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上線】曾柏文：林義雄絕食抗爭的倫理難題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4/29
2014/04/29
作者: 曾柏文.
我承認，林義雄絕食要求停建核四，對我是個難以迴避的倫理難題。我無法像董智森、唐湘龍或王大師那樣奚落其「綁架社會」或為「道德核彈」，也沒能像許多朋友，在第一時間就那麼篤定地聲援。我的躊躇，部份出於我不曾與林義雄交談，對他僅有在兩公尺外錯過的緣份，以及文本上的認識；部分則出於，我欠缺對絕食抗爭的思考。
這篇文字，記錄著我過去幾天，掙扎思索這起行動的軌跡。
● 情感、策略、議題
先說認同的點。
情感上，面對一位絕食的七旬老翁，逐漸流逝耗弱的生命，我無法無動於衷。一如想像高中生在灌滿海水的船艙中掙扎，或遇難山友在無線電那頭的寒風中顫抖訣別，我對見證任何「死亡進行式」，都難保持平靜。不同的是，後兩例的死亡，源於某種超乎人力的客觀現實；但前者是有「選擇」的。林義雄能選擇恢復進食，而他的決定，又牽連著整個社會，包括你我的行動。正是這層意義，讓我無法在主觀倫理上，甩掉林義雄的生死抉擇的共同責任。
在策略上，林的絕食，一如甘地當年幾次著名的絕食抗爭，捲起強大的社會動能。而絕食地點義光教會（當年林宅血案地點）承載的悲劇性，更讓無數知悉那段歷史的朋友同感心痛。感動的浪潮，挾帶著無數口語或文本傳播，在「後太陽花運動」的台灣社會擴散開來，推著許多原本對相關議題仍感陌生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開始思考核四存廢、檢視公投制度，也順道補一段台灣民主的血淚記憶。絕食不一定換的到政權的退讓，卻在議題傳播造勢上，點燃強大能量。
而聚焦實質議題，林義雄訴求的「停建核四」，更有高度民意支持。從2012日本大地震以來，我們見證福島核災爆發兩年多仍難以收場。其除凸顯當前核能科技系統存在「計畫外」的風險，也讓很多人看清，原來核電發展至今，全球竟然仍未找出高階核廢料（用過燃料棒）的最終處理方案。尤有甚者，許多關於核四變更設計、承包施工弊端、台電企業文化與管理制度等問題，逐一浮上檯面。即便我不敢「斷言」核四絕對不堪用，也難對它有信心。而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信心」是各種體系運作的前提。核安疑慮，即便只是疑慮，業已足以在住房、投資、金融等市場埋下陰影。
簡言之，這場絕食行動在情感上讓人共感，策略上有效，議題也有正當性。
● 國會減半的推動與惡果
那我何以糾葛？因我困擾於另一段記憶。
2004年，林義雄基於「誠信立國」的信念，在立院靜坐絕食十九天，要求選前承諾過推動「國會減半」的各黨，落實競選諾言。當年民意普遍不滿立院，林義雄的抗爭迅速集結民間支持聲浪，雖有許多學者與資深委員（特別是林濁水）提出異見，但仍在林的臨門一腳下，意外通過立委席次減半的修憲案。
然而自2008年改制以來，觀察立院運作，一如當年許多人（例如林濁水）警告過的，減半的國會根本沒有足夠委員數，支撐立院運作需要的審議能量。國會減半大致帶來三種影響：
一、許多委員會裁撤或委縮，少數委員獨大，而在整體議事低落下，也逼著立院以扭曲黑箱的「朝野協商」，作為維持法案通過效率的手段。
二、席次有限下，政黨不分區代表十分有限，不僅弱化全國性重要法案的討論，也讓小黨因「單一選區兩票制」失利後，連選不分區代表都得面臨得票率的高門檻。
三、即便是選區立委，也因為人數銳減，必須將有限助理預算大幅用於選區助理，剝奪專業法案助理的空間。更進一步弱化立院有限的審議能量。
