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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7日 星期三

2014/5/7 「自由貿易的美麗與殘酷」

自由貿易的美麗與殘酷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5/6
2014-04-30天下雜誌 546 作者:陳一姍、辜樹仁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507
圖片來源:黃明堂
十年前,韓國猛力衝刺FTA,貿易量狠狠甩開台灣;十年後的今天,FTA已經退燒,韓國要解決的,是自由貿易盛宴後,貧富惡化、發展兩極的弊病。台灣若想追上韓國,如何避免複製他人的錯誤?

與大陸的服貿(服務業貿易協議)不通過,將影響貨貿(貨品貿易協議)。

外國會懷疑台灣擁抱自由貿易的決心,就沒有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

台灣已經落後十年,簽不成服貿,韓國最高興……。

這是太陽花學運以來,總統馬英九親上火線,執政黨不斷複誦的說帖。

韓國,不知從何時開始,成為台灣社會隱隱模仿、競爭、瘋狂、憎惡,複雜情緒錯綜交織的國家。

全面擁抱自由貿易的韓國,真的是台灣悶經濟的解方嗎?

十年來,FTA(自由貿易協定)為韓國帶來了什麼?韓國又失去了什麼?

第一幕 承認吧!韓國真的是FTA贏家

不論從哪個數字來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一事無成的二十一世紀,韓國是全球經濟的贏家。

從十年前南半球的智利開始,韓國總計已簽署了十一個FTA,僅次於智利、新加坡與墨西哥。

這些協議讓韓國三九%的進出口貿易免關稅,遠高於台灣的九%。韓國海關申報表甚至有個FTA專欄,因為從這些國家真品輸入產品,稅率跟別人不一樣。

民族意識極強,國土面積不大的韓國,最愛的指標是「經濟領土」。因為韓國的產品幾乎已經可以零關稅,像在國內一樣販賣的國家,GDP總合就佔了世界的五七.三%。

十年來,韓國貿易量惡狠狠地甩開台灣。韓國去年出口高達五五九六億美元,是十年前二.二倍,遠高於台灣。

表面上,韓國貿易順差跟台灣差距不大。但仔細分析原因,台灣進口成長慢,背後是因為投資不振,進口機械設備減少。

但韓國出口暢旺,拉動投資,機械設備進口也多。加上關稅調降,消費品進口大增,韓國進口量增幅更快。其結果是韓國的失業率過去十年都比台灣低一個百分點,人均收入也比台灣早五年,突破兩萬美元。

「完全的國際化,韓國社會這十年已經整個變得不一樣了,」曾經駐台的前《遠東經濟評論》資深記者沈世薰說。

走進首爾江南的永登浦時代廣場,宛如日本六本木與香港太古廣場的巨大購物商場,充斥著各類國際品牌。沈世薰假日購物的選擇是離時代廣場不遠的好市多。「週末,人多到根本走不動,」他說,他最常買的就是美國牛肉。

不過,「把出口增加全說是FTA的功勞,是政府的廢話,」串連一五○個公民團體,TPPFTA對應泛國民對策委員會政策組長朱帝俊批評。

他舉了個簡單的例子,點出邏輯謬誤。以美韓FTA生效為例,出口成長最多的,一是半導體,二是汽車。半導體原本就零關稅,至於汽車,美國對韓國汽車根本還沒開始降稅。

第二幕 等一等!韓國出口競爭力,不只靠免關稅

韓國FTA實證結果顯示,自由貿易協定對於韓國出口新興市場最有幫助,但對於歐盟或美國等已開發國家市場,則尚無定論。

韓國國際貿易協會在《FTA十年經濟效應》報告中,比較八個自貿協議,結果發現韓國與東協、美國的貿易量,協議生效後成長率反而趨緩。

以進口品市佔率為指標,自貿協議讓韓貨在智利、東協市場最有斬獲。與東協FTA生效七年,韓國在東協的市佔率增加二.二個百分點,已超過八%。

在智利,韓國車在進口車市佔率由原先一二.四%,成長到三○.六%,一舉超越日本、美國,成為智利第一大汽車品牌。

過去十年韓國的出口,是韓國跨行業大財閥的國際競爭力、根留本國的產業鏈,加上FTA優勢關稅,加總結成的果實。

「韓國大財團出口的都是有品牌的終端產品,它的品質與價格,對新興市場消費者很有吸引力,」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主任黃有才分析,自貿協議為何在新興市場有效。

