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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2014/6/25 「台灣變「媽寶島」/陳文茜:愛一個孩子,有錯嗎?」

台灣變「媽寶島」/陳文茜:愛一個孩子,有錯嗎?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6/24
2014-04-16天下雜誌 545 作者:陳文茜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625 - 1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愛,從來不是錯;愛的方式,或許有錯。「孩子在外面一點競爭力也沒有,」是父母不忍放手的藉口。什麼時候開始,「逃避」反成了世代的共通點?

這一切的發展,非任何人所能想像。許多父母回首自己二、三十年前,如何看著剛出生的孩子,想像他或她長大後可以擁有更美好人生的雀躍,如今只能一聲嘆息,然後想辦法讓疼痛慢慢逝去。

嚴長壽的新書《你就是改變的起點》,對現代父母的教育方式提出反省。「當我們爭取到經濟狀況的穩定,卻開始縱容下一代,只要求他們讀書,剝奪了他們應該要為社會、為自己負責的能力。我們以自己的經濟實力,強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成功經驗來走,卻壓制了他們開啟天賦、探索自我、服務人群的能力。在我們的保護傘下,他們失去了自主能力;在我們自以為善意打造的溫床中,他們失去了危機意識,更在我們一再寵溺愛護下,失去了面對挑戰的勇氣。」

嚴長壽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他的為人、奉獻、價值觀、人生選擇、一生永不放棄的一些堅持,令人敬佩。他語重心長道出了這一代父母教養子女的錯誤。他鼓勵父母們,不要再「呵護」孩子,也客氣地評論若干媒體「台灣到新加坡當基層勞動力」的報導。(●延伸閱讀:嚴長壽:找到自己的第一名

嚴先生主張,「讓孩子有機會到異鄉歷練,甚至吃點苦頭,並不是壞事」、「到新加坡能夠看到年紀差不多的其他國家年輕人,發現他們具備多種語言能力,既能吃苦,又有紀律。台灣年輕人就會馬上被逼著走出舒適區,面對全球化世界的競爭力」。讓孩子們提早「勇敢認清世界現實」、「練習從底層往上看,往左右看」。」。(●親身告白:來新加坡工作不是「台勞」,而是「孤兒」

少了「負責的積蓄」

嚴長壽對二十至三十歲世代的教養見解,不是唯一。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去年出版《晚熟世代》,也點出了台灣年輕世代的茫然、憤怒及晚熟。他總結其原因,主要仍歸因「父母寵溺過度」、「又干預過度」。當一個孩子自小犯錯,父母急著當他的保護傘,擋在前面;這樣的孩子等同缺少了「挫折」的歷練,少了「成熟的存摺」、「負責的積蓄」。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625 - 2
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認為,父母過度干預,讓孩子缺少「挫折、負責的積蓄」,是導致台灣年輕世代晚熟的原因。(鍾士為攝)
我自己沒有孩子,但的確看到許多與我同年齡、深深懊悔的父母,至今仍在不時回首過往:「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話我該說而沒有說?」「多麼希望我們的孩子還在童年,一切可以重來。」

「愛一個孩子,有錯嗎?」這八個字,對我相似年齡的父母,有若刀割般的煎熬。他們成長於被自己的父母過度責罵管教的年代、學校吊起來打,家裡抽鞭子揍……,即便如此,他們仍深深記得父母為維持一個家的溫飽,日夜辛勞,黑髮成灰。

於是他們把一生所得、一生欠缺,毫不猶豫全交付給自己親生的下一代。自童年起,孩子有父母小時候吃不起的青蘋果、電視看得到卻永遠買不起的樂高、穿不起的舶來品……。孩子犯錯,別說捨不得打,連罵都心疼。

滿滿的物質,代表滿滿的愛,我們這一代的父母,錯誤地以為填滿幼兒的房間即是一切。他們相信,把自己童年錯過的給孩子,孩子長大後,會更好。

「我們錯了!」這一代的父母,流著眼淚,普遍追悔地認錯。

「愛一個孩子,有錯嗎?」

我不認為答案是一方的。如果父母的溺愛教育有錯,那也是來自「愛」的出發點。愛的方式,或許有錯;愛,從來不是錯。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625 - 3
父母的愛,從來不是錯;愛的方式,或許有錯。但要反省的,也不只有父母。(鍾士為攝)
曾幾何時,我們的世界不只被支解成不可寬恕的宗教、民族國家……,現在還加上了「世代」。世代的矛盾在歷史裡,或許無足驚訝。在親子關係中,不應成為單方的究責,以及另一方的「理所當然」。