整體上除了省了立院一半人事預算，只是造成立院功能萎縮，與行政權更進一步獨大。甚至日前爆發的太陽花運動，雖說導火線是張慶忠三十秒通過服貿的鬧劇，背後遠因，也正是當前體制下立院效率的不彰。
從當前國會窘境，追究當年驟然減半，林義雄挾其「人格者」光環絕食帶來的壓力，以及其對相關論辯空間的剝奪，扮演重要角色。雖說林追求的是「信守政治承諾」的抽象原則，國會減半只是指標，但林不思原始承諾本身的粗糙，強推一個錯誤改革來追求形式原則上的「守信」，仍難辭其咎。
比對今昔，林義雄這次絕食同樣在情感上動人，策略上有效，訴求也都受到民意高度支持。倘若承認上次絕食抗爭的錯誤，又想聲援這次絕食抗爭，就有責任先釐清：這兩次絕食有無本質上的不同，分寸在哪？
● 絕食抗爭簡史：三組著名案例
為思索絕食抗爭的倫理，我回顧了歷史上三組著名的案例：
一、十九世紀晚期，英國發展出追求性別平權的「婦女參政運動」。隨著1903年主戰派的「婦女社會政治團結聯盟」成立，抗爭力度逐步升高，也造成一些運動領袖入獄。從1909年開始，一些婦運份子在獄中絕食抗議，獄政單位初期以強迫餵食因應，結果激起社會廣泛同情，迫使英政府在1913年通過「獄囚（因惡劣健康暫時釋放）法案」，將絕食囚犯暫時放出來，等健康恢復後再重行拘捕。這種作法讓人連想起玩弄老鼠的貓，隨即被稱為「貓捉老鼠法案」（Cat and Mouse Act），不過該法案至少釐清「強制餵食」在倫理上的不人道。隔年爆發的一次世界大戰，阻斷了這股運動動能，但其累積的正當性，讓英國在戰後逐步開放婦女參政權。
二、古代愛爾蘭本來就有「到別人家門口絕食討債/ 討公道」的傳統。一次大戰結束前後，身陷英國牢獄的愛爾蘭獨立運動者，也開始採用絕食作為抗爭手段──例如1917年死於獄中的Thomas Ashe，1920年身亡的柯克市議會主席McSwiney與兩位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成員，1923年愛爾蘭內戰落幕時，更有多達八千名戰犯的集體絕食，在兩人死亡後終止。
愛爾蘭獨立運動絕食身亡的名單，分別在1940與1970-80年代各添加了幾個名字。其中最著名的，是1981年初為爭取「政治犯（不同於一般罪犯、恐怖分子）待遇」的集體「接力絕食」。這場抗爭對上甫上任的柴契爾夫人，對峙七個多月，造成十人身亡，其中包括共和軍前總司令，在絕食期間被選為英國國會議員的Boddy Sands。抗爭瓦解後，新任北愛事務大臣James Prior 才同意囚犯部分具體訴求，卻仍不肯承認其政治地位。柴契爾展現的強硬，備受英格蘭媒體稱讚，卻也引起國際社會譴責，並鼓動愛爾蘭國族主義崛起，揭開北愛暴力動盪的八十年代。
三、影響最深遠的絕食抗爭典範，則發展於英屬印度，特別是曾數度在獄中絕食，並為「非暴力抗爭」建立理論典範的甘地。禁食本就是印度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甘地最初在1913、14兩次禁食，也只是為了宗教上的贖罪。不過接下來三十多年間，甘地陸續曾為聲援罷工、反暴力、跨宗教和平，與反賤民歧視等理由，進行過十多次絕食。他成功地透過自身的苦難，促進在英國殖民下的印度社會，對正義、自由、自主等價值的覺醒，也從而推動印度的反殖獨立。
投身印度反殖運動的絕食者，還包括1929年在獄中絕食至死的革命家Jatindra N. Das，與同年絕食爭取「印囚與英囚平等」的Bhagat Singh。而這股抗爭傳統，也沿用到二戰後印度各語言區的獨立（為行省）運動，例如1952年絕食身亡催生安德拉省的PottiSreeramulu，1967年同樣以死催生喜馬偕爾省和哈雅納省的錫克教導師，高齡八十八歲的Tara Singh。來到當代印度，絕食抗爭還曾用於反土地強徵、對抗非法採礦，以及呼籲節制武裝部隊權力等行動。
