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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7日 星期六

2015/2/7 「朱敬一新書:台灣經濟的問題是轉型而非景氣」

朱敬一新書:台灣經濟的問題是轉型而非景氣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5/2/2
2015-02-01 天下雜誌出版  作者:朱敬一
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 20150207
圖片來源:劉國泰
 繼內政部部長李鴻源之後,中研院院士,前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也將在本周出版新書。台灣重量級的經濟學者,官場三年,當的卻不是傳統經濟官位。他如何診斷台灣經濟?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更多內容>>

前國科會主委,中研院院士朱敬一(25日)即將出版新書《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這是繼內政部長李鴻源之後,近期離職內閣閣員針對台灣問題,提出剖析與解方。

論事不認人,擔任報社社論主筆二十年以上的朱敬一,月旦時事,臧丕人物,下筆有如利劍,得罪人無數。這本新書不改其風格。「直言大砲,苦口婆心,列舉錯誤政策,直接點名負責的官員,也不客氣的指出經濟學者們的迷思,」推薦序作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講座教授蔡瑞胸下了個註解:「這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前衛生署大砲署長楊志良讀完痛快的說:主張抗爭有理的年輕人,也該人手一冊。

他直言,會不顧友人勸告,在九合一大選政局紛亂的時候出書,是深覺台灣已經太習慣捨本逐末,太習慣把經濟、民生議題屈居政治議題之後,太習慣因為權力算計而妥協掉實質面的人民福祉。他後來覺得,與其想太多時機,尋求政客採納他的經濟政策,還不如讓人民能夠有自己的經濟政策思考理路,而政治終究應該走進這個理性,而非理性陷入政治的漩渦。

「這本書的訴求對象不是政客,而是人民,」這位曾懷抱夢想入朝為官的經濟學家說。

朱敬一指出,2014 3 月太陽花學運、年底九和一大選後,有學者指出,台灣由以往藍/綠、統/獨的立場劃分,逐漸形成貧富、階級的對立。這樣的「典範移轉」再與台灣經濟轉型不順參照,就凸顯出問題的嚴重性。

他指出,許多在任或卸任的官員還是在力推FTA、貨貿、服貿等自由貿易協定,卻未能得到廣泛民意的支持,這是一種困境。另一方面,台灣的產業結構似乎一直在吃孫運璿/李國鼎時代留下來的老本,未有突破,這是另一種困境。這兩極的困境必須要面對、解決,而解決的策略方向,又必須要有一套論述基礎。

朱敬一診斷,台灣經濟的問題是轉型而非景氣。景氣問題需要的是短期措施,但轉型問題要的是長期措施。台灣的轉型要從原來的「效率經濟」翻轉為「創新經濟」。

效率經濟則是在既有產品、既有製程、既有應用、既有模式之下,尋求效率的改善與成本的降低。面對越南、中國大陸等低要素成本國開放市場之後,台灣廠商拚效率就再也拚不過他們,因此有的轉而要求政府降稅,以稅金減少來幫助他們節約成本。

這將台灣推向減稅救經濟的賊船,最後不但救不了經濟,也搞壞了財政、惡化了分配、飆高了房價,終至失去了年輕族群的信賴。事實上,自由貿易協定也比較是效率面的思考,因為他能夠讓台灣廠商與別人競爭成本。

不過,朱敬一強調,自由貿易還是台灣必須走的路,只是這不是經濟政策。

台灣需要創新經濟時代的新版經濟政策。用白話文來說,所謂創新經濟,就是讓整個經濟社會有一波波推出新產品、新製程、新應用、新營運模式的動能。而政府的產業政策可扮演改變靜態比較利益,創造台灣新優勢的角色。政府不該因為兩兆雙星、Wimax產業失敗或受批評,放棄制定產業政策,而是應該由過去的失敗中,找出失敗的原因。

但他也不是大政府主義者,最好的產業政策應該最好有民間助力,官民資源互相補充。

《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一書將於五日出版。在此先摘錄第二章:「自由化、國際化」,錯把維他命當解藥,以饗讀者:

          

2013年底,在蕭前副總統的強力呼籲下,執政黨掀起了一波「努力加入TPPRCEP」的運動。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是兩個自由貿易會員組織,分別由美國與中國大陸主導。開這兩個自由貿易團體背後的政治目的不論,如果台灣能夠加入其一,就幾乎是一次與10幾個國家簽署了FTA,這對台灣原本落後的FTA 簽署,當然像是大補丸。

於是,馬總統先是2014 元旦致詞宣示此方向,然後由已卸任的蕭副總統成立民間推動委員會,再在總統府約集府院官員與立委敲定細節,復由外交部召回駐各國大使交代任務。然而,這些努力在2014 3 月學運之後全都打住。因為兩岸服貿協議引發民間對全球化的一些疑慮,當然也使台灣其他的FTA 簽署進程受阻。

