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勞輸出啟示錄
摘錄自：天下雜誌電子報
2014/2/18
2014-02-19天下雜誌 541期 作者：林倖妃、鄧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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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王建棟 |
去年，已有四千多名台灣年輕人，到新加坡當服務生、店員。他們和外勞一樣，拿的是最低薪、最低階的工作准證，台灣為何變成廉價勞力輸出國？年輕人的未來和出路在哪裡？
投影機強烈的光線打在黑板上，畫面出現大大的「新加坡」三字。背後是旱地拔蔥般林立、在陽光下令人眩目的高樓。
穿著黑西裝，將裡面紫襯衫襯得更鮮明的林資超，環顧將近六十個座位坐滿的教室，「各位同學，有沒有想過畢業後要做什麼？」眼前，是嘉義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三、四年級的學生。
一片凝滯。
這群八年級世代，對未來明顯茫然。
窗外布告欄上，薄薄兩頁的「ＸＸ集團招募新加坡幼兒教師計劃書」在風中翻飛，搶眼的是「相同的工時、相對高的待遇」、「新加坡幣兩千元以上（約新台幣四萬八千元以上）」等字眼。
名片上掛著「獵才部」的林資超，在這場說明會後，總共取得近十五人的聯絡資料。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有興趣。
像林資超這樣的人力仲介，去年下半年開始，不斷穿梭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間。
「才短短兩個月，我就收到五家以上的人力仲介，主動聯繫要來辦說明會，」位在嘉義民雄的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主任王麗惠拿出厚厚一疊廣告單張。
以往專攻輸入菲律賓、越南及印尼等外勞的人力仲介，如今反其道而行，找到新商機，輸出「台勞」到海外，將年輕人源源不絕送到新加坡。但他們多是擔任最低階、低價的勞工。
「其實，我很清楚，這是送學生去當台勞啊！」王麗惠的眼中閃著掙扎。一方面，她對如潮水般湧進校門的人力資源業者有疑慮；一方面，又必須幫學生找出路。因為幼保系學生畢業後，在中南部的平均薪資不過兩萬台幣，連二二Ｋ都不到。
幼教老師只是新加坡來台搶人的最新趨勢，以往「新加坡來台攬才」的大宗是酒店、餐飲業、機場地勤、免稅商店和精品店銷售等相對低薪的服務業。
台灣是否已變成菲律賓、印尼等地，成為低階勞力輸出國？
當媒體呈現光鮮亮麗的新加坡酒店餐飲、地勤業者到台灣招募人才，《天下》記者飛赴新加坡，現場目擊這群遠渡重洋「台勞」的真實狀況和心情。
台勞悲歌一：不能換工作、懷孕就遣返
飛機抵達樟宜機場，才剛出機艙、穿過通道，就看到三十四歲的陳其君，拿著寫有「天下雜誌」的看板，東張西望。
陳其君和多數人一樣，想要到新加坡「闖天下」。因為台灣薪水普遍偏低，去年五月，他毅然轉戰新加坡，「我想要出來試試，不想侷限在台灣，」他說。
他想以在台灣學習到的實戰服務態度和理念，換個戰場磨練自己。
他在樟宜機場的紀念品專賣店，擔任銷售店員。走在琳瑯滿目的免稅商店，他邊指著兩旁的電子產品、菸酒、化妝品等店家，都有操著台灣腔華語，或是拿手機按注音符號的台灣店員蹤跡。
陳其君在台灣的月薪約三萬五千元台幣，而今，底薪加上銷售獎金，平均可月入四萬八左右。
但是人到了新加坡，才發現處處受限。「我們一來，公司就嚴重警告，不能在這邊成家立業，」陳其君苦笑，女性若是不慎懷孕，必須瞞著雇主自行墮胎，或是直接遣送出境。
這就像台灣對待「外勞」的方式。
事實上，這一波奔赴新加坡就業潮中，將近八成的台灣人，都面臨相同的處境。
在新加坡政府的定義中，他們拿的是最低階的工作准證（ＷＰ），意即薪資在二千二百元新幣（約五萬三千元台幣）以下的非技術性外國勞工。
相對於具有技術或是半技術勞工所持ＳＰ（技術工作准證），以及專業工作者的ＥＰ（高階就業准證），持有ＷＰ者在新加坡勞工中位處最低階，簽證效期每次以兩年為期。期間必須每半年接受體檢、不能擅自換工作、不能結婚、不能懷孕，懷孕就必須遣送返國。