● 絕食抗爭的結構特質
對照觀察這些絕食抗爭案例，有以下四點體會：
一、作為政治抗爭的絕食，在歷史上的源頭常與「監禁」扣連。獄中受刑人的自由遭到剝奪，還能用以抗爭的籌碼，僅剩自己的軀體。絕食，正是透過毀壞個人最後擁有的肉身，召喚對手或社會大眾的同情，並以寧死意志凸顯出抗爭議題的嚴重性。絕食抗爭的強大力量，正來自於絕食者本身處境的脆弱與悲劇性。
二、絕食抗爭的關鍵之一，是「抗爭者、當權者，與社會公眾」的三角關係。抗爭固然訴求於當權者的慈悲，也同時期待在當權者不仁時，能號召同情的公眾對當權者施壓。這種特性，讓每場絕食都可能涉及雙層政治：第一層是與當局就「具體措施/ 政策」的斡旋；另一層則是喚醒社會公眾對某種「抽象價值」的重視（如這些例子中的兩性平權、國族尊嚴、反暴力、宗教和平等）。兩層政治間有微妙互動，並牽動到當權者與公眾的關係。
三、由於絕食訴諸於同情，公眾或對手是否能認同絕食者，是絕食成敗重要關鍵。認同與否有兩個因素: 身分、價值正當性。先論身分。對絕食者苦難的情感投射，固有普世的人道色彩，也難免受到我群身分識別的影響。因此同樣的行動，會在英格蘭、愛爾蘭激起不同的情感，也可能在殖民地/ 殖民母國有觀感的差別。
再論價值，並非所有絕食抗爭，都能建立足夠的價值正當性。例如1981年訴求政治犯待遇的抗爭，初期並未得到足夠公共支持，是直到Sands選上國會議員，並讓運動與愛爾蘭國族尊嚴掛上邊，才匯聚龐大動能。但即便如此，比諸甘地曾訴求的反暴力、反賤民歧視、宗教和平等，仍處於不同價值平面。
四、比對愛爾蘭共和主義者跟甘地的絕食抗爭，除了訴求價值的高度不同，抗爭哲學也有異。前者延續英愛衝突戰線，將絕食操作為對英政府的攤牌對決，並以犧牲去號召民族悲情，激化武裝抗爭。以後來揭露的政府檔案來看，當時英政府大臣均立主不能姑息，支持強硬立場。反觀甘地，其為非暴力抗爭發展出的理論典範，強調其目的不是去脅迫，而是去轉化（包含對手在內的）人心，以求在更高境界消弭對抗。其途徑，是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堅持真理──這體現在甘地自創的關鍵字Satyagraha，其結合了梵文的satya（真理）與agraha（堅持）。
甘地曾對Satyagraha提出一系列行動準則，例如：
−放下憤怒，但要能對「對手的憤怒」感同身受。−不報復對手的攻擊或懲罰；也不因害怕攻擊或懲罰，臣服於（自身的）憤怒。
−不詛咒或賭誓。
−不羞辱對手或其旗幟；若他人羞辱你的對手，也要以性命助其捍衛。
−主動配合（不抵抗）逮捕行動或私人財產沒收。
−若入獄，遵守獄方規定，不求特殊待遇，也不為了「無涉尊嚴的」小節而絕食。
−不要造成公開爭執，也迴避可能造成公開爭執的場合。
這是一種容易理解，但不易實踐的境界。也正是這樣的道德高度，讓甘地打破各種國界與身分別的限制，爭取無數世人的同情、景仰與追隨。
● 林義雄的兩場絕食
從前揭理路，回看林義雄2004年對國會減半發動的絕食抗爭，其具備各種形式上成功的條件：林義雄雖不在監，但昔日服刑時發生的林宅血案，賦予他發動強大的抗爭需要的悲劇性。林當時已卸下黨主席，抗爭劍峰指向藍綠黨派立委，身分上不落入藍綠黨爭。而其高舉的「政治誠信」價值，也為厭倦於政客信口開河的民眾所樂見。高度的公眾認同，又在「反輔選」的威脅下，構成對當權政客的壓力。