「三星、現代、LG等等韓國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才是韓國出口提振的主因,」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所所長金日東直言。

除了手機、半導體,韓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還有造船業世界第二、汽車業全球第五。這些產業構成韓國七五%的出口,FTA降低它們的出口關稅。

這些產業根留韓國的比例,遠比電子業高。半導體、造船業生產幾乎都留在韓國,汽車業國內生產比例也還有六成。

就連台灣早已放棄的成衣,韓國政府花十年耕耘時尚產業的政策,讓東大門的韓國設計取得了台灣、中國沿海、東南亞、甚至俄羅斯的時尚話語權。

東大門之於首爾,有如萬華之於台北。過去,東大門地標是有六一八年歷史的興仁之門,就像萬華的地標是龍山寺。

但今年,這裡有了新地標。由英國知名建築師札哈哈蒂設計的東大門設計中心(DDP)。首爾市政府把造價約一三五億台幣,現代感十足的建築蓋在這裡,而非繁榮的江南區。

即使擁抱自由貿易,韓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主導產業政策,對未來產業大力投注資源。更值得台灣玩味的是,幾乎所有韓國受訪者都不避諱告訴你:FTA就是政治。

第三幕 沒錯!FTA就是政治

在韓國採訪會發現,整個社會對於韓國資源貧瘠,必須依賴外貿的共識很高。但台灣能複製韓國的FTA策略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現任總統首席經濟顧問、韓國國民經濟諮詢會議副議長玄定澤認為,韓國能夠成為FTA的樞紐,是因為韓國不是大國,跟任何國家簽約都沒有太大的政治敏感性。

「在WTO談判受阻時,美國如果跟日本談FTA,政治意涵就很強,」他舉例,大國具有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與義務,動見觀瞻,相對來講,韓國沒有包袱。

韓國的FTA網絡就是國際政經環境中,玩出來的權力平衡。

美韓FTA是在反美形象最鮮明的總統盧武鉉時代開始談。最親美的總統李明博對於美國倡議的TPP不願表態,直到中國表示「理解」。

「沒有人在意跟加拿大、澳洲、甚至跟歐盟簽約。但跟中國、美國、日本這種大國簽約,一定有國安意涵,」《國際先鋒論壇報》駐韓記者崔尚勳說。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命運。朝鮮半島的權力平衡難以複製到台灣海峽。但韓國簽署FTA的謹慎與準備,卻值得參考。

一九九八年在金大中總統辦公室任職的玄定澤說,韓國與智利的FTA談判,一共花了四年,在國會就審了兩年。國會還通過了FTA特別法。韓國直到準備了八年後,才與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盟展開談判。

第四幕 FTA退燒!強勢朴槿惠上場

FTA在今日韓國早已不是熱議的話題,彷彿這個在台灣尚無定論的方向,在韓國已經是「完成式」。歲月號船難發生前,首爾滿城熱議的話題是「經濟民主」。

在韓國長大,台灣經濟文化駐韓代表處顧問夏廣輝,近日對於總統朴槿惠印象最深的是三月二十日,電視直播的「第一屆規制改革部長會議兼官民聯合規制改革檢查會議」。

扭轉大企業與小企業失衡,法規鬆綁,方便中小企業創業做生意,是朴槿惠最重要的競選政見。上任一年來,她每個月在青瓦台舉辦部長會議,但遲遲無法氣象一新。

三月,她臨時決定延後三天召開部長會議,並開放邀請中小企業主與會。讓官僚直接面對中小企業負責人,再由她親自追問、仲裁,並由電視直播所有過程。會議只有開始時間(下午兩點),不設定結束時間,談到沒有問題為止。