如果父母曾經因為愛孩子的方式,導致教養有缺憾,不等同他們的愛全錯;更不代表當他們低頭懺淚時,孩子有權力指責他們,然後轉身一走,不一起面對自己人生的挑戰。

要反省的,豈只是父母。

我自己是一個從小被寵溺長大的孩子。我是外婆的一切,她可以為我生,可以為我死。她極少擔憂自己的病危,卻經常煩惱我的「便當菜色」小事,今天煎旗魚、明日包壽司……。

我玩了一整個暑假,兩個月功課一片空白。全家連舅舅都動員幫我寫作業,家裡客廳像一條「代工生產鏈」。

直到外婆真正倒下前,我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不知制服在哪兒、書包課本帶了沒……。每天在學校「抗爭」無聊的教官,下了課只顧看課外書、花園裡做白日夢。唯一給外婆的承諾:拿著一本談「黑洞天文學」的書,對她吹牛「哪一天,我帶妳去月球。」

外婆給我的教養訓斥很少,其中:「不能看不起比妳窮的人,他只是命沒妳好」、「有能力被別人佔便宜,是妳的福氣」;其他「快樂就好」,凡做錯任何事「嗚……她沒有爸爸媽媽。」

外婆在我十七歲那年離世,我這一生唯一歷經最深的愛、毫無保留的付出,也在那一刻終止。

因此,每回我看到朋友為自己曾經對孩子過度溺愛懊悔,而他們的孩子即使近三十歲了,還在大吼大叫時,外婆的影子便會飄入我腦海裡。

我好想衝過去抓著那個仍然擁有無窮愛的孩子,搖醒他,「你知不知道,擁有父母的愛,是多麼幸福的事?」「看看孤兒院的孩子,你到底抱怨什麼?」「世界真的虧欠你那麼多嗎?」我更想抱住那個悔恨無比的父母,告訴他們,「愛一個孩子,沒有錯。」「錯的,是孩子自己不知珍惜。」

總得痛了,才知道

當然往往,我什麼也沒做。站在那裡,目睹一切,靜靜離開。我知道,有些人這輩子,總得歷經「失去」,才願意長大;總得痛了,才知道「惜福」。

外婆對我的溺愛,並沒有把我圈在一個舒適環境,害怕挑戰。相反的,她給了我自信及勇氣,並教導我要信賴世界(所以我碰到騙子,往往會氣炸地翻臉)。如果我比同輩多一點骨氣,少一點恐懼;多一點創意,少一點框架;全來自於她的溺愛與包容。

愛,是一個孩子成長時,最重要的禮物;它不應,也絕不該成為下一代逃避責任、面對艱苦的藉口。

一些被孩子「啃老」的父母,經常手足無措,甚至得憂鬱症。我給他們的勸告和嚴長壽一樣,都是:把孩子丟出去,讓他們接受歷練,縱使殘酷,也必須放手。這類父母的煎熬,令人心疼。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遮蔽孩子一輩子,卻又害怕一放手,「孩子在外面一點競爭力也沒有。」

想到新聞裡誰的孩子跳樓、割腕、自殘……,「愛」變成「理智」的敵人,於是「逃避」的不只下一代,還包括了「逃避的上一代」。

每個人的一生,或許只是幾頁不斷修改的筆記書。有的家庭幸運地書寫幸福,有的家庭自始至尾,燈下都是當「父母」的,不斷地想撐出那本破碎的筆記本。每回任性的孩子撕了幾頁,當父母的總想辦法把它黏回去,從黑髮黏到白髮。

公平嗎?

