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 「一國兩制為何變調？你必須要知道的5大關鍵」

一國兩制為何變調？你必須要知道的5大關鍵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10/1

2014-09-30 Web only  作者：賀桂芬

圖片來源：鍾士為

 才過了17年，一國兩制為何大打折扣？回看香港回歸前後的軌跡，有5大轉折，注定了香港一國兩制一步步變調。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馬照跑，舞照跳。」這是大陸開給香港人的50年支票。

「中國本來是要把香港當成示範來給台灣看，但是失敗了，」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說。

才過了17年，一國兩制為何大打折扣？

「兩邊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當時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個辦法，我認為是很聰明的權宜之計，否則人都跑光了，」岑倚蘭說，「因為我們都知道，大部份香港人是很怕共產黨的。我們的上一輩都是從大陸逃到香港來的。」

岑倚蘭從80年中英談判就一路採訪，見證回歸，到今天帶領香港記者爭取日益縮水的新聞自由，她的感觸很深。

「當時我們想，有50年可以不變，而中國正在發展，50年的時間，也許可以做到最後是讓香港的制度取代中國的制度，結果完全不是。」

回看香港回歸前後的軌跡，有5大轉折，注定了香港一國兩制一步步變調：

一、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香港的反應最激烈，有高達100多萬人走上街頭，讓中共大感震動。

北京警愓又不解。警愓的是，發現香港人的心如此不向著中國。不解的是，六四與香港無關，港人反應何以如此劇烈？

對香港來說，則是幻滅又悲憤。幻滅的是，即將回歸的「祖國」，竟是對學生開槍的殘暴政權。 悲憤的是，免死狐悲。

「這個對中國的衝擊很大。對香港來講，是大夢初醒，原來我們要回歸的政權是殘忍的，是會對學生開槍的。當時就有很多人選擇離開。我唸新聞系，我班上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跟家人移民了，都是因為害怕，買個安全，」岑依蘭回憶。

回歸之後，香港其實過了幾年太平日子，儘管九七年剛好碰到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受創不輕，但在中國大力給利的伸援下，香港甚至出現意料之外的榮景。

在政治上，香港在1997～2003年，確實充份享有自由及港人治港的高度自主。「其中一個很大的關鍵，是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和當時的北京領導人江澤民的私交很好，兩人之間有很高的互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教授，香港知名的政治評論家蔡子強指出。

蔡子強指出，董建華是有直線電話可以直通江澤民的。董建華組織港府人事，只要三天前提交給上京便可以了。而後來的曾蔭權和梁振英，卻必需要在很早之前便提出名單讓北京充份審核。

「所以江澤民說河水不犯井水，讓香港自己去搞，」政治評論家陳競新指出。

然而，2003年發生的七一大遊行，徹底「讓北京感覺到香港是失控的，開始對香港愈抓愈緊，」蔡子強說。

二、2003年 七一遊行。北京醒悟：香港土地回歸，人心未回歸，再不抓緊，會出亂子。

2002年中，當時的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表示，希望香港儘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坦率指出，「23條就像有把刀架在你頭上」，令很多人憂慮這項法例可能會影向港人本來擁有的人權和自由。

政府民間人權陣線認為新法案會損害香港的民主自由，遂舉辦遊行，號召市民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上街反對立法。

在遊行之前，當時港澳辦下面負責與港府溝通協調的中聯辦，以及香港特區政府都向北京回報，七一遊行頂多5萬人參加，結果沒想到有高達60萬人參加，中南海又再次被強烈震動。

七一遊行之後，北京決定改變香港政策。

三、2004年4月6日，人大做出第二次解釋基本法，從三步曲變成了五步曲，「最重要的改變，就是你香港要做什麼，先通過我中央批准，」陳競新指出。

四、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胡錦濤最後的一次演講指出，北京對港澳的各項方針，「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的翹翹板，確定就向一國傾斜。