「我將會自己親自追蹤與處理法規改革的所有環節,」有「冰公主」之稱的朴槿惠一開始就宣示。

會議最後在晚間八點多結束。活生生地讓全民目睹了官僚緊張,朴槿惠犀利追問,強勢裁決的過程。

那場會議,解禁了韓國行之有年,網購得填身分證字號的規矩。因為朴槿惠震怒,為什麼不能鬆綁,害韓國企業沒有辦法搭上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熱播的商機,賺到中國大陸網民的錢。原本禁止的街頭快餐車,會議後也將鬆綁。「這是老百姓會有感,直接感受政府有意要做改革的方法,」夏廣輝觀察。

「大企業與小企業的平衡,不僅是總統,也是所有政治人物都無法忽略的議題,」玄定澤說,「台灣羨慕韓國,但在這點上,韓國嫉妒台灣。」

台灣中小企業提著皮箱闖天涯的創業家精神,是韓國最羨慕台灣之處。因為韓國中小企業只有一五%做外銷,其餘都依附大企業或從事本土服務業。也因此,自由貿易激化了韓國社會大小企業間的對立。

第五幕 貧富兩極!極端厭惡財閥的社會

明日的台灣,希望追上今日的韓國,能夠重新稍稍走回世界經濟的中心。但明日的韓國人卻希望能多些台灣一直以來的藏富於民,不要讓財閥壟斷韓國人所有的生活。

朴槿惠要處理的,是個連船難都能導向大企業與政府官商勾結,極度反財團的韓國社會。

韓國前三十大財閥營業額佔GDP比例,在亞洲金融風暴前是三九%,二○一二年已高達八二%,幾乎能掌控整個國家。

替韓國創造了出口數字的大財閥,其實只貢獻了五%的就業。大財閥卻不斷跨行進入日常民生行業,九成受雇者直接受到衝擊。

韓國民眾原本希望調降進口關稅,能平抑物價。但連韓國政府智庫都舉智利紅酒為例,坦承毫無降價。韓國薪資追不上物價的狀況,比台灣還嚴重。

韓國失業率雖然比台灣低,但大學生平均面試三十次才能找到工作。兼職、契約工或領日薪的非典型就業高達三三%,遠高於OECD平均的二五%、台灣的六.九四%。韓國非典型就業者的薪資只有正職的五五%,社會保險不足,存在嚴重的歧視。

而韓國的自殺率,從金融風暴後就一直降不下來。

韓國知名作家孔枝泳說,自殺盛行,那是因為絕望。席捲亞洲、製作愈來愈精美的韓劇,是韓國人現實生活的止痛劑。但戲劇與現實人生落差愈來愈大,「希望是人的生命線啊!」她說。

「南韓模式是個不快樂的藥方,」韓裔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曾批評。

第六幕 時空凍結!走進江南貧民窟「九龍村」

在富豪聚集的江南區,距離首爾高級私立中小學密集、跨國企業總部雲集的宣陵地鐵站,不到半小時,就是首爾最大的貧民窟九龍村。

一九八八年,為了舉辦漢城奧運,市政府淨空首爾市內的貧民區,將貧窮驅趕於此。如今這裡居住了兩千四百位貧民。

江南區大部份早在七○年代就已經鋪上柏油,因為不在泥巴堆裡玩,那時出生的小孩被稱為「乾淨世代」(Dry Generation)。但九龍村依舊是黃土路。

冬天時,天然氣還沒通的九龍村,只能燒煤球。在這裡,一樓的水泥屋屬「高級住宅」,因為其餘的「家」,都得依附著它,用木板、塑膠布、廢棄的廣告看板,寄生搭砌。

儘管出發前就知道這裡是貧民窟,但二十年前曾拍攝台北林森北路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攝影記者王建棟依舊辭窮,只能不住地搖頭:「這裡比十四、十五號公園都不如。」