在父母愛你一生以後,甚至他們還在低頭檢討自己時,親愛的、幸福的孩子們,若你仍然還在「虛無人生」,請你回頭想想此篇文章的這句話:「愛一個孩子,有錯嗎?」

我想我的外婆從來不曾想像,愛孩子,在某個時代,竟然成了一件錯的事!這簡直成了悲壯之舉。(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2014/4/9 「陳文茜:汽車頂層上的乘客」

陳文茜:汽車頂層上的乘客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4/8
2014-04-02天下雜誌 544 作者:陳文茜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409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我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從此一去不復返?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是偉大詩人路易.阿拉貢的長篇小說。當法西斯主義席捲歐洲時,他躲藏於智利駐法大使館;四天,白天黑夜振筆寫作,法西斯主義湧向法國,街頭一群「聖戰士」以「私刑」追捕知識份子,包括阿拉貢。暴徒們正在找他,要幹掉他。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道盡了當時歐洲人人自保也自危的悲涼;這可能是史上數天即完成的小說,作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和悲劇的時代搶時間。第四天深夜,他完成小說;第五天穿上軍裝,奔赴前線;人生第二次對德軍作戰。他知道自己的筆,只能與黑暗的巴黎同在,他必須拿起槍,才能面對「斷腸」的世界。阿拉貢活過了二次大戰;晚年卻不幸目睹自己獻身信奉的「左派政權」腐敗,於是他決定和自己的青春道別。

那一次,他告訴讀者,「一個運動的出賣」往往超越了「悔恨」、「惆悵」、「寂寞」或者「憂傷」。所謂的「未來」在眼前是一片模糊的黑,遠方或許仍有光,卻已是難以辨識的微弱之光。

當台灣的憲政體制幾近癱瘓時,我選擇閱讀阿拉貢的作品。一個比我們更混亂的時代、更悲壯的戰士,更傷心的信仰者。

那是一種回望,一段回首。我聽到「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聲浪,那麼熟悉,那麼錯亂。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裡,一群學生決定在「不服從」概念下攻佔行政院。從法理而言,「佔領立法院」和「佔領行政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後者對憲政、國家運作、政治穩定的影響大上數百倍,它等同宣告因「兩岸服貿協議」的爭執,台灣同意放手讓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

我的耳旁有一個小小的聲音:「這是馬英九闖的禍,他剛愎自用,執政無能,自己收拾善後……」攔阻我發表意見。但電視上一名學生拿起梯子,旁邊人喊「江宜樺的辦公室在二樓」,當下我分秒不差地在世界週報臉書及新浪微博同時發出「民主的可恥」。三立、東森、中天、TVBS等四家電視台同時播放「佔領行政院長辦公室、機密恐外洩」。我引述了,然後在這場「反服貿運動」,做了第一次「不同意抗爭手段」的表態。

接著一個鐘頭左右,馬江定調「鎮暴部隊集結」,我立刻刪除世界週報臉書的評語,只因知道學生可能流血,「於心不忍」,也覺得自己一小時前的評語下得太重太快。

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

我寫下另一則短文:「政府無能,民眾可抗爭;政策長期忽略年輕世代,學生可憤怒;反對服貿,任何人可表達。但有一條線叫『非暴力』。第一次佔領立院可稱之學習犯錯,再度失控攻佔行政院,已是不可容忍的底線。即使扁涉貪污,施明德率百萬紅衫軍包圍總統府,也未攻佔總統府。因為台灣脫離憲政,社會沒有未來。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它是許多人以生命青春換來的。請。」

這封信發出後立刻數萬人閱讀,我沒有關注按讚的三萬多人次,反而花時間仔細閱讀反對意見。反對者有的人身攻擊,挖祖墳、三字經、性別羞辱、香爐插、髒話滿天飛,有的則充滿對施明德的不屑。「他帳還清了沒」「叛徒」「他只是窮途末路的政客」。一小時湧入反對意見約一千多封,當然也有要求他們「閉嘴」的意見。

深夜回到家,我才看到孫立群發言,表示學生欲入行政院長辦公室,但為警衛阻攔,機密文件未外洩。再打開手機,準備修正尚未刪除的微博文時,發現由於我未同步即時刪除新浪微博上的文字,已被「網軍」們製作成看版,「公審」我「統派」、「造謠者」、「向北京示好」,並且是一頭「母豬」(這個比喻不聰明,因為豬肉目前在漲價)。

我立即澄清,並於臉書道歉,同時告知引述來源沒有惡意,且各大媒體也修正原錯誤報導。但網軍不只不刪除「公審看版」,繼續髒話、人身攻擊,每小時湧入千則。那一夜我充分體會許多電視報紙媒體主管及記者先前告訴我,「台灣正發生沒有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唯一自保的選擇是「稱讚太陽花很偉大」。

