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工作」崛起，哪些人能保住工作？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5/2/25
2015-02-24 Web only 作者：泰勒‧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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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Unsplash.com |
美國已經出現自由工作者暴增的現象，這當然不是富裕的獨立創業者所創造出來的烏托邦，尤其最近的勞力成長，主要是來自兼職的自由工作者，而非全職的自由工作者。他們大都是為了求得溫飽，而不是為了追求名利。
如今，工作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最適合觀察的數據，是勞動參與率。2012年的數據顯示，約63％的勞動力在找工作。但那不表示這些人都有工作，勞力市場中有工作的人約58％。從1980年代初期以來，那個數字從來沒那麼低過。（那時數字很低，是因為較少女性想要工作或有機會工作。）
勞動參與率的數字告訴我們，基於某些因素，40％以上非老年的美國成人覺得不值得去工作。
因為，他們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如果我們只看25到64歲的男性呢？在1950和1960年代，這個族群中約9％沒工作。如今，這個族群中有18％以上沒工作。再來做個比較，在1980年代初期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這個族群中約有15％沒工作，還是比現在的狀況好。成年男性正以驚人的數量從職場中退出（或是被踢出來）。就業參與率下降，大都是因為這些年輕男子放棄工作，而不是因為男人提早退休。
事實上，很多年長者反而重返勞力市場了，而且大都是為了餬口。所以，年長者比以前更投入職場，年輕人反而減少工作，大家已經逐漸習慣「找不到薪水令自己滿意的工作」的狀態。
這些勞力問題，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經濟問題，我們的工作，已經出了很大的麻煩。過去十年，美國經濟的產出是呈現正成長，人口增加了，但工作數量卻減少了，前面我提過，年收入的中位數也下滑了。顯然，就業市場出現了結構性的大變動。
多數經濟學家在解釋失業時，會引用凱因斯學派、新貨幣學派、「總合需求」理論，主張經濟裡的開支還不夠。根據他們的說法，在房市泡沫破滅後，資產價格下滑，債務增加，人們對未來更不確定，於是多數人減少開支，這導致銷售額減少、產出減少，最後也使得就業機會減少。
這種說法很合理，尤其是套用在2008到2009年，但還是無法解釋長期的趨勢。對於任何開支的減少，經濟可以積極因應或消極因應。我們的勞力市場是採取消極因應的方式，而這種消極因應是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勞力市場變糟了。在不拋棄短期對開支的假設下，我們需要更深入、更根本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勞力市場會以如此糟糕的方式來因應開支的下滑。除了開支下滑，還有哪些因素決定了哪些人獲得工作及保有工作？
大蕭條時代：就算你自願減薪，我也不要你
我們來看2008年到2009年的大裁員。經濟陷入不景氣時，突然間開支減少了，流動性大緊縮。在2008到2009年，很多公司都出現嚴重的現金短缺。需求下滑，他們的信用額度遭到縮限，原本抱負遠大的計畫也縮減了。企業若不是沒有足夠的現金持續支付那麼多薪資，就是希望在風險更高的經濟中，保留更多的現金以因應狀況。
但裁員不是毫無篩選的，企業採取了一些方法，先找出哪些員工能為公司增添最多價值，然後把生產力較差的員工列入裁員名單。這些裁員計畫讓公司花了不少心思，也讓留下的員工士氣備受衝擊。但那還是必要的，也完成了。2009年大部分的時間，失業率都是大幅攀升的。這是景氣衰退所引發的一次性大事件，但也是更長期趨勢——把組織重整和裁員當成提振企業生產力的方法——的一部分。
那些遭到裁員的員工，重新找到新工作的速度，遠比過去幾次經濟復甦時緩慢許多。即使危機早已結束，企業的獲利也回升了，但被裁員的人還是找不回舊有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後來就業市場出現的新工作比較可能是低薪的，而非中薪工作。基本上，基於結構性因素，美國經濟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撐起那麼多中薪工作了。
金融危機是很慘烈的一次性事件，揭露了這個根本的長期結構性問題——很多勞工，其實原本就是「低成高就」（overemployed），也就是所謂的「見真章時刻」。真相帶來的震撼，仍讓很多勞工覺得心有餘悸。經濟學家尼爾．傑默維奇（Nir Jaimovich）和亨利．蕭（Henry Siu）做過初步研究，他們的結論指出，勞力市場的兩極化，大都是經濟衰退直接造成的，因為經濟蕭條時，會讓中階工作消失。而這些工作就算經濟蕭條結束，也很難再回補。