「你聽北京講話，要看他藏在話裡的hidden agenda, 你看到沒有，是主權和安全在先，繁榮在後，」不願具名的金融業總經理說。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港人更確定一國兩制已經變調，中環治港變成西環（中聯辦所在地）治港

五、2014年8月31日，普選辦法公佈，不是香港人希望的直接普選，而是選委會選出北京認可的「愛國愛港」候選人之後，再讓選民投票，引爆佔中和學生罷課。

「以前你只要拿到八分之一委員的票，你就可以當候選人，但現在是要過半數，民主派根本過不了，」陳競新指出，「表面上選民好像有選擇，其實沒有。」

「中國也很委屈。以前英國時代，香港連投票權都沒有，現在給了香港人投票權，香港卻還這樣，」中大新聞系教授羅文輝說，「問題出在雙方對普選的認知南轅北轍。」

對於香港的未來，很多人都是悲觀的。

「現在是兩邊都最硬，以前是溫和派的北京跟溫和派的民主派；現在是邀進派的北京對激進派的民主派，兩邊都最激進，硬碰硬，」陳競新說，「而香港100多年來都是革命基地，北京又最忌集會遊行，那裡會給你威脅啊？」

2014/9/30 「媒體遭收編，多元觀點消音」

媒體遭收編，多元觀點消音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9/30

2014-09-29 Web only  作者：賀桂芬

圖片來源：劉國泰

到香港採訪各行各業的人，感受最深刻的便是「噤若寒蟬」的氣氛。每個接受採訪的對象，都事先聲明：「我可以跟你談，但請千萬不要寫我的姓名和身份。」「香港的多元聲音不見了，」不只一位採訪對象這麼說。

 

詢及媒體現況，媒體人羅英光給了八個字：「港媒易主，北望自縛」。

「文人辦報全沒了，都賣給了商人。而這些商人，九成在中國有生意，超過一半不是人大就是政協代表，」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簡單幾句，便解釋了羅英光那八個字。

易主的大報，包括《明報》老闆查良鏞1992年賣給于品海，1995年再賣給馬來西亞商人張曉卿。

英文報《南華早報》，梅鐸1993年賣給糖王郭鶴年。

老報人何文法創辦的《成報》2004年賣給大陸商人覃輝，2008年港商楊家誠入主，2011年又賣給廣東利海集團。

文人林行止創辦的財經報《信報》，2006年將一半股份賣給李嘉誠之子李澤楷，剩下的20％今年9月也全部轉讓給李澤楷的信託公司。

「連王雪紅入股的TVB，我們現在都叫它CCTV（央視），」出版商鄧永雄調侃說。

如今香港被公認只剩下唯二「比較不聽話」的媒體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和《明報》，然而黎智英被查涉嫌違法金援民主派議員，《明報》也因撤換總編輯而發生流血事件。

「香港記者大部份反共，人家說 射人先射馬，所以很多媒體都被收編了，」岑倚蘭說。

除了商人全面接手，從最高層掌控言論之外，「最厲害的一招就是抽廣告，」岑倚蘭指出，香港媒體生存困難，再被中資企業抽廣告，「就別活了。」

「從記者到老總，你要生存，就自然會自我審查，」岑倚蘭說。

大陸經濟比以前強大，更有資源影響港媒，一般認為，香港多元的聲音最後都會轉到網路上。

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排名直直落，2012年是全球第18名，2013年掉到61名，「我看今年會更差，」岑倚蘭說。

寒蟬效應 ，只願意化名接受採訪

到香港採訪各行各業的人，感受最深刻的便是「噤若寒蟬」的氣氛。每個接受採訪的對象，都事先聲明：「我可以跟你談，但請千萬不要寫我的姓名和身份。」

「香港的多元聲音不見了，」不只一位採訪對象這麼說。

「我很愛香港，但是我現在只想離開，去哪裡都好。」一家著名的週刊記者吳玉萍（化名）說。

吳玉萍和她的死檔，星洲日報編輯梁清（化名）帶著我四處採訪，「我們希望台灣人能夠知道香港的真相，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但是詢及她們有沒有去參加佔中？「不行啊，我們被拍到就完了。」梁清說。香港的媒體，除了極少極少數的一、兩家，其它所有的平面媒體和電視，都受制於老闆都和中國做生意的利益，言論幾乎已經全面傾中。