他們的網路文字暴力攻擊,對見過警總的我沒有太大影響,但對一般媒體記者必然產生恐懼效應。我相信它對一個追求偉大的運動沒有幫助,對台灣的「言論自由」更是恐嚇威脅。

一九九○年後台灣歷經太多社會抗爭,若和平落幕,靠的都是運動領導者的節制。讓我述說許多人不知道的紅衫軍故事。當施明德率百萬人,有機會也有能力攻佔總統府時,他選擇放棄,只回到在合法申請的車站廣場。

那一夜,許多幹部對他提出質疑甚至批判。為什麼?他含淚回:「這個國家的民主憲政是我以生命換來的,我不會為了陳水扁貪污或者硬拗不肯認錯,而摧毀憲政體制。」

由於沒有達到讓陳水扁下台的目的,三個月後紅衫軍開始內鬨,甚至批判「施明德帳目不清」、「他罹患肝癌去美國看病的錢從哪裡來?」羞辱,是台灣最後留給施明德的「禮物」。施明德後悔嗎?他至今仍如此堅信,因為走過戒嚴時代參與抗爭付出人生重大代價的領袖,反而珍惜「民主憲政」的可貴。那是多少年、多少離散、多少煎熬、多少家庭破碎、多少眼淚、多少青春換來的。怎麼忍心為了一時的憤怒,或個人權力的渴望摧毀它?對那一代犧牲者,國家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即使因此成為灰燼,也是玫瑰的灰燼。

讓我再說第二個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不服從」故事:金恩博士的故事。他相信和平,最終為和平路線而身亡。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國民權運動史上最偉大的日子。甘迺迪總統原本擔心示威免不了發生衝突,結果金恩等領導人致力勸服民眾,非暴力才是民權運動最好的武器。他們合法申請示威,當日原本預估人數僅有兩萬五千人,行動展開時達十萬人,抵達林肯紀念像時已湧入二十五萬人。

其中有沾滿污泥的農夫、有進不了大學的優秀黑人學生、有工人、有當不上主角的黑人電影明星,也有充滿良知的白人。

不可用仇恨來解決問題

太陽炙熱地照著每一個經過豔陽底下的子民,抵達終點時,黑人女歌手卡蜜拉.威廉斯唱起了美國國歌,全場撼動,黑人們聲音顫抖共同合唱。美國媒體捕捉其時一旁戒備的警方,竟不禁動情也流下了眼淚。

下午三點左右,金恩上台,含淚訴說黑人的痛楚,但他更提醒群眾,「絕不可利用仇恨滿足自由的解決之道。」接著金恩擱下原本預定的講稿,開啟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的紅山頂上,本是黑奴的兒子與黑奴主人的兒子能像兄弟般仳鄰而坐……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四個孩子能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格評斷他們的國家……。」

二十五萬人在最終金恩高喊「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激動,放聲大哭。他們激情地參與運動,安靜和平地離開。沒有人佔領白宮,也沒有人以「抵抗權」、「公民不服從」之名佔領「白種人」控制的國會。《紐約時報》第二天以頭版「二十萬人和平華盛頓民權大遊行」報導民權運動的重大勝利,甘迺迪立即宣示政府將通過「民權法案」。

金恩發表這場演說時,年僅三十四歲,比現在學運領導人大不了幾歲。他誕生於亞特蘭大幫傭家庭,命運比今天憤怒的世代更苦、更卑微。金恩於全美國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地區長大,三十四歲的他早已因民權運動數度入獄。金恩的夢想演說後,不到三個月,甘迺迪因提出黑人民權法案遭暗殺。四年八個月後,一聲平板而清脆的來福槍響起,子彈撕裂穿透金恩的臉,金恩倒下了。時間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葬禮上,金恩的靈柩以騾子拖行,紀念他一生戮力的窮苦運動。四十年後,美國黑人不只終於自由,歐巴馬不可思議地當選美國總統。金恩無緣親睹此幕,但那不是他的目的。他的夢想實現了,這才是他的渴望。

自○八年起,我同情也理解年輕世代的痛苦,否則不會一系列製作「獻給失落的一代」電視節目,出版《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並寫下「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等文。但了解心疼之餘,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

此刻我的腳步遲疑蹣跚,問自己,我那曾經付出十多年青春、無限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在眾聲喧嘩下,從此一去不復返?