「這是被掃到地毯下的貧窮,」加拿大籍攝影師史托伯格(Mike Stulberg)形容。

FTA是新自由主義的極大化,為了一%,要犧牲九九%國民的利益,」代表一五○個公民團體發言的朱帝俊憤怒地說,「大多數人民的確對自由貿易存有幻想,但十年來,實際的生活卻更辛苦。」

玄定澤持平地說,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是結構轉型,但全球化的確加速了結構轉型,縮短了調整時期。而這是韓國當前最大的挑戰。

除了立法禁止大企業以不合理的商業條件剝削下包商,朴槿惠也希望透過法規鬆綁,創造新創業機會。

「新政策成功的關鍵是要創造新文化,需要強勢的領導,很強的執行力,」韓國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金俊經透露,研究院正在替朴槿惠研擬一套法規鬆綁的考評系統。

韓國政府與大財閥間千絲萬縷的政商關係,讓朴槿惠必須直播部長會議,才能宣示決心。顯示改革很難進行。

經濟學教科書裡,假設在贏家通吃的世界,人人都可以自由轉換到贏家行業,農民、縫紉女工可以進半導體、汽車廠工作。所以,自由貿易下,不會有失業問題,資源可以最有效使用。但現實生活裡,紡織工廠的失業女工無法進入無塵室,失去的焦躁、碰壁的絕望、比較的嫉妒,都是椎心之痛與人性的試煉。

韓國的六幕劇,對一樣資源貧瘠、需要仰賴國際貿易的台灣,是最好的前車之鑑。(獨立記者楊虔豪協助採訪)



2014年2月3日 星期一

2014/2/3 「量化寬鬆是救經濟的萬靈丹?」

量化寬鬆是救經濟的萬靈丹?

摘錄自: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2013/1/31
2014-01-16 Web only 作者:經濟學人
 
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 20140203
圖片來源:flickr.com/photos/aresauburnphotos/
聯準會於12月作出了讓市場出乎意料之舉,將每月收購的債券額度從850億美元降至750億美元;央行收購政府及不動產抵押債券,即為所謂的「量化寬鬆」。有些人擔心,縮小量化寬鬆的規模會危及美國復甦,或是在新興市場製造金融不穩定。在此同時,越來越多人預期,歐洲央行很快就會提出量化寬鬆計畫以刺激歐元區經濟。但到底什麼是量化寬鬆?它應該帶來什麼效果?

維持通膨穩定是央行的任務之一,而在20082009金融風暴前,央行是以調整重貼現率來管控通膨。金融風暴來襲之時,聯準會、英格蘭銀行等大型央行皆大砍重貼現率以刺激經濟,但就算利率已降至接近零,還是無法帶起復甦;因此,央行開始試驗其他工具,試圖鼓勵銀行將資金投入經濟,量化寬鬆正是其中之一。

央行實施量化寬鬆的方式,就是以先前並不存在的電子現金,向銀行購買公債等證券,進而創造資金。新流入的現金增加了經濟中的銀行儲備,其增幅即為資產的購買量,所以稱作「量化」寬鬆。量化寬鬆和降息一樣,應該會藉由鼓勵銀行放款而刺激經濟,其想法為銀行獲得新資金後,會購買資產來取代它們先前賣給央行的資產,那會抬升股價並降低利率,進而刺激投資。今日,政府公債、不動產貸款、公司債等一切事物的利率,要是沒有量化寬鬆,可能都會更高。如果量化寬鬆讓市場相信,央行非常認真地想對抗通縮或高失業率,它也可以靠著提振信心來刺激經濟。

不過,量化寬鬆是好是壞仍未有定論。研究顯示它確實稍稍提升了經濟活動,但有些人擔心,大量資金流入會鼓勵魯莽的金融行為,也會讓大量資金流往無法管理這麼多資金的新興經濟體。有些人則擔心,央行出售手上的資產時,會讓利率大增並扼殺復甦。還有些人質疑,要是央行創造的現金開始快速流通,央行是否真有能力維持通膨穩定。少數銀行已經開始試驗其他的措施,例如承諾讓拆款利率長期維持於低檔;減少倚賴量化寬鬆確實是好事。(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4



The Economist

The Economist explains
What is quantitative easing?

