落的腳步始終沒有停,但有時候,她也得和時間賽跑。

「我們曾規畫要用三年的時間把台東跑完。跑到第三年,在鹿野遇到一名種釋迦的熱心果農,又幫我們綁紅布條、又幫我們到處宣傳,結果活動開始,他一躺下來照超音波,竟然照出好幾顆彌漫性腫瘤⋯⋯。」最後,釋迦果農也沒能再回到釋迦田裡,採收最甜美的釋迦送給黃婉瓊等人。
「如果我們早一年開始跑台東,也許就來得及了⋯⋯。」想起來不及挽回的生命,每一條都是「黃老師」心中沉重的回憶,「能救一個,是一個啊。」

最大心願
肝病醫療網盡早成形

正因為一股沛然於胸的使命感,讓「黃老師」成為許金川重要的左右手,也成為肝基會最重要的「地下執行長」。許金川感佩地說:「真的是非她不可!」接著透露另一段往事:「有一次,我們出門做篩檢的前一天,黃老師的媽媽病危,住進了加護病房,但她隔天還是跟我們一起出發。」「結果,黃媽媽就在那時離開了。一直到中午工作告一段落了,同仁告訴她,她的眼淚才掉下來。」

在許金川心中,「黃老師」是帶動整個基金會前進的火車頭;在女兒心中,她則是用最大付出,換來心靈的富足。

黃婉瓊的三女兒、知名節目主持人陳斐娟透露,母親退休二十年,每天都要晨泳,即使遇到颱風或寒流都不曾間斷。她感性說道:「媽媽參與這些活動,常要面對病友的生離死別,但這讓她對生命更珍惜、對死亡更豁達。看著媽媽因投入公益活動而喜樂,讓我們這些小孩知道,心靈的富足比財富的富足更重要。」

也因為如此,黃婉瓊對這「熱血」的晚年生活樂此不疲。「真的要說累,你去看許P穿著一腳一百元的廉價皮鞋,走到腳都受傷了還無動於衷,我這樣算什麼?」而她唯一的心事居然是「希望基金會能慢慢擴散各地據點,形成醫療網。」

採訪期間,黃婉瓊不斷強調:「最重要的,還是要感謝所有捐助人。」不斷要我記下有恩於基金會的善人們,卻絲毫沒有察覺,她自己是天字第一號,捐了光陰、捐了體力,更捐了熱忱的「大善人」。

黃婉瓊
出生:1941年
現職: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總監
經歷:松山國小退休教師
學歷:台北師範專科
家庭:已婚,育有4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