FTA 也好、加入自由貿易組織也好,都是要推動貿易自由化、國際化。要使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這是蔣經國總統晚期,由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所提出。推動這「二化」的核心理念,就是相信「面對國際市場競爭,有利於台灣找到發展方向」。這個理念是「市場機能比政府指導更有效率」的延伸,原則上沒有錯。尤其在30 年前,台灣尚未解嚴且經濟管制甚多,政府老大哥無所不在,許多企業當時還少有國際競爭的歷練。在那個時候政府市場開放,是完全正確的方向。

但是到今天,台灣推二化已經推動近30 年。你若問自由化國際化還是台灣「唯一」的藥方嗎?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不是!那麼退一步再問,這二化還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藥方嗎?老實說,我認為也不是。那麼退兩步續問:為什麼那麼多政府官員還拚命在推自由化、國際化呢?那也許是因為他們在讀書時中了極端芝加哥學派的毒,誤以為市場萬能、誤以為貫徹自由開放,經濟就一定會好。如果有人這樣想,那就表示他們書沒讀通。

比開放,台灣不輸韓國

台灣推動自由化、國際化成績如何呢?台灣、韓國相比,開放程度如何呢?最近韓國努力與歐盟、美國、中國大陸簽FTA。透過11 FTA 的簽署,韓國的確爭取到比台灣優惠的出口關稅。台灣需要突圍,跟上FTA大浪也是必須。

但若以國內市場開放度為指標,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最新關稅檔案,早在1995 年就是WTO 創始國的韓國,2011 年實質平均關稅率為6.8 %, 遠高於21世紀才入會的台灣1.8%。台灣幾乎所有產品都已列入開放清單,但韓國開放項目只有94.6%。當然,世貿組織的數字沒有計入韓國因為FTA 而做的降稅,但即使以關稅收入除以進口金額為指標,韓國實質關稅稅率在2011 年接近1.74%,也遠較台灣1.16%為高。在世界經濟論壇、美國傳統基金會評比,台灣自由度都比韓國高。

再看看歐盟之例:君不見,歐盟諸國開放自由程度極高;如果自由化、國際化真是解救經濟的靈丹妙藥,那麼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諸國就不會有今天的慘狀。再看看台灣自己:目前除了兩岸人貨有諸多管制,究竟還有什麼不自由的市場?兩岸經貿問題是該面對,但是那就是特殊的兩岸議題,與自由不自由、國際不國際無關。

自由化、國際化,不能算是經濟政策

我常做一個比喻:自由化、國際化不能算是經濟政策,就像「放牛吃草」不能算是教育政策一樣。有些人以為,自由化國際化、開放競爭,廠商就會找到他們最有利的方向,政府不必多做其他。簡單地說,「唯市場開放論」者認為,經濟政策應該要「產業中立」,政府只要開放市場,不必再有產業政策。

可是這個說法投射到推動簽署FTA 的情境,就顯然矛盾。看看韓國:當他們四處加簽FTA 時,一心一意所想,當然是他們的汽車、時尚成衣,這不是產業針對性是什麼?當老美與外國談FTA 時,三不五時就提到豬肉、牛肉、玉米,這不是產業針對性是什麼?當紐西蘭與他國談自由貿易時,又何嘗不是想推銷其奇異果等農畜產品,這不是產業針對性是什麼?所以簡單地說,自由化、國際化所主張的開放市場,應該是與產業戰略、產業政策分不開的。可惜的是,台灣政府在推服貿、貨貿時只會說「再不簽,紡織、機械產業就會競爭不過韓國」,但這只是消極論述,與積極的產業戰略截然不同。

所謂的積極論述,就是要回答「我們想利用自由化、國際化這個手段,達成什麼經濟與產業目標」這個問題。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2014 9 月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發言比許多財經官員講得都清楚。台灣目前確實該推國際醫療產業,而為了消除國人對國際醫療可能會對醫療資源衝擊的疑慮,確實該有國際醫療示範區。但這是衛福部為醫療產業該做的事,也該提出推動國際醫療產業的論述,這與自由化、國際化本身無關。台灣也確實該推動農產加值、認證、包裝,創造14 億華人的食品加工產業。但是同理,這是農委會該做的事,也需要示範以消外界疑慮;這也與自由化國際化無關。把這些東西全部塞進一部自由經濟示範區法案,就模糊了原本的產業發展目的,當然也就模糊了以示範區「驅疑」的論述基礎,只剩下「自由化、國際化」的鸚鵡口號。

總之,整天喊「自由化、國際化」背後卻沒有積極產業論述,是治絲益棼的。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2014/8/13 「經濟有解/朱敬一:拚就業 比創新不比「肌肉」」

經濟有解/朱敬一:拚就業 比創新不比「肌肉」
 圖片來源:許育愷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8/12
2014-08-06 天下雜誌 553   作者:陳竫詒、陳一姍
 
天下雜誌電子報 - 20140813
圖片來源:許育愷
台灣薪資凍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這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全球化還讓這個現象全面加速。