By The Economist
From The Economist
Published: January 16, 2014

Jan 14th 2014, 23:50 by R.A.

AMERICA'S Federal Reserve surprised markets in December by starting to "taper" its programme of monthly purchases of government and mortgage bonds—a process known as "quantitative easing", or QE—from $85 billion a month to $75 billion. Some worry that scaling back QE could endanger America's recovery or create financial instab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 Meanwhile, expectations are rising tha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may soon launch its own QE programme to boost the euro-area economy, where high unemployment is contributing to deflation. But what exactly is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how is it supposed to work?

Central banks are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09 they managed that by adjusting the interest rate at which banks borrow overnight. If firms were growing nervous about the future and scaling back on investment, the central bank would reduce the overnight rate. That would reduce banks' funding costs and encourage them to make more loans, keeping the economy from falling into recession. By contrast, if credit and spending were getting out of hand and inflation was rising then the central bank would raise the interest rate. When the crisis struck, big central banks like the Fed and the Bank of England slashed their overnight interest-rates to boost the economy. But even cutting the rate as far as it could go, to almost zero, failed to spark recovery. Central banks therefore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other tools to encourage banks to pump money into the economy. One of them was QE.

To carry out QE central banks create money by buying securities, such as government bonds, from banks, with electronic cash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The new money swells the size of bank reserves in the economy by the quantity of assets purchased—hence "quantitative" easing. Like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QE is supposed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by encouraging banks to make more loans. The idea is that banks take the new money and buy assets to replace the ones they have sold to the central bank. That raises stock prices and lowers interest rates, which in turn boosts investment. Today, interest rates on everything from government bonds to mortgages to corporate debt are probably lower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without QE. If QE convinces markets that the central bank is serious about fighting deflation or high unemployment, then it can also boost economic activity by raising confidence. Several rounds of QE in America have increased the size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balance sheet—the value of the assets it holds—from less than $1 trillion in 2007 to more than $4 trillion now.

The jury is still out on QE, however. Studies suggest that it did raise economic activity a bit. But some worry that the flood of cash has encouraged reckless financial behaviour and directed a firehose of money to emerging economies that cannot manage the cash. Others fear that when central banks sell the assets they have accumulated, interest rates will soar, choking off the recovery. Last spring, when the Fed first mooted the idea of tapering, interest rates around the world jumped and markets wobbled. Still others doubt that central banks have the capacity to keep inflation in check if the money they have created begins circulating more rapidly. Central bankers have been more cautious in using QE than they would have been in cutting interest rates, which could partly explain some countries' slow recoveries. At least a few central banks are now experimenting with stimulus alternatives, such as promises to keep overnight interest-rates low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better to scale back their dependence on QE.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4




2014年1月22日 星期三

2014/1/22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台灣要做亞洲繁榮的帶動者」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台灣要做亞洲繁榮的帶動者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1/21
2014-01-21 Web only 作者:天下編輯部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122
圖片來源:天下編輯部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今日於《天下雜誌》所舉辦的「2014天下經濟論壇」(CWEF)中,明確定位台灣未來的三項角色:第一是自由經濟的實踐者、第二是經貿網絡的加值者、第三是亞洲繁榮的帶動者。