「像這次佔中，有記者就寫示威群眾提出梁振英下台的口號，到了老總那邊就被刪掉了，」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說。

一名接受採訪的影像相關工作者，也要求不能具名，連他的職業也不能提。「我們公會有人在臉書上發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被會長禁止，而且我們這一行，和台灣聯繫的就只有一、兩位，他們很容易就猜到是我。」

他的太太，在外資金融機構工作，也要求不能具名，「我也不能揭露身份，完全不行，這太敏感。」

原來替歐美券商工作，現在老闆和客戶全換成大陸人的一家投資公司總經理許宇軒就更謹慎了，「以前我們還會在辦公室調侃內地人，現在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千萬別踩到地雷。」

香港以自由和法治立足世界，而今噤若寒蟬的氣氛，讓人不寒而慄。

2014/9/30 「何明修：香港民主運動的台灣觀察」

何明修：香港民主運動的台灣觀察

摘錄自：天下雜誌每日報電子報                        2014/9/30

2014/09/28

作者: 何明修

9月28日凌晨，一場昭告許久的市民革命終於在香江發生了。在經歷了一週的大規模罷課抗議，香港的大學生佔領位於金鐘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多位學生領袖被逮捕，參與者被警方暴力清場，噴灑胡椒水，但是他們仍堅持不退，於是從2013年初就宣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正式啟動。

原先，佔中運動主事者堅持要窮盡了所有合法的管道，要透過和平理性的商談與公投程序，來追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他們強調佔中是最後手段，是所謂的「核戰選項」，最好不要以傷害香港經濟的方式，來促成民主改革。

在6月22日的民間公投，78萬香港公民明確表達要求在特首選舉中要有「公民提名」的選項。然而，北京政府卻是採取強硬的姿態來回應這項要求。共產黨在背後策劃了反制動員，「保普選、反占中」運動宣稱收集到80萬人的連署，更在8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接下來，向來反共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資料莫名其妙曝光，不但連累了許多泛民的議員，他本人也立即被廉政公署調查。最後，在8月31日北京政府正式攤牌，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的政改方案定調。2017年的特首候選人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支持，而且只能有2-3位參選者。北京政府向香港人下達最後通諜，公民提名門都沒有，所謂的普選最多只是在幾位共產黨認可的候選人中挑一個。更重要，如果這個方案沒有在立法會通過，那麼就回歸到舊制，下一任特首持續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來決定。

北京的強硬態度激發了香港學生的反彈，讓原先看似已經喪失鬥志的佔中運動復活登場。

隔海觀看香港的發展，很容易就讓我們想到台灣解嚴後的局勢。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樣用一些光怪陸離的程序與理由，來實行他們所謂的「民主」。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其中絕大數的國大代表是在1947年選出來以及按中華民國省份來遞補，他們與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在國會裏頭，台灣人只能選出少數的「自由地區增額立委」，就算他們舉手舉脚，投票還是會輸給那些不用改選的「老賊」，這很像目前由所謂「功能組別」主導的香港立法會。在解嚴後，反對黨與各種社會運動發起一連串的街頭抗爭，包括五二○、四一九、四一七、三月學運等，曾有一段時間，台北的街頭就是經常上演目前港島金鐘所呈現的警民對峙。甚至，由於兩地反對運動都是挑戰「中國因素」，香港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特區逐漸緊縮的自治，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法統」，加劇的民主化抗爭都帶來了「自決」意識的浮現。在其罷課宣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高舉「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的主張，要求建立香港的主體性。在八○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提出「台灣前途由一千八百萬人決定」自決主張，也進一步變成為「台灣人出頭天」的民族主義訴求。