根據新加坡人力資源部估算，目前在新加坡的台灣人約六萬餘人。從早期的投資移民、專業移民，短短的十年間，轉為最新一波的低階移工。
根據台星仲介業的估算，這股新加坡就業潮，從一一年約三至四百人，一二年已有上千人，到一三年竄升超過四千人。短短三年，以十倍速度成長。
「這是相當保守的估計，」世新國際人力資源公司總監周海澄強調。
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今年一月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報導，斗大的標題寫著「看見台灣生力軍」。
「持ＷＰ者屬於低階工作者，容易被取代，政府也不希望他成為公民，」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跨國移工研究的澳門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呂家玟，對這樣快速的變化，非常訝異。
因為在新加坡這樣工作階層嚴謹的社會，拿的工作證種類，就代表了個人的價值。
而持ＷＰ的人，很難翻身晉級。
台勞悲歌二：四房一廳 擠滿二十多人
除了闖天下的抱負，有許多年輕人是因為對前途不確定而出走。去年才從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八年級生宋薇儀，和記者約在超大型購物商場。
在地狹人稠的新加坡，購物商場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僅有的休閒空間。
「我沒有一技之長，又揹著二十幾萬元助學貸款，實在不知道未來能做什麼，」身高一六五公分、身形微胖的宋薇儀，就跟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一樣，對眼前開展的人生，充滿困惑。
當時她認為赴新加坡可以累積經驗，而且薪水三萬多台幣起跳，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
她透過人力仲介，謀得在樟宜機場的書店打工機會。一個人拎著塞滿棉被、枕頭，以及大罐洗髮精和沐浴乳的行李箱，坐了四個半小時的飛機，漂洋過海到新加坡。
抵達第一天，她就後悔了。
透過當地仲介代租的宿舍，四房一廳的組屋擠了二十多人，狹小的房間內塞了三張上下舖。
「晚上只要一動，整張床就嘎吱、嘎吱響，」她形容，一張床位，連張放電腦的書桌都沒有，租金約台幣六千元。
「我過的是一半的人生！」宋薇儀的臉上帶著笑，一種自我嘲諷的笑容。
新幣一千四百元（約三萬四千元台幣）的薪資，連當地大學生一半的薪資都不到。為了省錢，她限制自己每天三餐總開銷不得超過十元（二四○台幣），相對於其他新加坡同事，一餐十元是常事。
到新加坡半年，省吃儉用攢了將近三千元新幣。她的行囊中，只多了一雙拖鞋和一顆籃球。
在住家社區的籃球場，常常可以看到宋薇儀獨自一人投籃的身影，這是她休假時，唯一能從事的不花錢娛樂。
因為一口破爛英文，被同事欺負更是常事。在樟宜機場上班，她每天看著頻繁起降、來來去去的班機，不自覺地掉淚，心中總想著，「哪一班才是我能搭上的班機？」
沒有想過乾脆放棄回台灣嗎？「我不想輸。如果回去，一輩子就只能這樣了，」宋薇儀的努力，讓她在農曆春節前，獲得公司頒發的「最佳新秀獎」，從近百個同事中脫穎而出。
「在這裡，當台勞，我知道，」宋薇儀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字字都有過去一百八十天的血淚和心情。但如果回台灣找不到三萬五千元台幣的工作，「我想我還是會再到新加坡工作，賺錢嘛！」她說。
台勞悲歌三：整套輸出，就和外勞一樣
從七年級到八年級，這代表台灣未來的整個世代，都陷入低薪的窮忙魔咒中。巨大的低薪「推力」，正將他們推離台灣。
新加坡成為面對茫茫未來的新選擇。而他們也稱呼自己是「台勞」。
從人才外流，到成為台勞輸出國，對自詡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來說，是令人震撼的警訊。