他並且明確宣示加入TPPRCEP的決心,強調未來這一年是拚經濟關鍵年。整個政府動員起來,也希望企業界和民間一起動起來,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創造出加入條件。更重要的是,心態要改變,「這是要『取』和『予』同時發生,不可偏廢,」他說,只有這樣,台灣才能走出去,才能在變革的亞洲經濟中,再次成為驅動的力量。

這是馬英九連續第五年參加天下經濟論壇,並在會中對參與的亞洲重要政治和經濟領袖,做出重大宣示。

馬英九表示,從整體趨勢看來,亞洲是目前全球區域整合最快、最多的地區。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預計在今年完成第一回合談判,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也將在明年完成談判,各國都在進行經濟改革。過去,台灣一向是亞洲崛起的重要力量和推手;未來,將繼續扮演三項角色:第一是自由經濟的實踐者、第二是經貿網絡的加值者、第三是亞洲繁榮的帶動者。

在自由經濟實踐者方面,馬英九強調,正在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先行實驗區。

希望透過示範區達到新一波經濟自由化,加速法規鬆綁和市場開放,促進人流、金流、物流自由流動。其次,是擴大開放台灣市場與全球接軌,建構良好投資環境。第三,是要有創新產業,包括智慧物流、國際健康和農業加值、金融服務和教育創新。因此,不光是開放市場和鬆綁法規,產業也要在結構上做重大調整,採行多元化、創新化、全球化,最終要把台灣打造成自由經濟島。

在經貿網絡加值者方面,馬英九說明,台灣位於東亞中心,到亞太城市包括港口的平均時間都是最短,具重要的樞紐地位。若可以成為TPPRCEP成員,有助於亞太經貿網絡平衡和完整。

政府已經陸續和經貿伙伴,從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到新加坡、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或投資協議,創造加入TPPRCEP的條件。希望在兩重大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台灣不要缺席、不要被邊緣化。



2014年1月4日 星期六

2014/1/4 「政府助長經濟,還是阻礙經濟?」

政府助長經濟,還是阻礙經濟?

摘錄自: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2013/1/3
2013-12-31 Web only 作者:經濟學人
 
天下雜誌 經濟學人電子報 - 20140104
圖片來源:flickr.com/photos/epsos/


許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中只扮演負面角色:強制執行惱人的規範、向個人徵收稅賦和沒效率地花錢。要是政府讓到一旁,經濟會表現地更好。但經濟史讓這樣的假設複雜許多。有人認為,要是政府沒有積極干預,今日我們所知的市場根本不會出現。

政府可以推動「產業政策」以刺激經濟成長。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19世紀末的德國,針對糧食和製造品實施保護性關稅(但讓用於工業的原物料得以自由進口);歐魯克(Kevin ORourke)的研究顯示,這類保護主義式的經濟政策通常相當成功。

產業政策可以刺激經濟發展,但有人認為政府扮演著更根本性的角色。有些人(特別是偏向馬克斯主義的史學家)斷言,唯有政府願意打破傳統社會、強制性地創造市場,經濟才得以發展。

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認為,英國政府在創造市場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勞動為例,在1834年的濟貧法之前,濟貧服務並沒有限制條件,其目標為維持社會穩定。當時,沒工作也不會遭人白眼,經濟效率是也個極為陌生的概念;博蘭尼認為,在這樣的系統之下,勞動市場根本不存在。而在濟貧條件變嚴格後,濟貧支出大減,沒工作不再那麼吸引人,民眾也得更加倚靠薪資過生活;博蘭尼表示,這代表政府協助創造了勞動市場。

更激進的歷史學家認為,政府為推動市場運作的要角。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早期作品中指出,醫院、精神病院、監獄等政府機構在工業革命早期有著明確的經濟功能。經濟繁榮之時,工人階級可以自由地貢獻於經濟成長,那有助拉低薪資;但在衰退之時,工人階級就會被關起來,以減低反叛的風險(傅柯認為,瘋狂和犯罪,實際上就是為了將此行為合理化而創造)。