房市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意味著人民失去大量的財富，而企業則是失去很多的流動性及信用額度。突然間，大家必須比往年用更嚴格的方式挑選東西，消費者必須精挑細選真正想要的產品，公司必須精選他們真正想雇用的員工以及想強調的計畫。個人和機構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什麼東西都同時做一點」，只能專注做特定的幾項專案。長期而言，很多中薪工作都會消失。
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主張：增加開支和總合需求，會有更多人找到工作。但是這些新工作和舊工作是不同的，因為企業已經在「舊工作不會回補」的假設下重建了。很多新工作會是低薪工作（尤其是學歷較低的勞工，他們在失業群中占很大的比例），更依賴體力或直接的個人服務，例如為公司跑腿或照顧老人等等。
經濟蓬勃發展時，對純體力的勞動需求很高。當你的公司訂單滿載時，你需要人力搬運產品、裝箱及寄送。這些都不是採棉花的苦活，但仍是要靠體力的工作。原本在資方眼中沒什麼用處的勞工，在這種簡單任務出現時（例如送貨給不耐煩的顧客），就會找到工作。這種工作不太需要技能或士氣，也不需要太多精確的合作，只要把任務完成就好了。但是目前經濟還不算蓬勃發展，我們仍在等更多靠體力的工作出現。
至於比較複雜、較少用體力的工作，薪資彈性並不是重點。除非公司早就有商業計畫雇用更多的人力，否則體力工作者突然找上門時，你可能也不想雇用他。那個人可能會說：「我可以減薪30％！」或「我可以不支薪工作！」但是那通常都不重要。可悲的真相是，即使公司需要額外的勞力，也一點都不想雇用他們。除非額外的勞力需求很緊迫，否則有些勞工並不值得你去應付那些麻煩。
我認為這種「零邊際產值」的勞工，目前只占勞力市場的一小部分，但比例正持續增加。至少，他們的存在讓我們的失業率很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回到4％。
資訊革命的前兆：中階中薪工作將會減少
另外，還有一些直接的數據顯示，遭裁員的勞工，其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有價值。
我們來看2009年的後三季，那是失業率增加最快的時候。在那三季裡，「平均工時生產力」顯示出一些有趣的行為。這個統計數據，是用來衡量美國勞工的生產結果。在第二季，數據上升了8％，第三季上升了7％，在第四季上升了5.3％，也就是說連三季上漲。這些數字是衡量勞工工作一小時有多少產出，是平均值。這表示，如果公司裁掉的是比較沒生產力的員工，即使總產出減少了，但平均生產力卻是上升的。例如，某勞工每小時的生產價值是20美元，另一個勞工每小時的生產價值是10美元，兩人平均每小時的生產價值就是15美元。而裁掉那個生產力較差的勞工，可以讓平均生產力變成20美元。
2009年第一季以後，平均工時生產力大幅增加。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是因為我們在2009年4月發明了可行的奈米技術，或某種高生產力的新電腦嗎？我想應該不是，而是因為我們裁掉了很多生產力不及其薪資水準的勞工。老闆把生產力較差的勞工抽離了薪水較高的工作，等景氣復甦後，老闆也不希望他們回來，於是平均生產力上升了。
如果雇主是裁掉一批比較典型的勞工，即使總產出因勞工總數較少而下降，但平均工時的生產力不會改變太多。1990代以前的經濟不景氣比較像那樣，但是1990年代以後，不景氣卻是長期勞力市場趨勢的帶動與強化因素。如今出現經濟衰退時，雇主會做出困難但正確的裁員選擇，未來他們公司裡的中階中薪工作將會減少。這是資訊革命的前兆，也是資訊革命重新塑造整個職場的方式。
還有另一個證據也顯示，目前的失業者找到工作的比率特別低。失業率的變動，要看「流入率」（失去工作）和「流出率」（找到工作）。在最近這次不景氣中，失業率的流出率特別糟，因為有些人一直陷於失業狀態，找不到工作，因此衍生一種長期失業的新類別。現在，失業更集中於一群「經常失敗者」的身上，很多人可能永遠也無法成功就業。
所以，那些遭到裁員的人怎麼辦？那些還能工作、也願意工作的人會變成怎樣？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都必須去找比較低薪的工作。世界上有很多薪水較低的工作，而且比以前還多，但以下是幾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1.那些新增的低薪工作中，有很多是在海外。如果那些工作不需要許多複雜的資本投資，把那些工作留在美國的優勢較少。
2.很多美國人不想做這類的工作，無論就薪水來說或心理來說。他們已經習慣「中階」的工作，但偏偏中階的工作日益消失。
3.美國的法規增加了人力雇用成本，例如強制的醫療保健福利、訴訟風險，以及較高的最低工資。
根據以上論點，我們免不了會得出以下的結論：失業勞工只能慢慢再就業，而他們重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往往比以前低很多。
「微工作」：失落世代中崛起的個體戶型態