是否?(本文寫於三月三十日反服貿運動凱道抗爭之前)(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2014/3/28 「陳文茜:太多幸福,或太少幸福?」

陳文茜:太多幸福,或太少幸福?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3/25
2014-03-19天下雜誌 543 作者:陳文茜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328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並非每一個國家都像我們的政府,作為如此之少,如此消極,如此不負責任地把年輕世代的人生,扔向一場孤獨的長征。

小說往往在黑暗中誕生,人生呢?人生不能在幸福中誕生嗎?如若幸福中誕生,是否意謂著過了某個歲月,人生就得交出幸福?

近日我撰寫的一篇文章「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引發不同議論;其中一個與我想敘述的觀點毫無關聯的是:「現代的年輕人成長過程太幸福,以致長大後太晚熟。」即使大環境的確給了他們苦頭吃,但此類語法只會加重他們的依賴與藉口,最終讓年輕人更為沈淪。

所謂:國家可以對不起年輕人,但年輕人不可以對不起自己。

這幾年我已習得一門功課,每當自己身陷「無必要」之風暴時,我選擇的不是辯白,而是遠離。遠離太零亂的語法,太尖銳的聲音。畢竟我已看盡這個世界各種類型的財富、鬥爭、事業、地位……,尖叫聲愈高,理智和靈魂愈少;說詞愈多,人性和真誠愈少。我的功課是讓自己沈澱,然後深思。

我不可能反駁這種觀點。我們的年輕世代的確誕生於最繁榮的泡沫年代,等他們成長時,繁榮的門卻諷刺地關上了。於是全球的經濟大衰退造就了一大批「失落的一代」,甚且「憤怒的一代」;他們的生命得倒著活! 從甜裡生,從苦裡爬。這對任何人性都不簡單。

青春陷入流沙

儘管「憤怒的一代」是全球現象,但並非每一個國家都像我們的政府,作為如此之少,如此消極,如此不負責任地把年輕世代的人生扔向一場孤獨的長征。

二十多歲打工壯遊,志不滅;讀一個碩士等待機會,希望不滅;踏入職場,薪資低從基層做起,告訴自己王永慶當年處境比自己還糟。

一年又一年,二十五、三 十……快三十五了,人生的努力並沒有積累成任何階梯;青春在流沙中,掙扎、躍起、跌落、吶喊,最終還是消失了。這是一場一點也不幸福的長征。他們可能在雪梨打工壯遊,在新加坡做最基層的工作,世界留下許多他們的足印,他們卻未必擁有世界。

我看著千子長大。千子出生的時候爸爸是名窮畫家,等她成長至五歲左右,台灣崛起的泡沫經濟使繪畫終於成為富人的投資收藏品;她的家境改善了,不算富裕,但已在台北擁有數間公寓。十八歲左右她決定當廚師,考入最時尚的餐飲學校,每天拿刀切練個昏頭昏腦;阿基師、吳寶春都是他們學校請來的「專業講師」。兩個小學沒畢業的榜樣,一胖一瘦,一高一矮。

吳寶春在課堂上除了教麵包,還教成長故事。小學時哥哥要他抓鳥,他一閃失,鳥跑了;哥哥一巴掌打過來,「你的晚餐飛了!」十一歲墊著凳子學麵包,快二十歲時不小心聽到老闆告訴老闆娘:「這個人很忠誠,像狗,不用賞他太多年終獎金!」吳寶春含淚繼續搓麵團,鹹鹹的淚水滴下,流在麵團裡,來不及擦拭,已被乾硬的麵粉吞噬。世間連淚水,都沒有他的位置。

上完吳寶春課那一天,千子走出學校,陽光絢爛,想想自己,太幸福了,也相信自己終究要步向幸福;「終究是幸福」,她一點也不懷疑自己。

尋夢 從端盤子做起?