傅柯的晚期作品並沒有如此簡化,但他的結論與博蘭尼和馬克斯相似:政府是創造資本主義的關鍵。多數人認為,政府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緩和(或是延緩)自由市場的嚴重災難,而經濟史顯示,政府實際上是以各種方式在協助市場運作;那隻隱形之手並非必然之事。(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



The Economist

Economic history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progress

By The Economist
From The Economist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13

Dec 27th 2013, 18:06 by C.W. | LONDON

Other blog posts in Free exchange's economic history series have include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Black Death,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and what Adam Smith really meant. In the festive spirit, we ask our readers to suggest the economic-history topic that we should write about next. Please add your suggestions in the comments and we will choose the most popular.

MANY people think that governments play only a negative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y: enforcing irritating regulations, taxing individuals, spending inefficiently. Economies do better when the government gets out the way.

But economic history complicates that assumption. Some argue that without act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rkets as we know them today would never have emerged.

Governments can pursue "industrial policy"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as we showed in our first blog post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eries. The government of Otto von Bismarck, German chancellor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mplemented protective duties on foodstuffs and manufactured goods (but kept free the importation of raw materials for use in industry). Research by Kevin O'Rourke, then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suggests that protectionist economic policies like Bismarck's were generally successful. Tariff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growth in ten countries—from Germany to America—from 1875 to 1914.

So far, so uncontroversial. Industrial policy can spu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others provocatively argue that governments have played a more fundamental role. Some (particularly those historians that slide towards Marxism) assert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indeed, the creation of capitalism itself—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governments were willing to upe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and forcibly create markets.

How did this work? Karl Polanyi, an Austrian historian, argued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at the English state was instrumental in creating markets. Take the example of labour. Before the reform of the Poor Laws, enacted in 1834, poor relief to the working classes was generous: organised on a local scale, handouts were unconditional and intended to preserve social stability. People could get away without working and slacking off was not frowned up. The idea of economic efficiency was alien. In this system, Polanyi reasoned, a labour market as such did not exist.

That all changed in 1834. Rules on accessing poor relief got tougher: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decreed that the unemployed could not receive cash hand-outs, but would have to go to a workhouse instead. (For more on the history of poverty thinking, see our Free exchange column from the summer.) Spending on poor relief plummetted. The prospect of unemployment became much less attractive. Consequently, people had to rely more on earning money through working for a wage. Hence, according to Polanyi, the state helped to create a market in labour.

Governments also helped to create a market in land. Under acts of "enclosure", which probably started in the middle ages, the government transferred common land to private ownership. The Highland clearances in Scotland were one such example; others have interpreted the actions of the English state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of the 1840s in a similar way. This "colossal theft" (as Karl Marx described it in "Capital") of land by private landowners from communal tenants forced people to become wage-earners, rather than just living off the land. Marxist historians tend to refer to this idea a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massive land-grabs during colonialism are interpreted in a similar way.

Other, more radical, historians see the state as playing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getting markets going. In some accounts, it seems like the state only exists for the benefit of greedy capitalists. Michel Foucault, possibly the most radical of the lot, writes in an early work that state institutions like hospitals, asylums and prisons emerg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play an explicit economic function.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working classes could be let free to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that helped to keep wages down. But during downturns, the working classes were locked up (madness or criminality, argues Foucault, were effectively invented to justify so doing). Locking up the poorest people minimised the risk of violent rebellion:

Cheap manpower in the periods of full employment and high salaries; and in periods of unemployment, reabsorption of the idle, and social protection against agitation and uprisings.

Foucault's later works—such as his most famous book, "Discipline and Punish"—are not quite so reductionist; although a whiff of what some leftists call "structural Marxism" persists. But Foucault's general conclusion is similar to Polanyi's and Marx's: governments were crucial for creating capitalism.

Most people think that governments simply exist to soothe the worst ravages of free markets (or to slow them down). Economic history shows that in different ways states have instead helped to get markets going. The invisible hand was far from inevitable.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