重新就業過程緩慢，也不見得都是順利的。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截至2013年，她也是歐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和安德烈亞．穆勒（Andreas Mueller）調查了六千多位失業勞工，發現其中有很多人不願接受薪資比以前低很多的工作。這種堅持並不會隨著失業時間拉長而消失——至少在2011～2012年是如此。無論這種想法有多麼不切實際，他們大都仍堅持要找更好的工作。
如今美國招募人力的成本明顯上揚，主要是因為醫療保健的成本增加。醫療健康保險每年愈來愈貴，歐巴馬的健保計畫讓雇主雇用沒健保勞工的成本又更高了。公司的規模只要超過某個程度，就必須幫員工加保，否則就要支付罰款。新法律的強制規定，也讓納保率較低且較便宜的健保計畫消失了。你可能喜歡、也可能不喜歡新的健保政策，但新的健保政策會增加就業成本，使好工作變得更少。
從這些發展可以預期，許多美國勞工會轉而自己創業。例如，2010年每個月平均有56萬5千名美國人創業，是近十年來最高的數字。這不是因為我們突然變得更有活力了，而是因為很多人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報酬好的工作。自己創業看起來像是值得讚許的舉動，但那往往意味著勞力市場，並未以合理薪資吸收每個人。
33歲的羅娜．依科諾穆（Rona Economou）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本來在曼哈頓的某大律師事務所工作，薪水不錯，後來遭到裁員，又很難重返律師業。經過一番深思，她在下東城的亞瑟斯街市場（Essex Street Market），開了一家販售希臘食物的小攤子Boubouki。如今她早上5點半起床，背很多沉重的袋子，每天都必須工作。擺攤能不能獲利還不確定，更別說是致富了，她的生活也沒變得比較自由。
未來有很多工作都會像這樣，亦即像我們在開發中國家看過的許多工作。有時候經濟學家會美化開發中國家「小本生意」所展現的活力，但實際上，這些人去做穩定的工廠工作可能會更好，當然前提是工廠也要先有工作機會才行。
美國已經出現自由工作者暴增的現象，包括承包商、獨資經營者、顧問、臨時工、個體戶等等。政府並未精確地計算自由工作者的就業市場，但非官方的證據顯示，網路上的職缺和臨時徵才的資訊暴增。這當然不是富裕的獨立創業者所創造出來的烏托邦，尤其最近的勞力成長，主要是來自兼職的自由工作者，而非全職的自由工作者。他們大都是為了求得溫飽，而不是為了追求名利。
以下是一些自由工作者的新工作，也許我應該稱它們是「微工作」。不意外的是，它們都是服務性質。克里斯坦森一家人找了一名勞工（其實是科學家）到家裡，幫他們清理廚餘堆肥，他們是上網找來的。24歲的艾麗卡．杜曼安（Erika Dumaine）從Nordstrom百貨公司買了一雙鞋，送到想要那雙鞋的女士家中，並收取17美元。芝加哥的約翰．伯克斯（John Burks）不慎讓鑰匙掉入下水道，他立刻上網貼了一則緊急廣告，請人想辦法把鑰匙撈上來。一小時內就有人應徵，開價80美元。
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延緩踏入成年期，部分原因在於缺乏高薪工作的召喚。現在的年輕人有時被稱為「被遺棄的世代」（Generation Limbo）。他們現在窩在家裡的時間更長，找的是自由工作或兼職的服務工作（例如在酒吧或書店打工），或是為網站兼差寫稿。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或甚至第二份工作，可能都不算潛在的「職業」。
我不覺得這個「被遺棄的世代」完全是或大都是不快樂的。老一代的人可能很羨慕他們的自由和彈性，他們也有很多的時間和親友在一起。如果臉書上的狀態可以當成參考指標的話，他們的生活似乎充滿了性愛、派對和美食。不過，這些二十幾歲年輕人的長期就業前景，就可能不太樂觀。
當我們思考目前的世代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時，美國經濟似乎無意補充「種子資本」了。我在第一章提過，資料顯示：大學畢業生的實質收入從2000年起已經下滑。如今，許多年輕人是門檻收入者（threshold earner），亦即只求生活過得去，無意追求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資格憑證。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到處都是這種年輕的門檻收入者，不過日益高漲的租金開始把他們逼往其他地區，比如布魯克林其他比較偏遠的地區或布朗克斯區。
柏林現在也以門檻收入者眾多而聞名，當地有很多年輕的居民無意奮鬥，至少對於爭取商務就業機會沒多大興趣。在柏林，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靠社會轉移補貼金生活，失業率是全國的兩倍，一位評論家指出：「在這裡，抱負可能是個負面字詞。」在富裕的社會中，有時候生活只求過得去和開心就夠了。這樣說也許不夠冒險進取，或甚至很「美國」，但是未來我們會看到愈來愈多這種現象。
總結來說，這些就業市場的趨勢為老闆帶來更高的收入，讓他們更重視職場的士氣，對盡責和聽話的勞工需求更高；同時也讓社會頂層的不平等更加擴大，使菁英分子大幅受惠，並在服務業創造了許多自由接案的工作，也讓缺乏技巧的勞工更陷入勉強餬口的窘境。這一切，都將是未來就業市場（新職場）的基本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