千子是個哈日派,餐飲學校畢業後,至東京上語言課,想進東京餐飲學校。在台灣她聽過許多名人演講,告訴她也許諾她,她們的世代是最幸福的世代,搜尋引擎幫助她們輕易地探觸世界,找到自己要的。她閱讀相當多的米其林評論談到法國盛宴已如何淪落,沒有創新,日本才是混合法國創意及和食最好的王國。

她從日文字母學起,日幣當時特別高,她極少外食,家裡仍得每個月寄給她約七萬台幣才能供應宿舍、學費等支出。在東京待了三年,千子開始一家一家尋找實習機會,多數列入米其林的餐廳廚師不願給她廚房實習機會,但可以當「服務員」,看中她的中文能力,因為陸客愈來愈多。

千子熬了兩年,終於等到了廚房實習機會;然後不到一年,金融海嘯來了,日本是全球民間持有雷曼兄弟債券最多的國家,她的老闆是其中之一。老闆關掉了幾家分店,裁減大半員工,千子是其中之一。老闆請員工走路時,鞠躬流淚:「抱歉,照顧不了大家!」那一夜,千子的日本餐飲夢徹底結束。

走在東京銀杏樹下,九月,金黃色的葉子,即使夜裡也透著光,銀杏結了果砸下,剛好敲中千子的頭,千子抬頭自問:「是幸運之神」,正敲響她的腦袋,和她永久永久道別嗎?

東京街頭,到處是傍徨的人潮,店面空蕩的景象。她想起吳寶春抓鳥的故事,順手抓了一把空氣,放到自己嘴裡;她決定回台北,在故鄉重新出發。

千子二○○九年回台後,發現台灣到處充斥了餐飲學校的畢業生,供大於求,飯店大餐廳沒有太多好的工作機會;畢竟她在日本進廚房經驗不到一年,太短了。同學們家境有點底子的,就自己開家咖哩飯或咖啡小酒館,當起小老闆。她先加入台北永康街一家文藝青年常逛的小店,至少日本的實習經驗,讓她懂得各地門道的清酒。

二○一○年台北房價開始飛漲,房東通知他們房租將漲至每月十八萬,二○一一年又再漲至二十萬。

戀愛的心已老

千子每天中午開門,晚上一點打烊,每日精疲力竭關門時,刷一聲,她就告訴自己:「我是幸福的一代!」她從未抱怨工時,她知道那幾年父母如何節衣縮食資助她的日本夢。她擁有的已太多!這是感性。但現實帳本上房租漲,酒、咖啡、甜品、飯食價格等都不能漲。那麼多家鄰近的咖啡小酒館,沒人敢漲價,小酒館利潤愈來愈薄。

二○一三年千子二十八歲了,偶爾有店裡的客人和她搭訕,有些常客會邀她下班後到山上看夜景,她和一名頭髮長長的男子去了一回;那一夜陽明山晚風特別大,吹得她幾乎聽不到對方的聲音。她太久沒有開放自己的愛情信箱了,她已遺忘「輸入密碼」,生活的艱難一方面讓她想不顧一切地奔向愛情,不管對方是誰;但卻又開啟不了。

她漸漸習慣那「壞掉的生活」,若無其事的依賴每天十三小時的工作;千子不想當啃老族,她不喜歡周遭某些虛榮或憤世的孩子。但那一夜,她莫名地覺得自己的心隱隱作痛,她意識自己的心開始萌芽一個空洞。

星辰之下她又想起「吳寶春」,然後喊「我太幸福了!」她不斷告訴自己。

直到過了好幾天,某夜千子實在撐不下去,才如崩潰的人兒找到我:「文茜阿姨,我是不是透支了太多幸福?」接著尖叫。

「我的寂寞是錯的嗎?」「我一直等待天使,但我覺得所有的努力都被摧毀!我被惡魔踐踏了。」「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等我日本廚房工作學成了後,經濟才垮?」

千子哭喊時,我選擇沉默與陪伴;然後告訴她,「妳只是需要戀愛了!」「妳很努力,但這個世界並非讓所有努力的人,都會公平得到出頭機會。」

在數十萬個青年背影中,我看過毫不愧疚也不努力的年輕人,我帶過工作散漫卻口氣誇耀的年輕人,我也見過只會抱怨父母覺得自己擁有任何好生活都是理所當然的年輕人。但仍有許多年輕世代,如千子,他或她沒有犯任何錯;他們非常努力,但生是逢了時,長卻不逢時。

殘忍地說,他們不是活在最好的網路世代,而是半個世紀以來全球最競爭、也最不公平的時代。他們沒有我年輕時候的機會,不論時代,或者政府的能力。所謂當代資本結構文明真相是:大者恆大,小者更小;除非曠世奇才,才能扭轉命運。