然而比較現今的香港與二十年前的台灣，仍是有許多相異之處。在香港，是社會力主導了民主運動的進程，而不是反對黨。香港的反對黨早就四分五裂成為所謂的「泛民黨派」，他們相互競逐約六成的選票支持。在面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上，是否要採取談判與妥協的路線，不同政黨有各自的盤算。更甚者，由於近年來香港各種社會抗爭加劇，例如各種高鐵爭議、碼頭罷工、新界東北開發等，左與右成為一條切割泛民的社會分歧。去年初發起的佔中運動即是一種跨越這些歧見之政治企圖，用「真普選」的訴求來掌握反對運動的領導高地，就某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等於是在重建早期民主黨的地位。然而，這樣「準反對黨」的努力事實上也被更激進的學生所取代，原先佔中領導者曾暗示要在十一發動公民抗命，但是這個時程表被迫提前，已經發動一週罷課的專上學聯與學民思潮使得佔領運動正式上路。

相對於此，從台灣的黨外到民進黨，反對運動始終有一個堅固的領導陣營，各種陸續從中分離、並且自組政黨的努力都沒有成功。八○年代中期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勃興的時刻，這些抗議不但鬆動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例如學生運動減弱黨國校園控制、農民運動與環境自力救濟衝擊地方派系、工會自主化挑戰了產業黨部的權威，也為反對黨招募更多的新血。儘管反對民進黨將社會運動工具化的聲音在八○年代就浮現，但是這種批評到了九○年代才成為主流。因此，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大致上設定了政治抗爭的步調，一步步地逼著執政黨解除戒嚴令、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再到總統直選。各種社會運動是扮演側翼的角色，他們開啓了其他反威權的戰場，只有少數時刻，例如1990年三月學運與反軍人干政、1991年一〇〇行動聯盟，社會力才直接介入了政治抗爭。

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從政黨，移轉到佔中運動，最後再到學生，呈現出激進化的態勢。泛民黨派在立法會仍有27席的議員，理論上他們是可以否決人大常委會所公佈的普選方案，但是隨著佔領運動的登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已經取代了議會路線，泛民議員的看法似乎成為無關緊要的。在包圍政總的活動中，社民派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下跪，請求市民來支持學生，這幅景象令人動容，但是也顯示了體制內管道的封閉。就制度條件而言，香港的體制不利於溫和的反對黨發展，反而逼著他們要去追隨體制外的抗爭。

在八○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中也一直有路線爭議。公職掛帥的議會路線，亦或是街頭抗爭，那一種方式才能使執政者讓步，始終是爭論的焦點。然而，隨著改選席次的增加，民進黨慢慢地轉化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在這過程中，台灣享有一個香港泛民陣營所缺乏的優勢，亦即是地方自治使得民進黨能採取「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從分享權力中進行轉型。相對地，香港反對黨沒有地方執政的可能性，就算有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他們是否能打敗具有穩固社會基礎的建制派，仍是有疑問的。

儘管有這些不利之處，香港民主運動仍享有當時台灣所沒有資源。香港的國際能見度高，國際媒體格外重視，9月6日出刊的《經濟學人》就用封面故事來報導，這是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台灣所缺乏。其次，由於地緣政治的種種因素，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行動，已經獲得美國與英國的官方口頭支持。此外，儘管制度不利反對黨，香港泛民仍享有近六成的選民基礎，這是遠遠超過台灣八○年代的反對黨，在當時他們選票支持度是徘徊在三、四成之間。最後，上海短期之內仍是無法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這也是佔中運動最重要，事實上也是唯一的籌碼。如果香港的政治對峙持續升溫，甚至衝擊到經濟體制的運作，那麼就是迫使北京領導者要重新評估不讓步的成本了。

無論接下來的局勢如何演變，學聯祕書長周永康在罷課前夕所提到的「不付代價，奢談未來」是無庸置疑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會自動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要透過團結的人民，一步步地向統治者施壓而來的。過去的台灣是如此，接下來的香港也亦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