全新欄位  經濟有解

天下雜誌每月推出「經濟有解」欄位,以深入淺出的圖表、分析、互動網站,聚焦台灣當前轉型難題,為悶時代尋求解方,重啟台灣經濟動能。本月關注「低薪」議題,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提出他們的解方。

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前提是:相同產業、相同技術的人,不論在哪一國都只能拿一樣的工資。解決之道,沒有別的,就是要做別人沒辦法做的事,就是產業創新與產業轉型。

我認為,在產業創新與轉型上,政府還是應該扮演角色。

也許是因為兩兆雙星的惡夢,經濟部被罵怕了,政府直接跳到不需要有產業政策的思惟。

政府要覺醒,產業政策並沒有錯,錯的可能是兩兆雙星本身。

觀念:產業政策不能只靠「肌肉」

過去,台灣的產業政策都是基於一個生產鏈完整、掌握關鍵零組件的思惟。有些關鍵零組件的掌握,不是創新經濟,而需要很多的資本,這是在比muscle(肌肉)。比肌肉是不是你的優勢,台灣應該要想想。

比「肌肉」,對韓國、新加坡這種國家,也許是一種優勢。但台灣還可以參考另一種發展典型,學瑞士,瑞士在歐洲不可能跟人家比「肌肉」。

台灣不是完全不該掌握關鍵零組件,但台灣不能用「關鍵零組件」這個詞,就囊括全部的產業政策。還是需要非常仔細地分析,台灣在這個領域有沒有優勢。譬如,汽車引擎,台灣有品管優勢嗎?你打得過德國嗎?油電混合車,打得過日本嗎?必須各別去分析。

解方:革新制度+創造案例

創新的產業政策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是建立制度,二是政府帶頭創造若干案例。

過去兩年,國科會(現科技部)的新制度──大、小聯盟,都是產學銜接的新制度。

大聯盟由台灣具國際競爭力的業者出題,學界幫忙解題。小聯盟由學界擁有關鍵專利的學者主導,吸引有相關需求的中小企業一起合作。

又如,替創投解決與國際不接軌的相關法規與稅制,讓錢能進來。

案例部份,我離開國科會(現科技部)前,推動的「小蘋果園育苗計劃」(見小辭典),我認為是個很不錯的案例。

小蘋果園一方面運用台灣既有科技產業的優勢,一方面著眼於物聯網、穿戴式裝置等利基市場的新商業模式,未來可以孕育成千上百家的中小企業,遍地開花。只要每個小公司雇用七個人,這個案例就可能有創造工作的龐大外溢效果。

但要找到這種案例非常辛苦,從一開始有想法,到具體成型可以變成一個行政院的方案,前前後後開了二十多次部長級會議,花了六個多月。

創造就業vs. 分配惡化

像小蘋果園這種,可能有「就業」外溢效果的創新產業,不是很容易找。政府官員要有一種自覺,很多創新產業只能創造很少的就業,甚至可能對所得分配有害。以新藥產業為例,能夠分到最多錢的,一定是發行新化學配方的研究者。

這類的產業還是要發展,但政府在扶持這種產業前,就必須要把回饋機制建立起來。

譬如,政府扶持新藥選題的公司,選題成功後,回饋比例就應該拉高。

又譬如,國際醫療是某種創新行業。但你要抉擇,如果要創造就業,發展醫美、健檢的效果,可能比發展重症的國際醫療好。

但選擇發展重症醫療,可能對台灣保有醫學領先地位有好處。這是一個方向的選擇。

換言之,創新未必能解決就業問題。政府必須在創新經濟的選單裡,去構思、挑選一些能解決就業問題的產業。

有優勢,但不能創造就業的,就要建立回饋機制。

全球化不會解決凍薪

最後政府應停止強調「自由化、國際化是解決薪資凍漲的解方」因為加速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原因就是全球化,雖然台灣的確不能不融入全球化,但這絕不是一帖藥。

我不太贊同用調高最低工資來解決凍薪問題。我認為,最低工資是勞方與資本利益分配的問題。如果是個分配,也許有些政治力可促成或加速。但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結構,整個餅愈來愈小。

比如,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筆記型電腦廠商在台灣已沒什麼藍領勞工,而白領勞工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效果有限。(陳一姍採訪整理)

小蘋果園育苗計劃

國科會邀請台積電、聯發科、潤泰集團、中華電信等龍頭企業,與工研院和學界合作,延攬矽谷知名科技業者回台,共同成立「小蘋果育苗公司」。

計劃發展各種資通訊模組與介面組合,提供系統整合與測試平台,協助製作產品原型,提供代工製造引介。

「小蘋果」有別於各種功能複雜的「大蘋果」行動運算裝置(如iPhoneiPadGoogle眼鏡等),是根據消費市場的特定目的與功能(如健康照護、物流管理、智慧車用器材),所發展出的各種行動裝置。

希望能促成上千種「小蘋果」上市,對台灣資通訊製造與關鍵零組件業產生龐大外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