我們的成人世界,至少該給願意努力勤奮的年輕人一條路走。放眼回顧過去十多年,不論教育的眼光、數位產業的政策、乃至眾人皆憤怒的房價政策。

我還是要說,「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2014年2月7日 星期五

2014/2/7 「陳文茜:不信希望喚不回」

陳文茜:不信希望喚不回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2/4
2014-01-22天下雜誌 540 作者:蕭富元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207
圖片來源:陳文茜提供

政治惡鬥、經濟衰退令人絕望,但台灣的希望就在絕望裡。台灣社會力正在覺醒,愈來愈多人深入在地「蹲點」,用行動成就更好的未來。

精采重點: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從經濟繁榮到政治開放,所有人都環繞在政治的場域,以為它會把我們帶到一條日光大道,結果卻是帶到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黑色漩渦。許多人在政治漩渦裡一再淪陷,期待落空,從希望變成絕望。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希望就在這個絕望當中。

因為對政治徹底絕望,我們不再依附、也不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改變,有能力的人開始走入民間。這是台灣翻轉的希望。

小人物 大英雄

比如說「台灣好基金會」,他們可以在台東池上做五年,建立一套系統,幫助村民做有機認證。整個池上的人,突然覺得自己種的有機作物,雖然辛苦,但努力通通都是有代價、有意義的,他們不再是孤單的。

然後蔣勳去那裡朗讀詩、林懷民去當駐村藝術家,這一去,就有了《稻禾》的演出。池上的人難以想像,這個小地方怎麼會變成全台灣的焦點。

還有一群年輕的企業家第二代、第三代,在圓山花博公園那邊弄了「集食行樂」文創平台,賠了一整年的錢。這些人以前投資餐廳,都很賺錢,於是他們把餐廳搬到花博公園開分店,人潮愈來愈多,他們希望用餐廳賺的錢養文創市集,讓台灣可以有文創平台。

再轉一個角落,你可以看到紀錄片《看見台灣》最後的原聲合唱團,馬彼得校長在信義鄉部落,讓這群人生完全不知道怎麼辦的布農族小朋友,在音樂上找回自信。

你也很難想像,有個公務員(齊柏林)退休金不要了,發神經像瘋子一樣去拍《看見台灣》。

片子拍完,我和他吵架,問他為什麼一定要進戲院系統,進入商業體系會失敗。我擔心票房不成功,結果他的票房非常非常好。他進帳五千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五百萬給電影基金會

你還會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愛狗,就拍了《十二夜》。還有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錢沒有,但夢想有,他走完三一九鄉鎮,以前看紙風車的小孩都長大了,現在的小孩又沒看過,所以他再來第二輪。

這樣一個一個的種子開始由「點」變成「線」,慢慢會擴張成為「面」。我們都歷經那個可怕的黑漩渦,政治把所有人都弄絕望了以後,我們發現再也沒有人會把注意力放在政治。

我,要改變這個時代

非常多的力量,從過去掠奪台灣資源的政治圈釋放出來。每個角落都有人開始做起蹲點的工作,民間小人物可以做出巨大的改變,這是希望的開始。

我從小就知道我可以做大事情,我從來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一個政治的過客。

我要改變這個時代,過去我相信只有政治可以結構性地改變社會,但我一步步看到,政治不能提供給台灣任何一個答案,我就離開了。我去做《文茜世界週報》,因為我覺得社會欠缺國際觀,這是我有能力可以做的事情。

我「蹲點」在媒體,節目開播到現在,沒有一個禮拜不入收視率排行榜。我很堅持,明知道沒有好收視率的新聞也做,結果還是會在榜裡面。

不要覺得這個時代環境有多壞,那是因為你放棄了自己,所以你看出去的都是黑色跟灰色的。也不能說這個時代好到不行,但就是不要懷疑自己。

社會在覺醒,我們都在尋求「我」的力量。「我」能做什麼事情,我是其中的一個「我」,每個人都去做自己能力範圍可及的事。

台灣社會對土地的愛,不是民族主義,是很像親情的愛,根深蒂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DNA裡,大家都想為台灣做些事情。

像周杰倫、五月天阿信,只要跟他們說去跟年輕人講講話,他們立刻說好,一毛錢不收。像雲門四十週年,林懷民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表演,他卻選擇到池上一個稻田的角落,因為他的DNA裡面,就是有對土地的愛。

我們在黨外時期講過一句話,「不信公義喚不回」。現在,我不相信這個社會的希望喚不回。

我不信希望喚不回。(蕭富元、程晏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