新加坡與台灣人的巨大薪資差距，造就了這波「台勞」潮。出走的多是二、三線的大學畢業生。「我曾在一九九七年到台灣，當時大學生畢業薪水台幣三萬多，和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仲介業者Ｈ先生說。
然而，當他二○一一年底再度赴台，聽到電視新聞嚷著年輕人二二Ｋ，他算算不過新幣九百元，而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卻要三千元（約七萬二千元台幣）以上。
「台灣薪水這麼低？我也不懂，」十八年來，從印度、孟加拉、中國引入勞工，滿足新加坡營建和石化工業所需，他立刻感受到新市場來臨的悸動。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開放服務業引進外勞，限定馬來西亞、香港、澳門、韓國和台灣，同時減少來自大陸勞工的比例。過去服務業幾乎都聘雇馬來西亞華人。隨著馬國近年經濟快速發展，澳門人口本就少，多仰賴外來人力，韓國人華語不通……，算來算去，台灣人是替代人力缺口的新選項。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會送台灣人出去當台勞，」世新國際人力資源公司總監周海澄說。
「這是台灣的悲哀，」從事人力仲介超過二十年的王景政，一月到新加坡考察當地環境，發現台灣整套輸出模式，和輸入外勞幾乎如出一轍──利用兩地薪資價差，從中賺取仲介服務費。這讓他不由地發出喟嘆。
王景政在印尼、菲律賓都設有公司，將印尼人、菲律賓人輸出到台灣，再由台灣的公司辦理輸入，採取從輸出到輸入「一條龍式」做法。
就他的觀察，不論是菲律賓或是印尼等人力輸出國，當地政府近年都在想辦法將人留在國內。「台灣竟淪落到換我們送出去，還是送到和台灣同屬四小龍的國家，」王景政搖了搖頭。
更值得感嘆的是，台灣政府對年輕人出國當台勞，似乎還不知不覺。
是台灣的環境缺乏希望，還是高達一三．二％的青年失業率，逼得年輕人出走？
長期從事移工研究的呂家玟指出，很多人是因為在原來所處環境，沒有出路、沒有前景，只有消耗，只能一波又一波被迫出走。
但出走若沒有清楚的目的，往往會受到虛幻的夢想，或是不肖人力業者從中操弄。
「在新加坡，對於拿ＷＰ的勞工，老闆根本不可能好好訓練，或做人才培訓，」她提醒，新加坡政府政策已經限定低階勞工無法向上流動。
即使如此，台灣還是有人前仆後繼，懷抱著打拚的夢想，一波波赴星。
台勞悲歌四：「鍍星」履歷，加分有限
下午四點，揮掉屋外不斷滴落的雨滴，走進和五星級的文華酒店同等級的賓華酒店。
穿著寬鬆制服、手腳俐落的廖英翔，將床鋪好後，一眼掃過浴室，立即轉往門外的行動車取來衛浴用品，逐一補上。每天必須打掃十四間客房，對他來說，一間客人退房的房間，平均三十分鐘就可以整裝完畢。
淡江大學資管系畢業，現年三十歲的廖英翔，在賓華的月薪一千六百元新幣（三萬八千元台幣）。扣掉匯回家的七百元，以及生活費、房租費、交通費，身上所剩無幾。
到新加坡不到一年，原本三十二吋的褲子，如今瘦到只要雙腳併攏，就會自動掉下來。「賺錢不是我來的最主要目的，而是想要培養自己在專業領域的能力，」他的目標是打拚到副理、經理的位置，熬到台灣飯店來挖角。
但光靠企圖心和決心，能不能打破新加坡政府，對工作階層設定的「天花板」？還有待未來驗證。
「坦白說，這群年輕人有沒有發展，現在說還太早，」一位長期主跑人力資源的新加坡記者觀察。但持ＷＰ工作證者受到政策限制，的確不容易，要落地生根更困難。
《天下》記者回台時，在樟宜機場再度碰到在巧克力專賣店，擔任銷售店員的何家欣。
「我打算，或許做滿一年就回台灣。」當初向銀行貸款借了十五萬台幣，她滿懷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現實和夢想，還是有落差，」她悄聲說。
「你問我學到什麼？」曾在新加坡飯店工作兩年半，郭荃雯沉思半晌，「我滿怕你問我這問題，我答不出來。」
返台後，她同樣從基層做起，在南部某大飯店站櫃檯。她給了個「也許是適應不同文化」能力的模糊答案。
「鍍星」顯然對重回台灣職場的年輕人，加分有限。這樣的現象，對台灣來說，或許是重重一擊。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窮忙又茫然的「茫世代」，能何去何從？
「台勞」也是大家接受的選項嗎？