然而，這次抗爭有個關鍵瑕疵──「訴求」與「價值」之間欠缺直接邏輯聯繫。之前回顧的案例，不管是以婦女參政追求性別平權，以政治犯待遇追求國族尊嚴、在選制中移除賤民歧視，或呼籲教派對話以促進宗教和平，其訴求與價值都有直接邏輯連結。具體訴求的完成，也能確保該價值往後的體現。相對而言，「國會減半」與「政治誠信」本身無關，僅是實踐後者的一個「個案」。強推國會減半，能逼該屆立委在單一議題說話算話，卻無法確保未來政客的誠信。為了這麼形式化的一次性成果，留下一個問題重重、影響深遠的體制。就實質成果，那是場「成功但錯誤」的抗爭。
那訴求停建核四的絕食抗爭呢？
本次抗爭藉著訴求「停建核四」以追求「非核家園」，兩者邏輯關連緊密，不會重蹈上次覆轍。然而不可諱言，「非核家園」不像族群平等、和平反暴力、反殖民、甚至是政治誠信這類價值，那樣被廣被接受為「真理」。反核者，會強調核廢料最終處理方法的闕如、強調風險代價的不可承受、強調環境世代正義。認為反核具有價值的高度。但許多持其它立場者，或許相信科技發展不可限量，或著眼於乾淨替代能源的欠缺，即便對核能不盡滿意，也可能將其視為能源政策中「能被討論的」技術選擇。
這種對核能看法的分歧，正凸顯出這兩次抗爭在客觀條件的差異。價值上，「非核家園」未及「政治誠信」那樣普世，身分劃分上，這次抗爭也更疊合於藍綠對峙線，容易掉入政爭的框架。所以即便兩次絕食主體都是林義雄，甚至這次更老邁脆弱，而地點選擇也更強化歷史悲劇感，其能動員到社會認同強度，恐不及前。
至於本文起點，關於看待絕食行動的分歧評價，其實正反映社會對核四的不同認知。將核四視為「可能選項者」（包括擁核者與無定見者），傾向聚焦於雙重政治第一層，絕食在政策斡旋的意義。他們把「停建核四」當成林義雄此舉目的，即使同情林義雄的身體苦難，反而會將這種不忍視為「情感狹持」，而不滿於其以生命的急迫性，「壓縮討論空間」（雖然同時促進更密集的對話）。
但對反核者而言，林義雄為了走向絕食，背後扛的是「非核家園」價值。他們相對熟悉反核陣營的諸多團體戰線，更熟悉用整體運動的大棋局，從雙層政治的第二層，將「絕食」視為價值喚醒的ㄧ步。他們有許多真心認同「停建核四」的目標，或知道喊出這樣的口號，即便不成，也可能換得其他戰線成果──例如公投法修訂，或環保聯盟針對「拒絕裝填燃料棒」的公投連署（注意訴求戰線的不同）。因此在他們眼中，林的絕食有無庸置疑的正當性。
● 最後的底牌
最後，從我個人的價值立場出發，會如何看待這場絕食？
先說立場。我個人反核四，也確知反核聲浪在過去兩年有長足成長，但我確實不確定，「停建核四」是否是社會多數共識。面對這筆三千億的大爛帳，由於涉及台電是否破產、全民如何分擔、與整體能源計畫，基於民主正當性，我主張廢核四的決定，應由政院舉辦「全國能源會議」（而非如2009年，僅由經濟部能源局主辦）討論，並透過全民公投最終拍板。至於公投投法，可參考拙文〈公投的理路〉。
從上述角度觀望，我將林的絕食視為整波反核運動的「前鋒旗手」，喊出最遠的訴求。在他走向生命懸崖的孤單身影四周，則有許多反核團體串起綿密的網路，發動一系列有節奏力度的抗爭，把對其捨身的心疼，轉化成社會對核安的注目，催促執政當局正視面對。這兩天馬政府被迫做出「一號機安檢封存、二號機停工、未來交付公投、召開全國能源會議」等承諾；這些進展背後，有林義雄凝視的身影，對此我感激。
但感激外，我期盼林能即時退場，千萬別為了對「終結核四」的執著，往生命盡頭跨去。那樣的告別，留給我們太多痛與困惑，也可能催生不必要的恨，不正背叛對林前主席長年追求的和平價值？況且終結核四，需要更多的民主參與來一起分擔。
又或許，他懷中還有我看不見的藍圖，最後才會出手的底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